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详载西汉张骞的西行报告，言张骞“居大夏（今阿富汗）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得蜀贾人市”，“往市之身毒”，说明了蜀身毒之间的贸易是直接的远程贸易，而不是间接性的交易。同时也可以看出“五尺道”在西汉早期之时很有可能不被中原人知晓它能通往南亚、西亚甚至更远的地方。故张骞在大夏时所见蜀布、邛杖肯定不是经过北方丝绸之路出去的，所以他才感到惊讶。反过来说在身毒所见蜀布、邛杖就是从另外一条商贸之道来到身毒的。由此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大的问号——秦王朝是否修筑过这条道路？司马迁所说“常略通五尺道”是否实施？如果实施了这条道路为什么在张骞通西域的汉王朝时还不知道“五尺道”能通往外界？考察中，发现在宜宾市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件西汉文帝（前179-164）时期的“半两钱范”，它出土于宜宾高县，这里正是“五尺道”的起点。这件文物的出土说明了宜宾这个地区在西汉的早期就已经纳入了汉王朝的统治区域，故才在这个地区铸造发行“半两钱”。《史记·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所说的蜀人“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马、牦牛”是相吻合的。由此可见当时的汉王朝确知道“五尺道”，但确有可能还不知道它可以通往云南、广西以外的地区，故有后来张骞出使西域所报告之实情的发生。
2.从四川古蜀文化和云南滇文化出土文物来看，蜀滇之间早就有了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些交流早在商代就已开始，并以间接的方式或直接的方式通到南亚和西亚等地。
首先，从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大量象牙和海贝来看，这些象牙经过成都理工大学古生物学家的鉴定，象牙属亚洲象，主要产于我国的云南和印度，海贝大多数属环纹货贝环纹贝俗称货贝，拉丁文种名Monetaria annulus(Linnaeus)英文种名Gold ring cowrie,分布区域印度洋,太平洋西、中部，中太平洋诸岛。中国主要分布在西沙群岛和海南岛一带水域，少数为虎斑纹贝，主要产于中国南海的西沙、南沙群岛和印度洋暖海区域。从上面的两大类文物来看，他们都不产于四川，同时在云南发现的大量海贝也不是云南所产，因为云南是一个不靠海的内陆地区。由此可见，大象不论是产于印度还是云南，它要进入古蜀则必须是要有相通的路径才有可能；而在四川和云南发现的相同的海贝显然来自于南海或印度洋，这说明云南有通往水路和陆路的通道，海贝才能通过“海丝路”起点之一的广西，沿红河水道（古称“牂牁江”）再由陆路的“南丝路”——牂牁道东北入黔西，北沿五尺道入云南的曲靖，经沾益、宣威、昭通再入蜀。或由印度洋的孟加拉湾经缅甸入滇，然后沿零官道或五尺道入蜀。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三星堆出土的3000多年前的海贝与云南出土的海贝乃至越南出土的海贝其磨制加工的方法完全相同，这说明古代蜀人早在商代时期就已经能够将南亚的物资运到蜀地，同时也将自己产的物资运往南亚等地区。
其次，在越南河西省发现的公元前11世纪的巴蜀青铜戈，说明早在商末周初古蜀文化已经传入了南亚地区，此后人们又陆续在越南永福省、富寿省发现了蜀式的牙璋、玉瑗、玉锛等玉石器，而这些物质文化显然说明了在商周时期是有道路通往这些区域的。
3.上世纪90年代奥地利考古队在埃及发掘出公元前11世纪的中国丝绸，远比公元前2世纪汉王朝开通西域丝绸之路要早，从这一现象来看，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形成。根据文献记载和许多实物的发现，古蜀王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的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埃及发现的丝绸当从南方丝绸之路而来。这一点也可以从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的亚历山大城的一座城堡中发现大量中国丝绸得到有力的证明，中国丝绸的西传，应当是从蜀身毒转运到中亚或更远。这再次证明“五尺道”的开通应该是在商代时期就有了，这条道路起着重要的商贸作用，而不是秦汉时期为了中央集权和边疆强化军事而修建的五尺道。
2010年4月16日，笔者和五尺道考察专家一起来到宜宾筠连县筠连镇的白杨村，这里有30华里的古道，保存相当完好。这条道路完全开凿于半山腰之间，山体由坚硬的青石构成。在这条道路上能够清晰地看出道路的始凿路面和后来的加宽之处。
就五尺道路的本身来看，最早的路面不足1米，道路是山要靠火烧凿出来的，宽度在60—80厘米之间，路面紧靠崖壁，第二期的道路则是用40×70×10厘米左右的不规则石材铺砌而成，此时的道路宽度在110—135厘米左右，正好符合秦朝的五尺的尺度。在秦汉以后，我们在现场依然能够看出，由于商贸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在能够加宽的地方，人们又在加宽的基础上再加宽。尤其在宋代以后，在这条路上来往的商贾、马帮越来越多，茶叶、盐、糖、矿物、布匹等等都要经过此道来往于川滇之间，此时的路面最宽的地方可达220—247厘米。同时我们还在这条道上发现了一枚清代嘉庆年间的铜钱，这枚钱币的年代虽然较晚，但其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发现这枚钱币的张正民先生激动地说“这是在高速公路上捡钱包”，是何等的不容易。同时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道路修建的三大要素，“凿、铺、砌”齐全。有的地方还修建有排水沟。到了筠连镇的果木村，沿古道上走，一直到达凌云关，我们又在这里发现了宋代和明代的瓷片。这些实物的发现都充分说明了这条道路是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还深深地留下了无数的马蹄印和人们的足印，仅云南昭通的豆沙关现存的350米长的“豆沙关古道”上就有马蹄印243个，这些马蹄印都深深地烙在了坚硬的岩石上，他们见证了沧桑岁月的变迁。
五、五尺道与古代文化交流
云南自古富产铜、锡矿石。早在商代，中原王朝就大量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制作青铜器的原料。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殷墟妇好墓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蜀、滇交界的东川、会泽等地。而这些地区正处于“五尺道”的线路上。因此云南出产的铜锡等原材料只能通过这条最近的道运往中原等地，而中原等地的物质文化也可以通过这条线路抵达西南边陲。如在广西地区发现的商代铜卣、铜戈，西周时期的铜钟等，其形制和纹饰都和中原地区所出的一致，说明他们应当是中原输入的，就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学者已经提出“早在秦朝以前广西的古代居民就与中原地区有交往活动”。这些交往活动无疑要通过古代的“西南夷道”才能够往来于西南和中原，同时古蜀文化的传播交流也才有了可能。
又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不见于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区，却在埃及、希腊、南亚古代文明中屡见不鲜；其中最常见的是神树与药师女一类雕塑作品。还有在伊拉克北部发现的彩陶罐和埃及出土的彩陶罐，其形式和图案花纹与中国甘青地区和四川岷江上游出土的彩陶风格是一致的，希腊出土的陶塑鹰头等与三星堆出土的鹰头相似。这些相似现象，绝非偶然，它们表明了古蜀文化与中东地区和地中海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金杖、金面具、青铜人头像、青铜人物全身雕像、青铜兽面像等精美器物，这些器物显示出古代近东甚至欧洲古代文明与三星堆古蜀文明存在着质文化交流关系。埃及的狮身人面雕像和三星堆出土的鸟身人面雕像，虽然动物体不一样，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由此可见，三星堆古蜀文明是一支开放性的文化，它以雄厚的文化经济基础打通了与周边文化交流的途径，并将自己的物质文化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区，同时又将其他区域的物质文化吸收到自己的文化之中。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黄金面罩、金杖等，这些物质文化不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和民族风俗中都是没有的，显然这种物质文化是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的结果。特别是“权（金）杖”，最早流行和使用权杖显示权威性的民族文化是在西亚地区，尤其是在青铜时期的两河流域文明中，用权杖标志神权和王权的传统，常见于当时的石刻和绘画艺术品中；在古埃及的考古发现中还出土了各式各样的权杖，既有黄金的也有青铜的等等。这使我们看见了一条细长弯曲的小路穿过崇山峻岭连接着世界周边地区的文化，促进了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可以说五尺道是中国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道路之一。
从世界各地出土的文物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明古代交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高难度。比如说在伊拉克、埃及、希腊发现的中国文物和在四川古蜀文化中发现的近远东文化中的文化因素：金杖、金面罩等基本上都通过陆路交换或陆路转水路，或水路转陆路抵达目的地。四川的物资经过云南到达印缅国家然后经印度、巴基斯坦沿着前波斯帝国建造的“皇家大道”直达地中海，这是陆路。同时也可以陆路转水路，可以从广西出海沿中国南海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再进入波斯湾抵达地中海，或从波斯湾上陆路沿幼发拉底河和底格拉斯河抵达伊朗、伊拉克。
根据在四川、云南、越南等地发现的古蜀文物和这条道路上留下的岁月痕迹情况来看，此条道路的开凿至少在公元前11世纪之前，并与外部相通了的。所以在西周时期蜀王子才能够率兵三万抵达越南北部红河下游地区将当时居住在这里的雒民“文郎国”击败，建立“蜀国”（越史称为“瓯貉国”），其王称“安阳王”。这再次证明了五尺道不是秦统一天下后开凿的。
另外笔者在越南时考察了越南北部的“螺城县”在这里我们还能看见当地纪念古代蜀王安阳王的祠堂，在祠堂的对联上写着：
一泓玉井光尧日，
万顷珠潭鼓舜风。
风会正初开何处黾爪鸡精王迹至今存信使，
山河更几度惟此螺城玉井地灵终古表东郊。
又：
昭陵松柏今何处，
蜀国山河尚故宫。
陡降九天灵入其门者犹想神宫宝剑，
兴亡千载恨过其地者惟见古木寒鸦。
前面的“尧舜”日风和后面的“蜀国山河”，无一不体现祠堂修建人对家乡和故土的眷念。这充分说明了古蜀人的一支后裔他们沿着五尺道从四川来到越南，并将古蜀文化带到了越南。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越南的永福省以及富寿等地出土的玉牙璋、玉瑗等器形来看，它们完全和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同类器形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