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你现在居住在西方，你愿意谈谈你现在的生活吗？
我对居住的理解从来就比较抽象。地理位置的更变不可能消除我对生命的困惑。几年前，我读到桑塔格谈论卡内蒂（小说《迷惘》的作者）的文章。我非常认同她对居住的抽象理解。我是一个居住在书面语言里面的人。大量的阅读与少量的写作一直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我地理上的居住地在哪里。与此相应，阅读的质量与写作的质量就是我“生活的质量”。睡房的大小或者便池的产地对我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注意到附在你一些作品后面的作者简历中仍然有“现居深圳”的字样。你为什么要这样“虚构”你的现在？
我的“虚构”是有一定根据的。比如，我的书架仍然留在深圳。我现在还能够清楚地记住大多数书籍摆放的位置。
也就是说，你的“虚构”来源于“生活”。
深圳在我的记忆中，我也在深圳的记忆中……这两种记忆现在都还充满了生命的气息。“现居深圳”的说法给我带来的是“天伦之乐”。
在我们这个交通和电讯如此发达的时代，地理的居住概念的确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随之而来的还有“家”的概念。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奥德修斯“回家”时经受的那种千辛万苦了。“回家”的方便已经令地理上的“家”失去了光泽。在精神的家园里，我们或许能够索取更多的体贴和孝敬。
你刚才提到了你留在深圳的书架。我想你现在的房间里也应该有一个书架吧。那里面摆放着一些什么书呢？
与深圳的书架相比，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书架。里面照例摆放着一本莎士比亚的全集，一本《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一本《尤利西斯》，还有两本布罗茨基的随笔（《小于一》和《忧伤与理智》）以及那本《百年孤独》的英译本。与这些英文书籍摆放在一起的还有几本法文经典：一本兰波的诗集，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一本加缪的《鼠疫》。还有英汉对照的《四书》、《庄子》和《楚辞》以及一套中华书局版的《李商隐诗歌集解》。
这不是一个很“小”的书架。
我的书架里最值得炫耀的是一本西班牙文的精装书。我不大相信还会有另外一个中国作家也拥有这本书。这本书抵达我的书架已经九个月了。它的抵达展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魅力：它是在北京通过网络订购，然后通过地球另一侧的这座城市唯一的一家西班牙书店抵达我的书架的。当时这本书刚刚上市。书店老板告诉我，我们这座拥有众多南美移民的“国际化”城市里仅进到了两册。这本书就是被我奉为“圣经”的《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的回忆录《为叙述而活着》。很遗憾，我的西班牙文读得相当吃力。这本书不可能让我尽情地享受阅读的快感。九个月以来，我的快感更多地来自触觉、嗅觉以及漫无边际的幻觉。
看来一个书架不仅仅能够容纳许多的故事，它本身也在讲述着故事。
你说得对。我喜欢在书架之间穿梭。图书馆是一个“前可以见古人，后可以见来者”的地方。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有发达的图书馆体系。这种体系使一个阅读者总是能够如愿以偿。这是西方的好处。哪怕你生活在“井底”，你也有机会“观天”。没有人会用一个加大号的井盖将求知的欲望与无限的天空分隔开来。有时候，甚至一个区级的图书馆都会给人“观止”的感觉，更不要说那些魔窟一样的大学图书馆了。在这个崇尚“多元文化”的国度里，许多图书馆里通常都会有多种文字的书籍。有一天，我居然在一个小图书馆的角落里见到了一本中文的《拯救与逍遥》。时间和空间的魔术总是那样令人眼花缭乱。
这么说，你的许多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是的。每次进到图书馆，我就渴望自己能够做一辈子的学生。这恐怕只有在西方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我再做学生的话，我很想去研究那些用所谓“早期现代英语”写成的作品。
除了文学作品，你还读其他东西吧。
我主要还是读“其他东西”。我读社会科学所有门类的书。我还读自然科学的书。从我的简历就可以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文学其实是喧宾夺主的角色。但是，科学却从来没有放弃反攻倒算的图谋。我仍然在幻想着能够再得到理工科的文凭。历史和数学是我的偏科。我特别关心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历史。那也是数学的“黄金时代”。我的一个虚构人物将生活在那个时代。我正在为他复杂的生活“选址”。
我对你现在的状态已经有了一点模糊的认识。
我的“现在”就是我的“过去”，也就是我的“未来”。我的生活从十二岁以后就没有本质的变化了。我说过，1976年暑假中的一天，我命中注定地从母亲的书柜里取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慢慢地翻动着书页，突然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出现在我的眼前。呵，“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要感谢列宁同志的“转发”。从此，我就再也不可能有什么“未来”了。也就是说，十二岁那年，我的生活就已经发生了最关键的变化。我已经看到了生命的“界限”。后来，我有一首长诗就以《界限》为名（它的一些段落出现在我的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我还以同样的名字自印过一本诗集。那是我青少年时代最高的文学“成就”。我早就知道，无限的时间劫持了人生的意义。有限的生活永远都只是时间的笑料。
你仍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粗俗一点，这叫做“厌生”。我的这种态度基于我对生活的理解。在我看来，悲观是唯一的“正见”。我们用不着等到“非典”来折磨我们的呼吸道或者自尊心的时候才开始“顿悟”。“厌生”使我有了生活的目标。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一种“小生活”。大量的阅读和少量的写作是这种生活的“基本面”。总是有满意的书可读并且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写作，这两个“总是”就是我“活着”的理据，我的“护身符”。这后一个“总是”意义更加重大。它令我的生活有点悬念。我总是以为自己将会写出一部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于是，尽管“厌生”，我却还是“贪生”，还在“求生”。可是同时，我又经常怀疑地想，也许这“以为自己将会写出一部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只不过是上帝让我延年益寿的“秘方”，即使到了“正寝”的时刻，它也不会得到证实……但是，如果上帝真的如此仁慈，我还有什么理由去抱怨呢？
那么，让我们转换一个话题吧。你前面提到你有过写诗的经历？
诗是最高尚的住宅或者是顶级的酒店吧。我几乎每天都要“入住”这间酒店。这是不是非常奢侈？诗是我的生活必需品。我以“诗”为天。诗直接参与我体内的新陈代谢。我几乎每天都要读一些英语、法语或者汉语的诗。在诗歌方面，我是一个不错的鉴赏家。但是，我不是一个成功的表演者。我很希望自己有出色的“表演”。我偶尔也试着用英语写诗。我梦想着自己能够用另外一种语言重新经历一次不安的青春。
英语和法语是你阅读的语言，而汉语是你写作的语言，你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
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经常会出现难堪的紊乱。我不知道如何解决。有时候，西方语言之间也会出现“错乱”。我自己的说法是“八国联军内部又出现了矛盾”。我的法语老师总是鼓励我用法语写小说。她说我的法语写作很有潜力。但是，我知道我不行。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我不相信我自己。我没有信心。对于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我都没有信心。我对写作要求过高。高处不胜寒。语言问题被我当成是一个道德问题，或者是我面对的最大的道德问题。我总是苛求自己。我总是苛求语言。我总是苛求自己与语言的关系。毫无疑问，我的一生终将成为这种苛求的祭品。
自从我们上次谈话（以“面对卑微的生命”为题发表于《深圳周刊》）结束又是十八个月过去了，你在这一段时间里有什么新的作品发表吗？
我只发表了一组“旧的”作品，在《天涯》杂志上。那是我十六年前写下的东西。我的作品一般都没有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不需要“折旧”，过很长的时间，它们往往还有“新意”。也许正因为这样，这一组小说还能够被收到去年中国优秀短篇小说的一个选本之中。我的作品总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被人们认识。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问题还是“人们”的问题。《遗弃》等待了将近十年，而与《遗弃》同年完成的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至今仍然不能够出版。
你说的是《一个影子的告别》？
是的。去年又有一次“仿真的”尝试。一位北京的书商与我签好了合同。我以为小说能够在今年的春天“上市”。我为这本“几乎”要出版的书写了一个简短的序言。你可以将它发表出来。从这篇序言中，你可以看得出我对生命的“怀疑”。那真是一部多灾多难的作品。我曾经夸口说，这部小说不出版，我的二十五岁生日就不会到来。你看，我已经是快满四十岁的人了，却还在垂涎着二十五岁的生日蛋糕。
好像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发表过它的一个节选？
那只有小说篇幅的二十分之一。小说的评论在《二十一世纪》和《今天》杂志上也发表过了。国内有不少的读者也知道小说的存在。可是，它至今不能够出版。它仍然是一部有“名”无“实”的作品。它仍然是一部有“价值”却没有“使用价值”的作品。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存在有“价值”却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我却用自己坎坷的文学实践“证伪”了这条“真理”。
你好像并没有绝望。
但是，我的确不太理解我与出版的关系。你知道，我的“小说集”至今也没有出版。有那么多人鼓噪，有那么多次尝试，而我却总是无法抗拒那只“看不见的手”。我说的不是“市场”。我不知道天将降怎样的“大任”给一个人，才会要如此劳顿他的筋骨和体肤。我们是如此渺小的个人，实在不应该因“大”而失“小”。糟糕，我开始“忆苦”了。这与我“性格不合”。还是来“思甜”吧。你想要什么样的“甜品”？
你的“甜”莫过于又有新作品写成。
是这样。我的汉语仍然能够“触及灵魂”，这令我非常安慰。我给国内的编辑写信，自称是“乡音无改”的老客户，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的新作。那是一个关于“天堂”或者说关于爱情和死亡的故事。那是一段发生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七日深夜的思绪。那是一封在黄河东岸一个小村庄里的一间小屋里写下的情书。故事的主人公已经预感到死亡的临近。他在给他下落不明的爱人写信的时候，绝望地倾诉说，他想听她在他的墓碑前吟诵莎士比亚的诗句，比如“我要用珍惜来伤害你”，而不是听群众对他的“高尚”和“纯粹”的那陈词滥调似的赞美。他颤抖着告诉他的爱人，“你的声音总是掠过我的听觉”。
看起来，你并没有改变你的方向。
我不可能改变我的方向。这是“宿命”。我的方向是十二岁时那一次偶然的阅读带来的“伤痕”。
“甜品”之后我们应该“买单”了。薛忆沩，最后，你能不能分别用各一句话来评价一下你的两部长篇小说？
这好像是一个智力测验题。我可以加大它的“难度系数”吗？我能够分别用“一个字”来评价它们。我的评价是，《遗弃》：冷；《一个影子的告别》：热。
也许《一个影子的告别》有一天真的能够“热”起来。薛忆沩，让我们用这乐观的期待结束这次访谈吧。
谢谢你。也谢谢我的读者们。
后记
这是我移居海外之后完成的第一篇访谈。它作为“封面专题”发表于2003年7月5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