1999年8月，薛忆沩的长篇小说《遗弃》再次出版，并被评论家艾晓明收入由她主编的《边缘文丛》。《遗弃》1989年3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薛忆沩称这部小说只有十七个读者。但是，读过这部小说的周国平、何怀宏、艾晓明等人都给予小说很高的评价，强调它不同凡响。艾晓明甚至指出，不关注这部小说，我们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生活的了解将是极不清晰的。
在这个注重新闻性、轰动性的年代，薛忆沩与他的小说《遗弃》似乎注定无法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如果他们有机会了解这个人的见解，隔膜或许不仅不会消除，反倒会进一步加深。因为他的观念跟我们多数人的观念都不一样。我选择他作为一个谈话的对象，并不想为那些急于下判断的人们提供一个说对说错的机会。我只是想让这个人呈现。这是一个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座城市的人，但是他跟我们如此不同。他的经历和意见，对他的文学创作固然是一个直接的说明，对一般人的生活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照系统——差异就是光芒，照亮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暗处。
2002年1月，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如约在深圳书城边上的那个汽车站见面。然后我们横过天桥，走进一家酒吧，找到一个光线黯淡的角落坐了下来。这个地方几乎听不见背景音乐。一对男女坐在不远的地方。服务员不时地走过来往杯子里加一点白水。谈话就这样进行。
你能首先谈谈最近的生活吗？
从1997年7月以来，我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给了我的儿子。我既当他的父亲，又当他的母亲，还经常要兼职做他的同伴。以前他去上学之后，我还能够得以“稍息”。最近，他不去学校了，我不得不做更多的兼职，兼职做他的老师和同学。所以，最近连“稍息”的机会也没有了。
这听起来好像并不是怨言。
是呵，生活其实就是命运。卑微的命运。它应该早在基因图谱中就已经确定下来了。我只是在身心极度疲惫的情况之下才会对这种生活发泄一下不满。更何况，这种生活还有积极的一面，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可重复使用的借口：我总是用它来拒绝嘈杂和肤浅的应酬和会议。“哎呀，不行呵，我儿子……”这样简单的半句话让我推掉过无数的“局”，各种各样的“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儿子为我的生活减了负。
你刚才说他现在不去学校了？
是的，从去年6月开始他就没有上学了。没想到这么快，都已经七个月了。
这是你的安排，还是他自己的选择？
是他自己的选择。有一天，他从学校回来之后对我说：“爸爸，我不想去学校了。”我对学校的教育也早有不满，所以没有多问原因就纵容了他的想法。事实上，我开始以为他只是一时冲动，过几天就会反悔。没有想到他根本就没有反悔的意思。这样，一场全面的复辟开始了：我这个大学老师开始对自己的儿子施行“私塾”教育……这种教育的优点是可以去粗取精，将学校里灌输的那些糟粕彻底抛去。他有更多的时间去读闲书了，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运动和练钢琴。他还在学小提琴。一年前的一天，他也是突然对我说他想学小提琴。他的目光那样肯定。他的语气那样认真，我也感到无法拒绝。我就为他去找了一个老师。因为已经有钢琴的基础，他的小提琴进步神速，不到一年的时间，老师就让他练起了拉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和维尼奥夫斯基的《传奇曲》。这据说是考五级的曲目。
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考过级。
是的，他从来就没有考过级。他已经学过很多年的钢琴，水平已经不低，也从来没有考过级。我认为考级是这个时代的闹剧之一。我听说不少考过了很高级别的孩子其实根本就不喜欢音乐，他们家里除了那些考级的曲目之外也听不到其他的音乐。而我儿子的房间是充满音乐的房间，他读书和休息的时候也总是有大师在为他伴奏。有一天，他走到我的书桌旁，煞有介事地对我说：“爸爸，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就是喜欢音乐。”我并没有太当真。但是，我觉得“喜欢”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个时代试图把一切都“量化”。这大概也是一个“现代化的陷阱”吧。你知道，体制内的作家都是有“级别”的。这种“级别”既是对文学的玷污，也是对作家这种神圣职业的玷污。对写作进行量化，字数就可能会成为考核的一个目标。像我这种奉行古典主义原则的人，总是讲究叙述的节制，恐怕永远都只能蒙受“初级”的羞辱。
可是你的儿子已经很“高级”了，这应该是一种安慰。看来，你的“私塾”教育真是富有成效。
我想“私塾”教育最值得夸耀的并不是这些可见的成绩，而是那些不可见的影响。比如，他可以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地思想，他不必为自己的淘气和“迟钝”而蒙受老师的呵斥，他更不必为我这种从来不与老师拉关系的家长而遭受老师的冷遇。还有，他没有考试了，这太重要了。这几天，全市的小学都在进行期末考试，他以前的那些同学们每天都要为背诵那些枯燥无聊的课文花费许多时间吧，而他却在家里一遍又一遍悠闲地欣赏着阿什肯那齐演奏的拉赫马尼诺夫的钢琴全集。你看他多么开心。我认为，小学应该取消一切形式的考试。我们都称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小学阶段的考试就是成年人对这些“花朵”的践踏。语言学在研究认知能力的时候发现，大概在十二岁左右，人的认知方式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十二岁之前，人具备“习得”的天赋。这个阶段，我们不应该用成人的方法来对待孩子获取知识的过程。我们不应该促使他们去“懂得”所学的东西。成年人总是抱怨孩子们不懂事，其实孩子们就应该“不懂事”。
你对小学教育有许多的看法。
我曾经在《南方周末》上写文章批评过小学的语文课本。我说不应该通过那些无聊的课文强迫孩子们去“爱”那些抽象的概念，那些伟大、光荣、正确的概念，而应该引导他们去爱具体的对象，比如父母、朋友、树木和动物。当然，老师本身也是问题。我经常听见小学老师对天真的孩子们使用非常刻毒的词语。成年人之间有“人身攻击”的罪名，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们就可以随便对孩子们进行“人身攻击”，对他们施加语言暴力呢？也许很多年之后，中国的法律也应该来关注这个被忽视的角落。
再谈谈你对大学教育的看法吧。
我已经有六年在大学任教的经历。每年我都给刚从中学上来的学生们上写作课。天呵，他们的美感和想象力都到哪里去了？中小学语文教育强加给了他们一种对自己的个性或者说对人性不负责任的写作习惯。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应付高考，但是他们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既没有写作的诚意，又没有对语言和生活的敬意。还有就是“扩招”的问题。最开始，我的班上只有二十个学生，现在一个班上有八十个学生。这是大学里的“人口爆炸”。八十个人的写作课怎么上呵？不久前，我读到一个美国人写的一本书。里面谈到美国的人口增长对大学的影响，他注意到了“instruct”（指导）与“educate”（教育）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对于数量庞大的学生，你顶多可以去“指导”一下他们，而不可能充满情怀地去“教育”他们。汉语中的“教育”这个词本来也是充满人文关怀的，但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已经没有这种情怀了。
你显然已经厌倦了你现在的工作。
是的。我越来越厌倦了。我的一位同事在我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就提醒我，一个人不怕有多聪明，在大学里教五年书就可以把他自己教成一个傻子。我本来就不够聪明，而现在又已经教了六年书了……
但是，你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也许你的那位同事应该修正一下他的说法。
是的，我还知道厌倦，这说明我的智商目前还处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我是一个非常宽厚的老师，大概这座城市里的不少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印象。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学生进行过考试，这是我的教师生涯中值得炫耀的“业绩”。我从来不想给学生太大的压力。相反，我认为，学生应该给教师压力，应该经常向教师提出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令教师的大脑亢奋，令教师的思想得到磨练。一个得不到学生挑战的教师是一个不幸的教师。
你是《遗弃》的作者，你放弃现在的工作一点也不会让我感到奇怪。
遗弃公职恐怕是《遗弃》作者命中注定的下场。
遗弃公职之后，你将靠什么为生呢？
我也许会去当一名家庭教师。你看，换汤不换药，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传道授业解惑”的行当。要知道，我可以开中学阶段的所有课程，当然我最愿意教的还是数学。每次接触到数学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快感。这种感觉是“纯天然”的。我有时候可能会为自己开设的课程开出非常贪婪的价格，有时候又可能会施行一些“义务教育”……这一定会扰乱市场秩序吧。还有，如果将来允许办家庭大学，我就会去办一所。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绝不会“扩招”。
我们还是先不要谈那些遥远的事情。现在，我想知道，你教了一年的“私塾”，是不是也有点厌倦了？
当然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我的儿子比我的学生们大方得多，他经常挑战我，这令我非常快乐。比如，不久前有一次下钢琴课之后，我表扬他的钢琴老师说：“这位老师真有水平。我发现过的你的那些问题他都发现了，他强调的正是我强调过或者想要强调的。”我的话激起了他这样的回应：“这可能正好说明他没有水平呢？！”我高兴地把他抱了起来，高度评价了他的幽默感。儿子对我的挑战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之一。
你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是的。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讨论。我会很认真地去欣赏他的看法和说法。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在一起做一些淘气的想象。他是一个有趣的孩子：有点诗意，有点思想，有点幽默。这很适合我的“朋友”概念。尽管在小学老师的眼中，他是一个“差生”，我愿意与他做朋友。我不希望他被成人社会过早地加工成我的“敌人”。
是呵，几乎所有人都在同一个框架里想问题。所以，像你这样摆脱出来很不容易。
我发现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些对自己的孩子寄予无限希望的家长，大多数都是在教育制度中比较失败的家长。而那些自己在这种教育中比较成功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反而不是那么苛刻。当然了，我们现在的欲望或者行为都跟我们的记忆有关。就好像吃饭为什么会令我们那么高兴呢？至少部分原因是我们有饥饿的记忆。期待成了对历史的一种清算，或者是一种控诉吧。争取你过去没有的东西当然好像是对的。这是一种生活的逻辑。恐怕只有宗教才能够推翻生活的逻辑。
不过薛忆沩，像你这样一个人，似乎并没有借助宗教的力量，却也能够游离在许多“生活的逻辑”之外。你的生活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对我自己可能都是一个秘密。有一次，我的一位同事对我说，导致我现在这种生活态度的原因只可能有两个，要不就是我出身高贵，要不就是我曾经遭受过重大的挫折。当然，我的出身并不高贵，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么按照他的逻辑，我就应该是受过重大挫折吧……其实，这种态度与那种天赋的恐惧感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我在很小的时候，在还“不省人事”的时候，就对“死亡”有奇特而强烈的恐惧。这种恐惧伤害着我的身体，触动着我的心灵，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看法。这种伤害、触动和影响在我的文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我的所有作品都涉及到死亡。在我的作品中，死亡和爱情是两条纠缠不休的线索。
还有另外的秘密吗？
还有就是那种天赋的负疚感。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家中型国营工厂的领导。小时候，我经常与他一起坐着工厂里唯一的北京吉普出入工厂的大门。这种特权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折磨。从车窗后面打量着上下班的人流，我脆弱的内心马上会被强烈的负疚感抓住。我会尽量将身体蜷缩在后座的角落里，将头尽可能地低下去，就像是一部欧洲电影里对生活异常困惑的孩子。我至今对各种各样的特权都充满了反感，这种反感导致了我对权力本身的怀疑。那是1974年，那时候我还只有十岁。
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特权的负疚导致了你对卑微的发现……
除了这两种心理的过程之外，应该还有来自科学的影响。具体地说是天文学。我的一个朋友说所有的人在走进社会之前，都应该学一下天文学。我很同意这种说法。天文学让我们敬畏“无限”的威力和神秘。正确的人生态度应该建立在这种对“无限”的敬畏之上。与光年相比，人生只是一个抓不住的瞬息；与天体的分量相比，人体只是看不见的尘埃。在宇宙的发展史上，整个人类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品种，全部的人类历史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喧嚣和骚动。
因此，“卑微”成了你的一个关键词。
是的，卑微是生命的本质。所以，人生的态度也应该是卑微的。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异类”。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我这种卑微的感觉与这个时代的精神不合拍。你看，“我们”动不动就“赢了”。这是一个趾高气扬的时代。据说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对一位外国研究者态度不好，因为那个人是坐着公共汽车来找他的，好像不够级别。你看，我们中国作家是多么的势利。我经常听到外国人说中国人很势利。其实，势利是多么荒谬啊，它背离了生命卑微的本质。设想一下，如果上帝有一台电脑，我们就不过是它生死簿里的一个文件名，是随时都可能被它“删除”的。哪怕上帝对我们足够耐心，与无限的宇宙相比，我们也只是瞬息和尘埃。势利是多么荒谬啊。
让我们再谈一下卑微感的来源吧。
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体会生命的卑微。“死亡”是我的角度。我在很小的年龄就对死亡有极度的敏感，就对生命的脆弱有很深的感悟。上帝给予我的所有的优越都无法让我偏离关于生命的这种“正见”。“爱情”是卑微感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我们总是觉得不配自己所爱恋的人。这是爱情忧郁的基调。我们也总是发现已经得到的爱情与我们想得到的爱情之间有不可思议的距离。“完美”就像“无限”一样，不是有限的生命可以占有的。
也许你的神经类型与其他人不同吧。
你在寻找生理学上的解释。要知道，这是我不愿意接受的解释。有时候，我很担心我的儿子会继承这种特殊的神经类型。我希望他用不同的方式去感受事物。
意识到生命的卑微，人应该会有不同的活法。
一个能够领悟“无限”之实和“有限”之虚的人应该会活得清淡一点、幽默一点、率性一点、利他一点。利他是我极力推崇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我推崇的个人主义是带有强烈理想主义特征的个人主义。
谈谈你的经历吧。你是什么时候来深圳的？
最早是在1987年的7月，然后是一段漂浮不定的日子，基本安定下来的时候已经到了1990年的3月。不过，1993年9月我又离开去广州读书，完成了我的语言学博士学位。那次离开的目的比较明确，就是想将来拿到学位后能够进入深圳大学任教。当然，语言学是我很早就非常着迷的学科，这次离开因此仍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1996年2月，我开始在深圳大学试教。同年秋天，我如愿以偿，正式成为深圳大学文学院（当时还是中文系）的教师。这不仅意味着我终于在深圳获得了合理的身份，也为我的“重返”创造了条件。
你是不是觉得不能适宜嘈杂的社会，才想躲到相对安静的高校里去呢？
实际上，我是一个有清晰的社会生活头脑以及很强社会生活能力的人。我能够应付很多的场面，也很善于与人沟通。但是同时，我又非常厌倦肤浅的社会生活。每次在社会生活中如鱼得水的时候，我都会有荒诞的感觉，都会在心里暗暗嘲笑和挖苦自己。
当初为什么会来深圳呢？
部分原因是我的父亲已经在深圳“下海”。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对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变化有准确的判断。也就是说，我的选择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背景。在1988年7月到1989年1月之间，也就是我二十四岁那一年中间的六个月，我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现在好像尽人皆知的《遗弃》（最初它的名字是《业余哲学家》，知道这一点的人可能不多）。去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全美亚洲研究协会的大会上已经出现了关于它的研究论文。另一部就是至今仍然不能出版的《遥远的San Francisco》。为了避开它屡遭退稿的“坏名声”，我现在将它改名为《一个影子的告别》。1998年秋天，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曾经发表过艾晓明教授关于它的评论。《遗弃》探讨社会生活对精神世界的侵犯，其中的关键词是“混乱”；而《一个影子的告别》探讨社会动荡引起的个人处境的危机，其中的关键词是“告别”。“告别”意味着我们正在远离我们“本来”的生活。“告别”也是一种“遗弃”。关于当时的未来，也就是关于现在和今天，两部小说都是预言性的，两部小说的情绪又都极为悲观。
你最开始是学理工的……
我十七岁那一年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在六系（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学习。那时候学计算机这个专业的感觉跟现在应该非常不同。我在大学学习四年，真正能够触摸到键盘的时间只是毕业前最后的那几个星期。那时候我们是将程序写在程序纸上，交到计算机房的窗口里面，由机房的人制成一大叠卡片递出来。我们需要去检查卡片上的小孔是否正确，就像佛罗里达州的公务员筛选美国总统选举的选票一样。然后，我们再将通过了检查的卡片从窗口递进去，由机房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上机。对于当时那些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唯一能够向他们打开的只有那样一个由建筑材料构成的“窗口”。
你在大学阶段不再是一个好学生了。
我在大学阶段是一个极为反叛的学生。1983年11月，在反“精神污染”运动的高潮，我甚至有过一次“逃跑”的经历。我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我神情沮丧地从王府井新华书店出来，直接去北京火车站，买了当天回长沙的车票……这是一个太长的故事，先搁置起来吧。我记得班主任有一次对我说：“薛忆沩，你如果能用十分之一的时间来学习专业，就会有很好的成绩。”尽管我对自己的能力有清楚的认识，知道即使自己用全部的时间来学习，专业的成绩也不可能很好，班主任的鼓励还是让我有点得意。当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苦思冥想和走街串巷之上了。我骑着破烂的自行车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北京是跟现在的北京完全不同的北京。那已经是不复存在的“北京”，它只幸存于我们的记忆之中。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舍得为学业花费那“十分之一”的时间。我庆幸自己的吝啬。否则，我不仅仍然是电脑方面的白痴，还可能对“北京”也完全无知。
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过去。
这大概就是“青春无悔”的意思。我那时候有不少激进的举动。比如考试的时候，总喜欢提前交卷。有一次考高等数学，我留下最后一道三十分的题没有做就交卷走了。我记得当时监考老师好心地提醒我说，你只做了七十分的题目就能够保证自己及格吗？！我说我能够保证。后来，我真的及格了。我在大学阶段只有两次不及格的经历，都属于“事在人为”。考“电路原理”的时候，我只在考场上坐了四十分钟就走了，因为我怕耽误了回家的火车。那是寒假前的最后一门考试，我当时故意订了离考试结束时间很近的那一趟火车的票。那一次我的确没有及格。还有就是我从来都憎恶作弊。每次考试的时候，教室的前几排座位都没有人坐，而我总是勇敢地坐在第一排。我知道挤在后面几排是很容易作弊的。我也知道许多同学不将作弊当回事……不过，关于作弊这件事，我认为不妨为它正一下名。我那些经常作弊的同学中有不少是成绩很好的。他们现在可能都成了专业上的精英，都在为社会做贡献。而我这个遵纪守法的学生却是一个专业上的白痴，一个“多余的人”。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道德有时候真的非常可笑。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结论。
另外，我在大学阶段已经对无聊的集体活动表现出了极度的反感。记得1984年10月的国庆游行和随后的集体舞晚会吗？就是有学生举出“小平您好”的标语的那一次。当时我们全班同学都在由北京高校学生组成的那一段游行队伍里。我是唯一的缺席者。我记得我们的指导员在劝我参加游行和集体舞练习时说：“薛忆沩，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啊。”我那时候还没有悲观到认为历史是一场噩梦的程度，但是我拒绝了参与那样的历史。在无聊的集体中，我总是感到极端的孤独，孤独到甚至会出现明显的病理反应。反而在独处的时候，我感觉平静和充实。我对集体的意识和无意识都极为恐惧。这种恐惧大概也是我不再看报纸和电视的原因。这导致了我的“孤陋寡闻”。我在深圳大学一位同事的弟弟是中央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是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人物。一天在办公室里大家提到他如雷贯耳的名字，我居然着急地问他是谁，暴露了我极度的无知，闹了大笑话。
很多人都知道你对电视和报纸的这种“不”嗜好。
一张报纸或者一台电视机其实就代表着一个庞大的集体。新闻是这个世界上最短命的东西。我越来越不愿意自己的生活受新闻的影响。我是简约主义者，遵循一些古老的准则。那些准则好像是来自几何学，或者近一点，来自法国的唯理论。我总是在寻找我的生活可以简化到什么程度，比如我的食物可以少到什么程度，我的房子可以小到什么程度，我的职称可以低到什么程度……我的生活似乎是经过复杂的数学论证得来的。这种论证是我关于生命卑微本质认识的一种延伸。当然，在许多“正常”的人看来，这种对生活不断的反省是一种“病态”。
这种“病态”有更早的征兆吗？
其实我的“病变”发生在中学阶段。我是儿童心理学理想的病例呢。我本来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大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也就是十五岁左右，我突然就开始反叛了。在家里，我与父亲就许多重大问题发生争执。在学校，我不再将大多数老师的陈词滥调放在眼里。我还辞去了我的班长职务，我还拒绝写入团申请书，拒绝“向组织靠拢”。但是同时，我却以不可思议的狂热向知识靠拢。那时候，爱因斯坦是我的偶像。因此，康德也尾随他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最早读到康德的时候刚满十四岁。我读到的是商务印书馆很早的版本。你看我有多么幸运：远在法定年龄之前，就知道了“物自体”的存在和不可知。这种不可知的绝对存在让我对生命的卑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再往后两年，萨特的死给一代中国人送来了“存在主义”。我永远不会忘记从1980年第5期《外国文艺》杂志上读到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时的激动。那次阅读对我个人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母亲对我完全放纵。我还在高中阶段，她就同意我订阅《哲学译丛》和《自然辩证法》一类的刊物。她对我的放纵一下子就将我的世界从空间上推到了苏格兰，从时间上推到了古希腊。我从此就不再是中国中部一座省会城市里的一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了。我开始“生活在别处”。
大学毕业以后呢？
我被分配到位于株洲（距离长沙五十公里）的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我一开始并没有服从分配，而是通过家里的关系进入了位于长沙的湖南电子研究所，在那里的销售部工作。但是经过多方努力，南方动力机械公司仍然不肯让步。半年之后，我不得不服从分配，去那里报到。报到的当天，我就向人事处的负责人提出了调离的要求。当时那家没有什么活力的国营企业里有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那些来自广东的年轻人，都在要求调离。那是一些探到了时代脉搏的年轻人。但是，单位以“国家的规定”和“公司的章程”断然拒绝我们的要求。在经过五个月毫无成效的努力之后，有一天我平静地走进我所在的工艺研究所领导的办公室。我递给他们一份声明，声明我将在那间办公室里为我的调离开始绝食。注意，这是1986年。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我在声明的后面写出了我家里的电话号码，我让我的领导们通知我的父母亲做好来那里收尸的准备。你知道公司领导多长时间就妥协了吗？二十分钟。仅仅二十分钟。当人事处长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劝我“想开一点”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不是为自己的胜利而流泪，我是在为权力的脆弱而流泪，为那些国家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荒谬而流泪。胳膊拧过了大腿……当天下午我就被通知去办理调动手续。接着不久，其他那些年轻人的调离申请也都被批准了。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几年之后，他们还有人打电话来向我这个“敢死队员”表示感激。他们相信没有我当时的“壮举”，他们的一生可能就会要葬送在国营企业里。你看，个人主义还真有利他的功用呢。
这样你就回到了长沙。
是的。我到了湖南省政协属下的湖南经济建设促进会工作。那是一家没有明确职能的官僚机构。名义上，它的作用是帮助各县市发展地方经济，而实际上，它不仅对地方经济起不到任何作用，还会增加地方上的负担。有一天，我随机构的领导去考察一家据说账面上只剩下两百元的小工厂。我们在那里装模作样地“考察”了一通之后，就被领进了工厂食堂里的包房。款待我们的饭菜非常丰盛，甚至还开了几瓶不错的白酒。而从房间的窗口，我可以看见那些目光呆滞的工人。他们的饭盆里是食堂提供的最粗糙的饭菜。那个时刻，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机构领导的那些假话和空话根本就帮不了那家工厂。我知道，我们那一通吃喝之后，工厂马上就要关门，工人们马上就要失业……我至今憎恶大吃大喝，大概跟那一次“犯罪”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这时候，你进入了自己的文学状态……
是的。1987年8月在文学界很受关注的《作家》杂志头条发表了我的中篇处女作。那是对我的激励。接着，我写下了一部用很主观的语气评说中国哲学史的“哲学书”。那当然是一部永远也不可示人的浅薄之作。但是那种写作的经验以及那一年迷惘的生活给了我巨大的灵感。1988年7月我完成了一部题为“业余哲学家”的长篇小说。考虑到市场的效应，我最后将小说更名为《遗弃》。真诚的文学状态让我再也无法忍受官僚机构的虚伪了。1988年12月我向单位请了长假。我终于冲破体制的罗网，像《遗弃》的主人公一样，成了一名“自愿失业者”。这种自由不仅让我可以更激情地投身于文学创作，还让我能够独立地体验随后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和生活。1989年春节前夕，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完成。小说最初的名字是《遥远的San Francisco》，后来因为无数的波折，我将它更名为《一个影子的告别》。这当然是一个更贴切的名字。接着，《遗弃》出版了。拿到样书的那一天我骑车从出版社回家的路上经过湘江大桥的时候，遇上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我立刻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文学的孤舟猛烈地撞上了历史的冰山。
那是1989年的4月，那是《遗弃》的第一次出版……
是的。那是一次自费出版。金钱果然带来了效率。否则，《遗弃》的传奇就不会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出现了。《遗弃》的写作和出版过程对我的神经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我是一个为文学活着，也想靠文学活着的人，但是我的写作却不能成为我的生活来源。怎么办？是遗弃文学，还是遗弃生活？我怀着深深的敬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现在，这部小说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版图里的“传奇”，有头脑的人应该完全清楚，它的重版如果没有可观的经济效益，至少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风险。可是，负责重版的出版社并不这么看。在开印的前一天，他们居然提出要勾销合同中注明的版税。生存还是毁灭？我又遇到了哈姆莱特提出的终极问题。我又一次为文学向苛刻的命运低头……当然，远离利益对我的写作本身有巨大的好处。它让我本来就很纯粹和自由的写作从此可以更加纯粹和自由。
关于《遗弃》，最近还有什么“利好”消息吗？
我从《遗弃》完成的那一天开始就确信它是一部会要走得很远的作品。现在，知道它和谈论它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久前英文《中国日报》对它做过大篇幅的评介，它现在甚至有了国外的研究者。
再谈谈《一个影子的告别》吧。
这是一部经历更加坎坷的小说。1989年春节前的那一天清早，我五点钟就起了床，因为我知道我姐姐马上就要从广州回来，我想赶在她回来之前完成那一次持续了将近半个月的写作的冲刺。我奋笔疾书。大概在七点半左右，我姐姐开始有点不耐烦了。她不停地敲击我的房门，我没有理睬她。她对我的固执非常不满，在门口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还是没有理睬她。我一直写到将近九点钟才放下笔……我写完的就是《一个影子的告别》（当时名为《遥远的San Francisco》）。后来每次谈起这部作品我就会听到我姐姐的敲门声。这个细节也让我对世事的变与不变有很深的感触。我姐姐在1993年已经变成了英国公民，而在她的敲门声骚扰下完成的小说却仍然是一部未刊稿……已经十多年了。这些年里，总有人在为这部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努力，最终却都以徒劳告终。也许将来它也会像《遗弃》一样成为某一个年份里的“文化现象”吧。去年12月，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做了我的一个专辑，其中包括了这部小说的节选。这是这“徒有虚名”的小说文本的第一次面世。
二十四岁真的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关键的年份。
是呵。我当时狂热地相信，如果我的那两部长篇小说不能堂而皇之地出版，我的二十四岁就不会过去。因此，我将自己的二十五岁生日锁定在《一个影子的告别》出版的那一天。也许那时候我已经五十二岁了……这又是我需要虔诚地感谢命运的一个理由，它要让我将更年期当成青春期来过。这样的享受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尝到的。
经过一个复杂的年份，九十年代出现了。
我在文学上最初的突破应该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当时我在国内的一些名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作品，而且在台湾也颇有点运气。我第一篇寄到那边的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被作为“小说精选”刊登在《联合文学》之上。紧接着，我又得到了《联合报》的小说奖，就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得奖的那一届。那是我们这两个“工科男”之间的“文学缘”。我得奖的小说是一篇在大陆没有任何人愿意刊登的看上去很平淡的作品。我得到的奖金好像是当时大陆能给那篇小说开出的稿费的三百倍。这真是非常滑稽的对比。随后还有更加滑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现在都不愿意再提起它了。总之，我发现我开始被人关注。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对个人的许多关注都并不是善意的。
你好像因此停止了写作。
那是我1988年8月进入文学状态以来的第一次休眠。一共有差不多六年。我有点睡过头了。等想重新拿起笔来的时候，我发现写作竟是那样地吃力。我应该感谢《天涯》杂志和《湖南文学》杂志，他们的欢迎帮助我慢慢地苏醒过来。
现在你仍然在写作吗？
我又有差不多十八个月没有写作了。我的最后一次较大的写作行动爆发在2000年8月：我用七天的时间完成了后来人们在《收获》杂志上读到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这段没有写作的时间里，你做了一些什么呢？
主要还是带孩子，前面已经说过。我这个人向往自由，所以不喜欢任何级别的权力。我认为有权力的人是不自由的。一个人想跟上时代就会想方设法去保住一点权力。其实做时代的落伍者有许多的快感。落伍者可能会保存下一些最精致的趣味。
如果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讲，父亲的权力，这大概也是你唯一的权力……
是的。不过，我同样非常不喜欢这种权力。但是，我必须行使它，以权力的名义告诉我的儿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就是所谓的责任吧。荒唐的责任。为什么拥有权力的一方总是对的，而没有权力的一方总是错的呢？如果有一天，我的儿子把墨水泼到书上，我会认为这不对，会指责他。可是，他或许认为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如果真是这样，他又有什么错呢？我们已经是腐朽的成年人了，我们不懂得欣赏孩子们的世界。因此，我在指责之后，很快就会感到内疚。这恐怕是我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我是一个会感到内疚的父亲。
阅读也是你现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吧。
当然。从来都是。这十八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拿出一定的时间来研读莎士比亚。他那样令我敬畏。我经常对人说凭着对他的敬畏我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写作。他总是给我带来惊奇。我读完了他的全部重要作品。我希望将来有时间能够将这些作品用现代汉语翻译一遍。另外，我还读波德莱尔。不过我的法语阅读比英语要慢得多。
你好像还懂得其他的语言。
对文学的好奇激起我对语言的热情。不过，我的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水平完全不能够满足我对这三种语言的文学成就的贪欲。比如，我只能够从西班牙语中读博尔赫斯的短诗和小品文。我多么想用它去读帕斯的那些深奥而又迷人的长篇大论呵。很遗憾，我做不到。
你对语言有很深的感情。
桑塔格在一篇纪念德语作家卡内蒂的文章中宣称，拥有一种语言就是拥有一块疆域。所以，一个对语言有感情的人，不应该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拥有的广阔的疆域应该使他博爱。他应该是一个“语言”的捍卫者，而不仅仅是某个“语种”的守护神，正如他的写作应该维护最普遍、最抽象的人性，而不仅仅是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的狭隘利益一样。
你的求知好像不着边际。
是呵，现在的学科分类方式对我形同虚设。我喜欢一切不实用的学科。读完莎士比亚以后，我接下来读的很可能是一本《高等代数》。我一直想写一篇以一个古老的数学家族如伯努利家族为背景的言情小说。我好像觉得自己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不停地学习。
在你看来，什么是好的文学？
好的文学就是用优雅的语言显现心灵的孤独、历史的荒诞以及生活的无奈的文学。它的智慧应该带有悲观主义的味道，而它的气质则一定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机体。所以，痛苦是这种文学的本质。从这个角度看，鲁迅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
不同的人从事写作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你为什么要写作？
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当我想写的东西突然闯入我的大脑之后，我的大脑就像一台被病毒侵害的电脑，它会不顾时间地点不停地重复那些内容：一个细节、一段对话、一种表情……这样持续一段时间，我就会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等等。而一旦我将那些内容写下来，以上的症状就会立刻消除。有人说写作是一种治疗。我的治疗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这应该属于“神经内科”吧。
目前，在用汉语写作的小说家中，你认为谁最值得称道。
我还是要说残雪。她在创作和批评两个领域都“魔高一丈”。尤其是她还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敬业精神，对文学和写作极为虔诚，也极为勤奋。另外，残雪仅仅受过小学的教育，她的成就也算是对我们的教育制度的一种挖苦吧。
好吧，我们还是回到你自己。薛忆沩，你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前面好像已经说过，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家国营工厂的领导。我的母亲则是一所中学的老师。我的父母从来都非常放纵我。我母亲放纵我是因为她了解我，而我父亲放纵我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姐姐。我曾经称她与我是“包括性别在内的一切方面的对立物”。如果把我今天说的话全部反过来说一遍，这次访谈就成了你与她之间的对话。她现在是英国公民，她一度在西方金融机构的重要职位上工作，经常有机会见到社会名流、豪商巨贾和各国政要。她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一男一女两个可爱的孩子……根据这个时代的标准，她当然是一个成功人士。她的成功大概也是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一种挖苦，因为她从小到大，学习成绩都很一般，她高考的数学成绩好像只有五分（满分是一百分）。另外你知道吗，我其实应该去申请一项吉尼斯纪录。我从1992年10月起几乎每天都接到我姐姐从英国打来的长途电话。我很厌倦这种频繁又空洞的联系。
这样的家庭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主要是心理方面的。家庭成员之间生活方式的对立对心理会有许多消极的影响。如果一方特别敏感，对他的伤害就会更大一点。
心理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还是谈谈“身体”吧。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
是的，我把运动看成是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比较喜欢个人的项目。夏天我的主要运动是游泳，现在每天都游一千米。我的儿子去年也有一次连续游了一千二百米的纪录。他也喜欢运动。冬天的主要运动是长跑。每年的元旦清晨，我都有一次象征性的长跑。前年我从设计院沿深南路跑到了沙河口。去年我从设计院跑到了深圳大学的北门，应该有二十五公里吧。今年的元旦，我从设计院跑到世界之窗，大概也有二十公里。另外，我还有徒步的嗜好。这是1989年7月以后养成的。那时候，我会在清早起床，坐上长途汽车到五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然后往回走一整天，走回长沙。现在，我经常从深圳大学走回深圳市区。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的12月24日。那一天，我带着我的儿子从深圳大学出发沿着滨海大道南侧的小路走到上沙后转上深南大道一直走到了上海宾馆。这是我的儿子第一次加入我的徒步。
你周围的人如何看待你的这种嗜好呢？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与我的一些同事们谈起我的这种嗜好时，他们都说我是“疯子”。现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好像也“疯”了。
你做运动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吗？
我不怕死亡，但是我恐惧衰老。运动肯定有延缓衰老的功效。另外，运动也有美学的功能，会让身体变得好看一点。
你在深圳大学教的是写作课，但是有一次你说你的课的主要内容是谈“情”说“爱”。
是的。我总是希望能够将学生从实用和功利的死角里拉扯出来，总是向他们讲述内心生活的重要，讲述“情”的重要，“爱”的重要。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我相信“心灵”是生命的意义和基础。
爱情可以说是“心灵”的节日。
这是一种很迷人的说法。我一直认为人的生活其实是两个魔术师斗法之后留下来的败局。一个是代表死亡的魔术师“时间”，一个是代表生命的魔术师“爱情”。虽然时间是最终的胜利者，爱情的抗争却给人类的失败带来了诗意。
可以具体一点吗？
爱情把人带到神话的境界。每个人都会因为爱情而变得与众不同。在爱的絮语中，句子四通八达，词语左右逢源，幽默驱逐了陈词滥调。有人说爱情是逢场作戏。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呵！生活变成了绵延不断的表演，而凡人变成了神出鬼没的艺人。
在你看来，爱情是一种天赐。
是的，爱情是上帝的绝密。它是命中注定的，同时又总是显得那样的不可思议。
好，我们还是不要去好奇上帝的绝密了……你能够预想一下你将来的生活吗？
两个版本的《遗弃》都是这样开始的：“两年以后……”也就是说，《遗弃》的主人公在这部小说开始之前两年就已经“消失”。我非常羡慕他。我不可能像他那样一走了之。我至少还会需要像现在这样生活六年，一直到我的儿子抵达法定年龄。然后，我要过十年自己的生活，读完想读的书，写尽想写的事。然后，我想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比如湖南和贵州交界的山区去做一名小学教师。
然后呢？
然后就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讲小话，不做小动作”，耐心地等待着上帝的“删除”。
也许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呢！现在人这么多，也许要排长队呢！
是呵，不过人们可以利用那段时间做一下大扫除，将世界加盖在自己身上的灰尘——我说的是虚荣或者实惠——彻底扫除。以前我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有一件事令我极为反感。每次有讣告张贴出来，上面总有那个人的职务，后面还跟着一个括号注明死者的“升级版”。比如，“副科长（享受正科级待遇）”或者“处长（享受副厅级待遇）”。这种字样令我发抖。就像成年人总是侵犯孩子们一样，生者也总是在侵犯死者。人的去如他的来，其实也是“赤条条的”。为什么最后还要让他遭受体制的玷污呢？难道天堂或者地狱也在意级别？也会根据级别决定待遇？
薛忆沩，你跟深圳的关系似乎就是你从家里到学校，又从学校到家里。这座城市好像就是你不断来回穿越的一条通道。有一天，你会穿过之后就不再回头了吗？我的意思是，你会离开这座城市吗？
这是一个关于“家园”的问题。我从来对地理上的“家园”感情淡漠。我的家园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伟大的作家可以把我拐骗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而一部伟大的作品可以让我在任何地方安顿下来。因此，离开这座城市对我并不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但是，一座城市总可能有它神秘的魅力，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令人眷恋。比如它可能浓缩成为一个你不需要记在通讯簿中的电话号码。于是，通过中国电信铺设的一条细小的通道，不管你在哪里，你总是可以不断地回到这座城市对你来说最敏感的部位上来。你就这样通过不断的“回来”证明你灵魂的归属，证明你的无法离开。
你的话越来越神秘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看来，我们应该结束我们的这次对话了。
后记
这是我接受的第一次正式采访，也是我迄今为止发表的最长的访谈作品。采访的大纲由《深圳特区报》记者王绍培提供。略有删节的版本后来发表于2002年1月最后一期的《深圳周刊》。四个星期之后，我就离开中国，走进了“异域的迷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