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问到重点了。这也是我约他出来的目的之一。
“哦，你没听说啊？她已经跟她的一个师兄好了。”我说。湖面的风更大了。但我知道这阵风根本吹不进太广心里，因为他的五脏六腑已经凝固了。我继续说着，装作没听见太广心碎的声音：“我在北京见过那个男的，对米可特别好，而且能看出来是个人才。他研究生一毕业就在北京开了家微电影工作室，一年光流水就有两百万，去年刚把米可接过去，听说还给她买了辆车。米可现在过得特别好，你放心吧。”我对着湖水一股脑把这些话说完，根本不敢扭头看太广的表情，但这些话我不得不说，且必须由我来说。
太广“噢”了一声便没再问什么，我也没什么好补充的。我们就这样沉默着在湖边坐了好久，直到太广揉了揉眼睛，说：“风太大了，咱们回去吧。”
太广又决定考研了。没有人感到意外，因为他是太广，大家都知道太广心有千千结，大家都知道太广指着考研来翻身。
大学生涯结束后，所有人的人生轨迹都发生了改变，只有太广还和以前一样停滞不前，就像赌场上输个精光却不肯走的人，唯有疯狂地加重筹码，祈祷命运来一次大的眷顾，为他整个人生翻盘。
但是，只有我知道太广这次考研并不是为了翻身。为此我私下跟所有哥们儿打了赌，如果他没考上，一年内过年期间所有的同学聚会都由我埋单；如果他考上了，五年内我回老家跟他们吃饭一分钱都不用掏。我之所以这么相信太广，是因为太广只告诉过我他决定再次考研的真正原因：他去北京见米可和那个男的了。
那天太广听完我说的话之后，失眠了三个晚上，第四天一大早，他买了一张硬座，连坐十六个小时的火车，义无反顾地去了北京。但他的义无反顾土崩瓦解在米可出现在餐厅的那一刻。
那一刻，太广终于意识到他把世界想得太小了，他把时间想得太慢了，他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不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穿着上，甚至从眼神上，米可都已经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他们十八年的朝夕相处，在来时的火车上还历历在目，现已恍如隔世了。
“你男朋友怎么没来？”太广讪笑着问。
“服务员，帮我来杯水，渴死了。”米可像没听见似的，一边放包一边对服务员说。她坐下后又用手给自己扇了会儿凉风，才像是刚看见对面的太广，说：“等久了吧，我男人晚上要跟客户商讨提案，让我好好请你吃一顿赔罪。”
“没关系，我请你。”太广听到“我男人”三个字心里疼了一下，却依然保持着镇定。
米可一愣，笑了。那个笑剥夺了太广作为一个男人的全部尊严，就如母亲听到小儿子说“我来保护你一辈子”时的笑，为保全一个男生的不实际而故意隐瞒真相的笑。这个笑让太广立刻明白，这顿饭真不是说请就能请得起的。
太广准备了许多怀念过去的话，那晚却一句都没有说出口，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境下，无论他用什么方式怀念都像是在谄媚，像求儿时好友办事的人，功利地诉说着当年光着屁股的那段岁月。他们就这样吃了一顿以饭桌上的食物为主题的饭，那是他用来和米可搭话唯一可用的理由了。
米可开车送太广回旅馆的过程中，除了太广的一句“北京真堵啊，还是咱们小城市好”之外便一路无话了。临了，太广站在车外，终于问出了他非要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当着米可的面问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也混出来了，你会重新选择我吗？”他问。
米可又露出那种充满慈爱的笑容，像是母亲听见她五岁的儿子说未来想当科学家。她低下头给车熄了火，盯着太广说了一段话，那段话终于将太广胸口的不服二字抹掉了。
“太广，”米可说，“十年前你说我们不需要找，只需要等着长大就行了。可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该知道那句话有多傻了。我们分开快四年了，四年时间放在以前很长，睡几百个觉还是会哭湿枕头，放在现在就很短了，睡几个男人也就过去了。其实时间还是那么长，只是你我变得快了，从爱你一辈子，到再不想见到你，也就坐凯迪拉克上吹会儿风的时间。你问我会不会重新选择你，我为什么要重新选择你？我跟你一起长大的那十八年，对我来说已经变成情怀了，是我吃饱喝足之后想起来笑一笑用的。你让我重新选择你，让我牺牲我的温饱去换一段情怀，这跟让我陪你去死有什么区别？”
米可的车从视线里消失了很久，太广还站在旅馆前，没有力气挪动半步。他捏了捏口袋里那片被体温暖热的避孕套，终于理解了什么叫作废物。
三年后，太广回国了，以一个德国EBS商学院研究生的身份，到一家跨国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当顾问。所有人都感慨风水轮流转，说太广转运了。只有我知道这跟运气扯不上任何关系，真正的原因是，太广亲手杀死了那个说着“想当年”的自己。
太广说，他不如意的那几年，觉得生活真他妈的操蛋，像一帮摸不清脾气的混混儿，谁认输打谁，谁反抗也打谁。后来才发现，生活远没他想象的那般蛮不讲理，蛮不讲理的是他，他以为的认输是被抓住时的哭闹，他以为的反抗是跑远后的讥嘲。生活没把他这样的贱人打残，已经算手下留情了。
“其实我最应该感谢米可。”几杯酒下肚后，太广说。我没搭腔。我知道他心里过不去米可这个坎儿，他来北京不会只为请我吃饭。果然，太广问：“米可这几年怎么样，你来北京后见过她吗？”
“见过一次。”我照实说。
“她还和她男人在一起吗？”
我没说话。
“分了？”太广问，眼里突然闪出了光。
见我没说话，太广眼里的光又消失了，沉默了会儿，说：“我想去看看她。”
“你确定吗，你觉得她见了你能开心吗？”
太广也不说话了。他沉默了很长一会儿，又问：“你知道她家在哪儿不？”
我想骗他说不知道，却说不出口。
“你去找她，我就站在一边，不让她看见我可以吗？”太广见我没反应，语气软了，“我太广从来不求人，今天……”
“闭嘴吧，”我说，“我带你去。”
下车前，我瞥见太广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他在做心理准备，为了不被他们的生活水平再次打击到。下车后，太广还是愣住了，像个来城里投奔亲戚的人，仰着脑袋把眼前的酒店式公寓丈量了好几遍。
他讪讪地笑了两声，说：“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我没说话，自顾自走进大门，一位门童帮我们推开门，微微朝我和身后的太广鞠了一躬，太广也怯生生地冲他点了点头。我带着太广穿过酒店公寓的大堂，来到了电梯间。太广想按电梯，被我拦住了。我带着他继续往后走，又从酒店公寓的后门出去，走进一条胡同。
太广感觉到不对劲儿了，跟在我身后问：“什么情况？”
“抄近道。”我边走边说。
“她不住那里吗？”太广问。
我没有回答。
再往前走了一阵，我在小道的出口处停了下来，说：“到了。”
太广从我身后走出来，看到一个和酒店式公寓完全沾不上边的城中村，二者相隔不到一百米，景象却大相径庭。这个城中村不是那种文化保护的北京老胡同，而是那种连住在这里的居民都盼着拆迁分闲钱的破巷子。
巷子里没有路灯，我打开手机摄像头的闪光灯，带着太广走到一间被两间房子夹在中间的小偏房，若是搁在上海就该被叫成用人房了。“这里。”我指着偏房的窗户低声说。窗户的窗帘没有拉开，从里面透出来一些微弱的灯光。
“什么情况？”太广还是没回过神来，盯着窗户小声呢喃。
突然，窗帘被人从里面拉开了。我跟太广做贼似的急忙贴在墙壁上。一双胳膊随着打开的窗户探出来又收了回去。接着，屋里传出了欻啦一声炒菜的声音。我指了指那扇窗户，示意刚才开窗的就是米可。
太广的表情就像医生通知他得了绝症一般。
“什么时候？”太广回过神来问，语气像是在问他还能活多久。
“我来北京之前就在这儿了，好像有几年了。”
“不可能。我上次来见她还不到……”
“那时候她就住这儿。”我说。
“不可能。”太广不断重复着不可能，过了一会儿，又像想起某个治疗绝症的偏方似的抬起头问，“那她男朋友呢，她男朋友怎么忍心让她住这儿？”
我盯着太广看了一阵，深吸了一口气，说：“你啊，你欠她太多了。”见太广还没明白，我把他拉到一边，把这几年发生的事全部告诉了太广：
“三年前，你第一次考研失败，米可就找到我，说知道你考不上，说从小就了解你。你玩游戏从来不能输，一输就慌了，就连输好几把，连输好几把就永远不玩了。考试也是，只要一次没考好就次次都考不好，就再不学那门课了，就算被父母打、被老师骂也不学，学也是做个样子不下功夫。米可说只有一个办法能治你，这个办法就是她。只要她吓唬你说再不理你，不出两天你就乖乖听话了。”
太广听到这儿，突然捂紧自己的嘴，一屁股蹲在了地上，瞪圆的眼睛里冒出大颗大颗的眼泪。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了，却还是像没看见一样继续讲：
“米可说游戏也好考试也好，输就输了，大不了再来，但生活不一样，不能重来那么多次。我在湖边跟你说的那些话是她编的，让我一定要找机会说给你听。但她没想到你不像小时候那么好骗了，没料到你会去北京找她。她找不到人临时演她的男朋友，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你了。除了她口中的男朋友，她那天开的车、提的包、戴的表、穿的衣服和鞋也都不是她的，是她临时找周围的人凑的，有些凑不到的只好花钱去租。那晚她在车上跟你说的话也是假的，回去的路上因为哭得太厉害，她只好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哭，结果她停到了一个坡上，哭的时候又忘了拉手刹，车滑下去撞了一辆宝马，赔了她将近一年的生活费。这些都是我到北京之后才知道的。”
等我说完，才发现太广像玩捉迷藏数数的小孩一样趴在墙上，像刚撒完尿的狗一样抽搐了几下。还好炒菜的声音不小，太广哭的声音才没有被发现。他边哭边从嘴角挤出几个字：“你怎么是个傻×呢，米可，你图啥呢？”
我也靠到了墙上，看着从窗户里飘出来又冉冉升至夜空的油烟，轻声说：“这话我也问过她，我问她图什么。她说不图什么，就图你好。我也问过她，万一你跟别人好了怎么办。她说她也想过，说你要跟别人好了，她就不等了，但只要你没跟别人好，她就还在。她说除了你，她不会跟任何人好的，还说你俩和别人不一样，可以像别人一样有问题，但不能像别人一样没结果，别人出了问题可以分开，可以再找，你俩只需要等再长大一点儿就行了。”
生活对付世人的作风一贯是先兵后礼，对男人尤其如此。我跟太广和任何一个男人一样，都是曾痴迷过彼岸的少年，曾愿为扬帆出航付出一切代价。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最勇敢的永远不是惊涛骇浪中的那一个，而是为了一些放不下的人和事，跟彼岸挥手告别的那个。谁又能料到如今牵着手笑谈家长里短的我们，竟是曾挥舞着胳膊怒唱《海阔天空》的那一群人。这是生活给予的枣，只有被扇过耳光的人才能尝到。
我至今仍忘不掉他俩那晚见面的样子，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动人的一幕。米可打开门，先是愣了好长时间，手里的锅铲被她紧紧握在手里一动不动，印着小动物图案的围裙下摆已经开始晃荡了。
接着，米可哭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生会这样不顾一切、不遮不掩地哭，像一个才出生的婴儿遇到了他赖以为生的空气。太广站在她的对面，哭得比她还大声。他没有走上前去抱住她，也没有牵起她的手，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哭了好久，像一对前世发过哑誓的恋人，在用他们的方式怀念着上辈子。哭到最后，太广扑通一声跪下了，仰着脸对米可喊了一句话。
“跟我结婚吧，米可。”他哭喊道，“我已经长大了。”
半年后，我随太广和米可去簋街吃小龙虾时，米可像是第一次来北京，一路上在前面蹦蹦跳跳，对着簋街的霓虹招牌东指西指。太广则双手插兜，就这么跟在她身后走着。米可不时转过脸的笑容被头顶的大红灯笼映得绯红。两人既像一对热恋的年轻人，又像一对处了半辈子的老夫妻。不过这并不奇怪，那一年我们二十五岁，而太广跟米可也已经在一起二十五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