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安明
初到任所
胡适之先生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就任驻美大使时，我已在使馆服务，因而有幸追随适之先生工作四年。此后二十年的岁月中，亦续有相聚请益的机会。我所亲炙的言教与身教，对我一生做事做人有莫大的影响。想当年仰沐熏陶，真有如沐春风之感。
记得在适之先生到任的第二个星期，他开始召见馆员，每人谈话约一小时。当我晋见时，他起立与我握手，引导我坐在他办公桌旁的一张座椅上，然后他含笑问我工作情形。那时馆中有参事一人，是副馆长的身份。秘书、随员约十人，分任外交、学务、侨务、文书、会计、总务、电务各项业务，不分组办公，每种业务指定一人主管，由馆员或雇员一二人协助（另有雇员约十人）。另有美籍女秘书二人，办理英文速记及打字工作，兼办大使社交约会及接听电话。其时对日抗战已过一年，事务逐渐增多，馆员虽少而士气旺盛，颇能发挥团队服务精神。
我的工作是中文撰稿兼管文书档案。他听完我的报告后，问我工作兴趣如何，有无调换工作之意？我答道：本馆每天进出公文，我皆过目，蛮有兴趣。然后他又说，他可能有些中文函件要我帮忙处理，要我每天上午十时到他办公室去一次。后来，他将所有个人函件都交我保管，我兼任了他的中文秘书。在他任内，每人都增加了很多工作，但皆不以为苦，因为他慈祥和蔼的风范，使人人皆以能为他多多服务为乐事。
那时大使馆办公处在西北区十九街，而大使官舍则在梧德来街的双橡园，两处相距车程约十五分钟。他通常上午九时到馆，十二时半回双橡园午饭、休息。下午二时半到馆，五时回去。有时下午在双橡园见客，即不再来馆。平时晚饭，若招待客人，他会约馆员轮流替他陪客。因他夫人不在任所，他常在客散之后，再留我们小坐闲谈，以解寂寞。若在周末他精神好时，他会和我们即景谈天，畅论时事或学问，妙语如珠，那就是我们最大的享受了。
胡先生请客，对于菜肴并不讲究，完全由大司傅自行决定。在双橡园时，他有一个很好的大厨，这人为人正直，绝不揩油，对胡先生忠心耿耿。名字叫许耀明。后来胡先生辞职了，他也到意大利经商去了。
胡先生喜欢吃肉，特别是五花肉，不大喜欢吃鱼。一九六一年，台大医院通过钱思亮夫人，要王志维先生告诉厨司，让胡先生多吃鱼，少吃肉。胡先生在日记里记着：“两年来，厨司两顿都给我吃鱼，去年底我开始抗议了。以后每天两顿只吃一顿鱼。”
胡先生也不喜欢蔬菜、水果，很喜欢吃鸡蛋。他对《论语·乡党》所说的圣人饮食之道十分佩服。他也跟我们谈起，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殪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他说，孔子是殷人的遗族，饮食习惯很像美国的犹太人。他虽服膺圣人的饮食之道，但绝不在吃上挑剔。李先闻住在南港，常常陪胡先生吃饭。在《难忘的友情》中，李说：“我每次去吃饭，都嫌刘厨子做的菜太多油……动物油吃得太多的人，到中年以后，血脂肪聚积太多，以致血管硬化，不太好。”
胡先生好像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对饮食的营养与卫生，似乎不曾注意。
前任参事应尚德调职，新任参事陈长乐到馆时，胡先生召集馆员谈话，他说，他从未在政府行政机关做过事，所以对公务程序一向外行，全靠各位专业人员助他完成任务。陈参事是资深外交人员，与他虽素不相识，但他慕其才能，邀来相助，希望大家和谐相处，快乐共事。后来发现陈参事不能胜任，一年以后，由外交部调任他处总领事。胡先生另邀驻英使馆秘书刘锴升任参事。刘参事深具才华，亦富有外交经验，深得胡先生的信任，馆内行政由其负责执行，实现了胡先生所倡导“无为而治”的风范（刘参事后来调“部”任“次长”，后任“驻加拿大及菲律宾大使”“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于一九九一年在美逝世）。
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胡先生最有兴趣的话题之一，他常会和我们谈起。他说“无为而治”并非一事不做，而是尽量授权属员完成他们职权以内的事，培养他们的学识能力，训练他们负责任，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负起责任来处理他们职权以内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分层负责的制度。只有这样，做长官的人，才有时间专心做他的政策思考、结交朋友、选用人才等属员所不能帮他做的事情。一般长官都喜欢用他的聪明干预属员的专业工作，有时也会做得很出色，但是以后他的属员都会把别的事情也送来请他管，事情管多了，什么事也管不好，手下人反而不必尽心办事，不愿负责了。他生平最佩服蔡元培的领导作风。他每次提到蔡元培时总是只称蔡先生而不名。他说，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时代，只谈政策，不管行政，他最会用人而对人信任亦专。丁在君在中研院做总干事，他在北大做教务长，都是全心全力替蔡先生办事，而蔡先生也希望他们都是做到“独断独行”的助手。胡先生也提到蒋梦麟因受蔡先生影响，也颇懂得“无为而治”的道理。在一九三一年蒋梦麟重任北大校长的第一年，他得到几个基金会的经济支持，复兴北大。他第一件事是聘请各业最佳教授，他对北大几位院长说：各业专才只有各院系行家才知道，所以聘任新人是各位的责任，他不干预。辞退老人是他的责任，他全权处理。以普通校长的作风，并无勇气负起责任来辞退老人，而往往会插手在新人聘用上做文章。普通长官也往往不肯信任部属处理专业事务而喜欢插手干预，但对专业人员无力做到而希望长官出面支援者，这位长官反而并无能力与声望以解决下属面临的困局。故“无为而治”是要各级人员分层尽力。部属为其所当为，所能为。长官只有授权，而不代劳不干预；遇到长官当为之事，则长官亦有能力为部属支援，共同完成任务，此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也。后来蒋梦麟在台湾担任“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最能表现他的“无为而治”的领导风范。他对农、林、渔、牧、水利、金融、乡村卫生、农民组织等业务无一不是一窍不通。会内所有专业事务皆由组长及技正处理。若有“立法委员”或外国人士来找技正的麻烦，他绝对支持技正，表现了百分之百的“无为”作风。但是遇到技正要与上级“政府”、民意机关打交道的时候，他必勇于出马，为技正的有力支援。在这个时候，他就表现了他“无为而无不为”的作风了。蒋梦麟在“农复会”的成就是蜚声国际的，因而他在一九五八年曾当选为菲律宾政府所举办的麦格赛赛奖金“政府服务部门”第一届得奖人。
胡先生曾告诉我们，他在一九三五年八月间《独立评论》之《政制改革的大路》一篇文章里，曾劝当时的蒋委员长不要干涉他职权外的事。他说：“那时除军事以外，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实业、交通，都有蒋委员长个人积极干涉的痕迹。其实这不是‘独裁’，而是‘打杂’；这不是‘日理万机’，只是‘侵官’。天下没有万知万能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兼百官的事。‘侵官’之害能使主管官吏不能负责做事。”他又说：“最高领袖的任务是自居于无知，而以众人之所知为知；自处于无能，而以众人之所能为能；自安于无为，而以众人之所为为为。凡察察以为明，琐琐以为能，都不是做最高领袖之道。”
二十一年以后，在一九五六年“《自由中国》”杂志的“祝寿专号”上，胡先生又写了一篇《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文章，文中劝蒋公要注意大事，不要只管小事，还引用《淮南王书》所说的“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劝蒋公注意“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后来竟引起“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出长达六十一页题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驳斥的反应。这是胡先生所意想不到的。
胡先生在大使任内建立一种分层负责的制度以发挥他“无为而治”的精神。他要求使馆同人尽量发挥各人的专业才能与抱负。他不察察以为明，不琐琐以为能。他以馆员之所知为知，馆员之所能为能，馆员之所为为为。在他任内，馆员多能负起责任处理各人职权以内的事，使他有时间专心做他的政策思考、结交朋友、政要沟通、应酬演说等属员所不能帮他做的事情。遇有必要，他会与属员分层合作，完成任务。那时，陈光甫在美洽办借款，他与光甫的合作，也是各尽所能，各从其人际与管道尽力疏通，再求整合以成事。
例如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财长毛根韬已将借款案件完全办好，只待总统签字。罗斯福忽对毛说：这几天广州、汉口相继失守，中国海口尽失，此后外援国防物资须经越南、缅甸运入，作战益见艰难。万一中国不能继续抗战，则我签此借款之约，必为孤立派所攻击，故此约必须搁置。毛无法说服总统，乃立即电约胡、陈二人至其寓所会商对策。胡、陈到后，三人会商结果，由胡、陈电请蒋委员长来一电报，表明抗战政策不变，然后再由胡晋见总统促其批准。后因前方战事紧急，蒋公亲赴前方视察，回电迟至十日后始到。罗得蒋电后始批准。但一九三八年是美国国会议员选举年（选举日为十一月初旬），借款虽经批准，但公布日期则在十二月初旬也。胡先生与政府显要常有“不拘形迹”之友谊，常能彼此坦诚谈出问题症结之所在，进而合力解决之。
初期借款
借款方面是陈光甫的努力范围。光甫曾于一九三六年赴美签订白银协定，深得美方信任，而与财长毛根韬私交甚笃，故政府特派光甫赴美洽办。光甫先于胡先生抵美，胡先生到任后，即在国务院方面从旁协助，有时亦与光甫联袂晋见总统促成其事。借款中最艰难者是第一次桐油借款，因其时美国国会孤立势力强盛，对于对华政治借款反对激烈。罗斯福总统虽援华有心，但为国内现势所困，难以尽力。且国务卿赫尔因顾虑日本指责美国对华借款违反中立立场，引起美国议会之责难，反对直接借款与中国，用以购买军火及装备。经光甫与财部商讨再三，决定在中国组织一独立公司（复兴商业公司）收购桐油，售给在纽约组织之世界贸易公司，然后再由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契约，由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为担保人，形成一个商业机关与银行间之借款方式，以避免议会孤立派之攻击。合同规定五年之内复兴商业公司运美桐油二十二万吨，以售价半数偿付借款本息，其余半数用以在美采购政府需用物质（军火及装备除外）。故第一次借款（桐油借款）虽只美金二千五百万元，进行却非常艰难（且对国内桐油采购运输等问题及公路改善皆须着力）。桐油借款原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定案，但因其时广州、汉口相继失守，中国海口尽失，外援输入困难，美国总统罗斯福深虑中国继续抗战之决心，故而延缓至十二月间始正式宣布。第二次借款美金二千万元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宣布。第三次钨砂借款美金二千五百万元于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宣布。所有借款之支用、政府购料运输、桐油及锡钨之运销等事，均由中国财政部在纽约组织之世界贸易公司办理，弊绝风清，极得美国政府与工商厂家之敬信。（后来法国向美借款，美国当局即建议法国仿照中国成立贸易公司之办法办理，以树立信用。）关于初期贷款时期，财部方面，光甫人际管道畅通，国务院方面则由胡先生与国务院资深顾问洪伯克向国务卿赫尔疏通协调，使无阻滞。陈、胡合作无间，虽历艰辛，而心情愉快。一九四〇年五月间陈光甫回国，不免惜别依依。胡先生在五月三日日记中记述其事：“我与光甫共事十九个月，他是很不易得的好同事。我和他都不求名利，都不贪功，都只为国家的安全，所以最相投。今回别了，我们都很惆怅！”
一九四一年五月，租借法案援华计划成立，美国援华事务进入新境界。宋子文筹办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而以施肇基为副主任委员，办理接受租借法案之国防物资事宜。陈光甫不再来美，胡先生亦不再预闻借款之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