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与禁运
七七抗战开始，正是美国新《中立法》成为法令的第三个月，胡先生到任时正是美国孤立和平政策盛行之时。美国立国以来，向有不愿参加国际纠纷的传统，所以对于国际战争一向宣告中立。一七九三年英法战争，美国宣告中立；一八一二年英法之战，美国再度宣布中立；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三度宣布中立；一九三五年意埃战争，美国四度宣布中立；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美国五度宣布中立；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六度宣布中立。但美国为一工商大国，政治纠纷虽可避免，海外贸易则万难断绝。两次英法战争，皆因美国售法军火而不售英，与英国发生海上冲突。一八一二年英军攻美，兵临华盛顿，幸美国在海上战胜，英军始仓皇撤退，未成久战之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宣告中立，直至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因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政策，美国军舰民航备受攻击，才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希特勒攻势凶猛，在二十四天之内，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全部沦陷，战火烧到法国，英国告急，美国乃不得不由“现购自运”之中立，改为“派船护航”之中立，后因德军攻势更见猖獗，美国会乃通过《租借法案》，并由“派舰护航”之中立，演进为“租借军火”之中立。美国对日本侵华之战，因日本破坏《九国公约》，故始终不宣布“中立”，而以贷款与军火援助中国抗战。而制服日本，则赖推行“禁运”政策，以促其失败。
在抗战初期，罗斯福总统宣称：日本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属于野蛮暴虐行动，呼吁全国，禁售飞机与日本，名曰“道义禁运”。继则宣告国防用品四十四种管制出口，名曰“国防禁运”。其后又联络美洲国家共同不售军火、飞机及国防用品与日本，名曰“联合禁运”。最后于日本侵入越南之后，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封存日本在美资金，八月一日宣告汽油及废铁禁运，名曰“全面禁运”。直到五个月后的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时，美国才于十二月八日正式对日宣战。从此，中美并肩作战，中立困境始解。
在胡先生到任初期，对于《中立法》的条订，颇为尽力。终因牵涉国家太多，国会议员意见分歧，不能达到合理的修订。
美国《中立法》的规定，对交战国不分侵略国与被侵略国，如果引用，对交战国一律实施武器禁运，并不得贷款给交战国。后经修订，但又规定交战国在“现购自运”条件下，可向美国购运军火。中日战起，美国为引用《中立法》，日本仍有能力以“现购自运”方式购运美国武器。中国则因无款、无船，无法“购”“运”美国武器。罗斯福避免承认中日战争存在，暂不引用《中立法》，对中国虽有利，然日本亦不受武器禁运之限制。
胡先生曾多方努力，希望能说服美国在该法中明白区分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使该法的引用，具有制裁侵略和协助被侵略国的作用。在美国国会辩论《中立法》高潮中，修正案有六项之多，胡先生与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特门及国务院主管部门接触频繁。最后结果，是毕特门提一单独提案：要求美国总统对违反《九国公约》之国家实施“全面禁运”，以防万一引用《中立法》时，日本可利用“现购自运”之条款，继续从美国购运美国武器。故《中立法》中虽未能对侵略与被侵略者明白区分，以达到除暴安良之作用，然对日本“全面禁运”之目的已达，也算稍有公道了。
演说造势
胡先生到任后，感觉中国对日战争已经发生一年，而美国舆论对于这一战争虽是寄予同情，一般人民对于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并无深刻认识。援华呼声，若断若续，非常微弱。他急于做演说宣传，唤起民众注意。
到任后，在纽约发表的第一篇演说《日本侵华之战》（Japan's War in China）是一篇精心之作。胡先生事后对吴相湘教授说，他对这篇演说的立意设词，煞费苦心，他的心脏病实种因于此。但此演说的反应极好，也颇引以自慰。
这篇演说主旨是提示历史事实，以说明美国独立建国运动成功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华盛顿和他军民的刻苦奋斗，誓达独立目的的决心；（二）是法国对美国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的援助，两者相辅相成，卒成大功。因此，他指出刻苦耐劳、忍痛牺牲是中国民族的特长，是世人所公认的。现在对日抗战是民族独立或永被奴役的生死存亡的关键。中国人民一定更会表现出刻苦奋斗、誓达目的的精神。但生产落后，一切现代作战所需的设备和器物缺乏，这就只有期待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能认识中国抗战的意义和价值，而积极予以帮助了。他接着指出：中国抗战和美国独立运动在历史背景方面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奋斗的方法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却是相同的，而近百年来中美传统的深厚友谊是他国所不能比拟的。因此，中国非常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友人本于爱好自由民主的传统，显然也有对中国抗战予以积极援助支持的义务。
这篇演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四日在纽约发表后，当时胡先生即觉胸口作痛，自以为是饮食不消化。回旅舍后又呕吐，终夜出汗不停。次日上午约会全辞，勉赴律师俱乐部演说，听讲者有工商界领袖多人。下午看医生，医生说昨晚心脏受伤，立即抬进纽约长老会医院Harkness Pavillion（哈克尼斯馆）。在医院住了七十七天才准出院。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回华府，护士哈德曼夫人随行护理，到三月十三日始回纽约。哈德曼夫人对胡先生衷心崇敬，此次服务了九十七天，功成而退。胡先生在三月十三日日记上写道：“哈德曼待我最忠爱，我很得她的好处。今天她走了，很觉得寂寞。”
胡先生初回华府时，医嘱不可上楼，每天上下午皆在官舍办公见客。直到五月九日才到十九街大使馆登楼办公（大使办公室在二楼）。在纽约住院期间，大使馆有专任秘书常住纽约，每天与大使馆电话联系。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政治顾问亨培克与胡先生私交甚笃，亦经常与胡先生以长途电话互通消息，公务进行十分顺利。
哈德曼夫人是一位高技术的心脏特别护士，比胡先生大概小十多岁。她是一位瘦瘦的单身职业女性，有修养，有气度，和蔼可亲，善体人意，但并不漂亮。胡先生病后到纽约去时，必会跟她见一面。胡先生一九四二年九月卸去大使职后，迁居纽约，住东八十一街一〇四号。这公寓就是哈德曼夫人替胡先生安排的。此街是高尚住宅区，出入也方便。胡先生旅居纽约三年多，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才乘船回国任北大校长。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哈德曼夫人对胡先生的寂寞生活的调剂，是很有帮助的。
胡先生最善于演说，他写稿极其用心，内容极其丰富，诉说极其动听，故事中见真理，严肃中带风趣，讲者滔滔不绝，听者久久不倦，他不单在演说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且引起了日本舆论的愤怒与抗议。
《纽约时报》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引述东京著名的《日本时报》的一篇专电，该报声言：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大选年，公开做巡回演讲，激发美国群众的仇日情绪，引导美国进入战争危境，尤其在美国总统保证置美国于战争之外时，胡适竟做有系统之竞选式之政治演说，实为危险之事。假如英国驻美大使如此做法，必然引起美国内政利益团体之抗议。胡适此举，竟未遭任何异议，似为美国国务院所幕后支持。该报最后呼吁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对于胡适的“非美”活动，特予注意。可见胡先生在美国演说对于策动民间舆情所发生的实际影响。
其实，当胡先生发表为驻美大使时，日本对胡先生在美声望及其影响力已觉紧张，当时东京《日本评论》即有评论，认为“日本要派三个人同时使美才能挡得住胡适一人。那三个人是鹤见祐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冈是雄辩的”。鹤见是日本的众议员，也是日本驻台行政长官后藤新平的女婿，曾著《后藤新平传记》。石井是老外交官，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与美国国务卿蓝辛签订《蓝辛石井协定》，使美国同意日本在中国可享特殊利益。松冈洋右后任日本首相，参加谈判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及《日俄互不侵犯条约》。从日本早期对胡先生出使的反应看，已经显示日本是如何地重视胡先生演讲能力之影响。日本人一向把胡先生看作是“侵略主义”的大对头，日本报纸对胡先生在美国的每次言论都有详细的报道。
胡先生在美演说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把中国抗战比喻为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苦斗，希望美国援华，一如当年法国之援美。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四日在纽约导致心脏病发的演说。第二类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时，他的演说在强调中国绝不会对日妥协，并指出中国抗战和欧洲战事密不可分。珍珠港事变后，他强调中国抗战对联合国的贡献。如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在纽约世界博览会讲《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及一九四二年二月在美国西海岸连续演讲《中国为一个作战的盟邦》。第三类强调中国是为全球民主而战。指出日本侵略是极权政治下的产物。并以中日两国现代化做比较：中国现代化是民主与和平，日本现代化是****与侵略性格。他断定民主必胜，极权必败。他强调战后应有国际组织保障世界永久和平与秩序。如“远东冲突背后的问题”“中国与日本现代化运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中国抗战也是为了保卫一种生活方式”，等等。
胡先生并常在各著名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与许多国际名人同台演讲，并经常由各地大报以重要新闻发表。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与会贵宾与学生两万人，胡先生与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及捷克前总统班尼士同台获得荣誉学位。胡先生以《谈国际理想主义》为题，发表演说。《纽约时报》对此盛会详加报道，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杂志》有特稿叙述胡适的生活及思想，并赞扬其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世界的看法。周质平教授将胡先生英文讲稿及英文著述辑成《胡适英文文存（一九一二—一九六一）》，共三册，由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可供参阅。
然而宋子文却不赞成胡先生多做演说。胡先生日记中曾有一段记述：宋对他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演说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正事吧。”其实，他的部属多人帮他管理“正事”，只有两事部属帮不上忙，必须他亲自出马，一项是广交朋友，以及与总统、部长、议员及名流显要的接触；另一项就是发表演说，因为他有中国大使职位与国际名流声望的双重身份，由于这双重身份，他与美国显要接触及在美公开发言，都能发挥高度效力！
外交胜利（美日过渡办法之否决）
由于日本进兵越南，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过渡办法由美国放宽对日封锁，以换取日本自越南撤兵，解除泰国、缅甸以及中国云南所受的威胁。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赫尔邀集中、英、澳、荷四国大使，解释此办法可缓解英国东顾之忧，且可维持滇缅路交通，使中国外来补给线不致中断。英、澳、荷三使尚未发言，胡先生立即指出过渡办法中三点漏洞：（一）经济封锁原为美国最有效之武器，实行不过四个月，尚未见实效，岂可轻言放弃；（二）日本自越南撤兵，赫尔第一次会谈中说只留二三千人，第二次会谈中，改口说两万五千人，前后说法不一，且两万五千人实足继续威胁云南，中国最多只能同意五千人；（三）过渡办法换取日本不攻击云南、缅甸，也不攻击亚洲东北，结果日本可集结兵力专攻中国其他地区，中国独被牺牲，危险最大。胡先生报请政府向美提出强烈抗议，并向英相丘吉尔表示不平。丘吉尔有电致罗斯福表示忧虑中国崩溃。赫尔乃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决定放弃过渡办法（此事经过，详见《赫尔回忆录》第二卷，第1073～1082页）。珍珠港事变前夕，胡先生赴纽约参加晚宴，席间得罗斯福约他见面的通知，他当夜赶回，次日晋见。罗斯福面告：美国已放弃妥协办法，但预期太平洋在四十八小时内可能发生战事。等到珍珠港事发，罗斯福又直接以电话通知胡先生此一重大信息！
美国著名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Beard），是一位激烈的孤立主义反战学者，对于美国因珍珠港事变卷入战争有强烈之批评，并认定：美日最后交涉的失败，实由于胡适的影响（见其所著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1941，p.514）。这是胡先生在使美任内最成功的一项外交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