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我们终于看到你的新作了。“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
我已经不太记得这个题目出现的具体时间，好像是在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它的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它一出现，我的写作马上就有了方向。它一直将我引领到了小说的最后那一个语句。
你的作品总是给读者带来两个故事：一个是作品的经历，也就是“关于”作品的故事；另一个则是作品讲述的故事。
其实，每一部作品都会给读者带来这两个故事，我的作品并不是一个例外。通常，“关于”作品的故事更让人“喜闻乐见”，因为它比较肤浅。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从2000年8月完成中篇小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来发表于《收获》杂志2001年第一期）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写过新的作品了。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虚荣开始光顾我的生活。而我从青春期的初期就已经意识到，荣誉是侵害创造力的病毒。也许我不妨将突如其来的虚荣指控为我一度丧失“生育”能力的祸根？
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指控。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任何荣誉都不至于妨碍你的写作。
是的。我更应该去寻找“内因”。对缓慢的迷恋和对语言的苛求是长期困扰我的心理障碍。这才是“内因”。这是一对永远的“利空”消息。总之，到2002年底，我意识到我的汉语水平已经跌到了它的“新低”。
也许，这正好是反弹即将开始的信号。
是《书城》杂志的凌越编辑不厌其烦的约稿激起了我重新写作的欲望。2003年4月，在我移居海外十三个月之后，我完成了《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的初稿。两个月之后，我又完成了对初稿的修改。这第二次“完成”才使我有勇气在不久之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专访中吹嘘“我的汉语仍然能够‘触及灵魂’”。又过了两个月，小说的最后一稿终于在我的硬盘上固定下来。
但是，这之后又过了差不多九个月，小说才正式发表出来。
我还有已经完成了十五年的作品（我的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不能够出版呢。它的评论和很少的一点节选作为《今天》杂志“薛忆沩小说专辑”中的一部分发表都已经两年多了，小说本身却仍然没有机会在国内出版。不过，这一次的延缓是我自己的过错，与“历史”没有瓜葛。我2004年4月中旬才将小说传到《书城》杂志，让它回到了它的“出处”。事实上，仅仅用九天的时间，《书城》杂志就决定完整地刊用它了。据说，这是他们用最短的时间决定刊用的最长的小说。
小说终于发表出来。现在，我们应该回到作品讲述的故事中去了。小说的主体是一封很长的“情书”，1938年3月的一天深夜完成于黄河岸边的一座荒废的小村庄。
是的。“情书”的作者是一位来自北美的外科医生。这位名为“怀特”的外科医生正跟随一支运送补给的队伍在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途中。“情书”的第一读者应该是他下落不明的爱人。怀特大夫已经预感到死亡将近。他在激情的记忆和想象中最后一次走向绝望的爱情。
记忆和想象都离不开语言。怀特大夫关于“爱情”的内心独白可以说是一场语言的极限表演。
可以这么说。爱情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而语言又通过不可穷尽的隐喻让爱情变得不可思议。语言让我们见识爱情的复杂和完整，让我们超越现实生活的平庸和片面，让怀特大夫带领我们走近他的天堂。只有通过语言，我们才能够发现爱情的“真实”，才能够抵达爱情的极地。也只有通过语言，我们才能够见识生命的复杂和完整，抵达生命的极地。这恐怕也是文学对我们如此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
怀特大夫在“情书”中也表达了对语言的许多不满。
是的。从这个虚构人物的绝望中，读者应该会对语言产生一些不同的认识。怀特大夫看到了语言的暴虐，但是，他却无法逃脱对语言的依赖。这种矛盾是人类精神痛苦的一个根源。怀特大夫直面这种矛盾。他将写作当成是他接近“天堂”的捷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情书既是他对爱情绝望的发泄，也是他为生命谱写的安魂曲。
小说中的“天堂”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反讽的能指，而小说的结尾将这种矛盾和反讽放大到了极点。
怀特大夫临终前将包括“情书”在内的一些私人物品交托给他的翻译。这位翻译在读完“情书”之后，决定不将它与怀特大夫的其他遗物一起上交组织，因为他相信它会损害怀特大夫的形象。六十多年之后，这封“情书”才由小说的叙述者（翻译的儿子）公布出来。在小说的结尾处，小说的叙述者告诉我们，怀特大夫当年的领队在怀特大夫因为医疗事故离世将近三十年之后的“浩劫”中被指控为“谋害怀特大夫的凶手”，被迫害致死。而在同一场“浩劫”中，叙述者的父亲又被同一群年轻人指控为“怀特间谍案”的同案犯，被投进了监狱……历史的荒谬总是出现在我的小说之中。我喜欢这篇小说迷惘的结尾。
不少聪明的读者“发现”怀特大夫并不是“虚构的人物”，他的原型应该是对当代中国有着巨大影响的白求恩大夫。你如何回应这种“发现”？
你知道，我一贯反对去指证小说人物的“原型”。小说是“假”的，不应该当“真”。阅读小说，你读到的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档案。我认为，读者完全没有必要将“怀特”与“白求恩”捆绑在一起，不管你是否“聪明”。如果坚持要这样做，我更希望读者能够聪明到“本末倒置”的程度，认定“怀特”是白求恩的原型，而不是相反。事实上，这种认定显露出的是不凡的慧颖，而不是一般的聪明。尽管怀特大夫的“情书”中穿梭着许多历史的具体细节，他却是一个“普遍的”人。他生活在所有的时代。他是每一个被真理和爱情困扰着的具体的人的原型。
可是，“怀特”在英文中的意思正好是“白”，这是你的故意吗？
这当然是我故意设计的“语言游戏”。但是，读者没有必要被这个游戏误导，将“怀特大夫”与“白求恩大夫”机械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你发现小说中有不少他们“是”同一个人的证据，你也可以发现小说中有更多他们“不是”同一个人的证据。我更希望读者从我的作品里看到自己，看到普遍的人性。
将怀特大夫与原型的关系撇开，你能谈一谈你眼中的白求恩大夫吗？
1971年，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曾经是“老三篇”出色的背诵者。三十多年后，我更是有机会研究大量白求恩的档案，包括他自己的大量作品。这前后相隔三十多年的接触都同样令我激动。白求恩肯定是一个“高尚的人”和“纯粹的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孤独的人和偏执的人。我相信他会蔑视荣誉的低俗，会恐惧“神化”的羞辱。他是出色的外科医生，优秀的医疗器械设计者，业余的画家，内行的摄影家，勤奋的写作者。除了新闻报道之外，他还写过短篇小说、诗歌和广播剧……总之，他是一个在生命的“艺”和“术”之间焦躁不安的创造者。他想用他精力充沛的生命和他桀骜不驯的激情来创造他创造不出来的作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他这种创作活动的最后阶段。
这样看来，他的确有一点像小说中的怀特大夫。
可以说是非常像。白求恩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在不停地写信。他的许多信都写得非常长。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就提到白求恩给他写过“很多信”。这是一条容易被人忽视的重要信息。但是，在白求恩生命的最后那几个月里，他书信的数量突然暴跌，长度也越来越短。那是他身心憔悴的痕迹。同时，他也越来越想家了。他越来越想家。他想喝很香的咖啡。他想读英文的报纸。他在一封信里抱怨说，他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见到过英文的报纸了。在那致命的医疗事故之前，他已经安排好了回家的行程，尽管他说在北美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他还会回到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来。白求恩是一个生活得非常彻底的人。他是极端的理性与极端的感性不可思议的结合体。我们很难想象，要将这两种极端的力量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一个生命需要承受怎样的痛苦和冲撞。极端的痛苦其实早已经决定了白求恩的命运。那致命的医疗事故不过是让我们这些常人能够心安理得的理由。
怀特大夫的确与你眼中的白求恩大夫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平庸生活的反抗者，都是充满痛苦的艺术家……有人说，痛苦是艺术家的金矿。
同时，它又是艺术家一生的债务。我一直认为，可能有成功的作品，但肯定不会有成功的作家。原因就在于，对写作的苛求带来的痛苦最终总是会击败任何一个虔诚的写作者。不久前，在美国作家奥茨新出版的随笔集中，我读到了类似的说法。她说，一个真正的作家，不管多么“成功”，总是会有一种失败的懊丧。我想，失败是写作的宿命。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在同一本随笔集中，奥茨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她说，写作是一种思乡。这也许就是那注定的“失败”的根源吧。写作思念的“故乡”是一个它总是在经过，却永远也不可能抵达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它叫做“语言”。总是在远离写作者的“语言”就是写作思念的“故乡”。语言总是带给写作者一种“流离失所”的伤感。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可能的同一早已经注定了写作失败的命运。
难道完成了一篇新作不是一种成功吗？
恰好相反，每一次完成在我看来都是一次被证实的失败。然后，作家要怀着对灵感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奢望战战兢兢地走向新的作品，走向新的失败。
那么，你会有新的“失败”吗？
我的作品通常是建立在铺张的研究和苦闷的冥想之上的。接着还要等待侥幸的灵感和经受苛刻雕琢。我不知道我的下一次“失败”埋伏在哪年哪月的哪一天。
如果那一天到来的话，你新的“失败”将是关于什么的呢？
“1938年3月的一天”对我来说恍如昨日。它会让我有“当局者”的迷惑。我向往更加久远的年代。更加久远的年代反而让我感觉纯澈和清晰。我真正的兴趣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现在，我与那些用自己的一生来寻找三次方程的巧妙解法同时又对遥远的中国充满想象的意大利数学家们关系密切。将来有一天，我也许会创造出他们的一个“原型”来。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上来吧。你对你在海外完成的这第一部作品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在给编辑的信中说，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给2004年夏天的祖国带来一阵不寻常的思绪。现在，我希望这不寻常的思绪能够穿过夏天，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
后记
这篇访谈作品最初刊载于2004年6月27日《深圳特区报》“鹏城今版”，后来又收在列入“中篇小说金库”第一辑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单行本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