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待变
“和比战难，苦撑待变”是在对日抗战开始以后，胡先生的两句名言。吴相湘教授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四日在北平访问胡先生，那天正是胡先生在纽约发表导致心脏病发的《日本侵华之战》演说的第九周年。胡先生面告吴教授“苦撑待变”是在上述这篇演说时提出的，并将范旭东所赠“苦撑待变”印章，拓了一张并简述经过相赠。
范旭东先生是中国著名实业家，曾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及永利硫酸铵厂，对于胡先生上述名言，深为佩服，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在重庆将“苦撑待变”四字刻一牙章相赠。
胡先生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有长电致政府，阐明“苦撑待变”之意，兹录全文，以存史料：
适三年来论及和战大计，总不外“苦撑待变”四字，所谓变者，包括国际形势一切动态，而私心所期望，尤在于太平洋海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此意似近于梦想，然史实所昭示，和比战难百倍，太平洋和平会议未必比太平洋海战更易实现也。
最近一个半月中，重大演变多端：（一）为美国实行建造两大洋海军，增加海军实力一倍。（二）为日本侵入安南[越南]，使美国立时宣布对华三次借款及废铁全部禁运。（三）为德义[意]日三国同盟，使美国人民更明了此三个侵略者对美之同心仇视。（四）为十月四日日本首相近卫及外相松冈同时发表威胁美国之狂论，使美舆论大愤，使美政府令远东各地美侨准备即时撤退，以示决心。（五）为美海军部十月五日增调海军后备员三万五千人，使海军现役官兵总数增至二十四万人。（六）为日本忽变态度，先否认松冈谈话，后又声明近卫谈话亦只是随口答报界质问，并非事先预备之谈话。（七）为十月八日英国正式宣布十七日滇缅公路重开（滇缅公路为当时中国对外之唯一通道）。（八）为美政府连日遣送海军官兵四千二百人，陆军防空炮队千人赴檀岛增防。（九）为上月国会通过空前之平时兵役法，凡廿一岁至卅五岁之壮丁约一千六百万余人均须登记听候抽送受军事训练。十月十六日为全国壮丁登记日，亦即全部废铁禁运之日，亦即滇缅公路重开之前夕。
凡此九事，皆在一个月内急转直下，使人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感。阅十月四日因松冈狂论，美国会领袖曾访问罗斯福总统商和战大计，罗表示政策“美并不要对日开战，但也绝不在远东退缩。因美之不肯退缩，也许会引起日之侵犯，那时美国就难免一战了。但我想日本大概不会如此做”。连日美方观察，均谓日本已有软化形势，似不敢冒险对美挑战。至于日本是否将用暴力压迫英国权益中心，如沪、港各地，则论者颇不一致。
鄙意：日本霸权全靠海军支持，此时未必敢冒险将海军作孤注。若日本果软化，则日美海战或尚须稍长时间之酝酿。我国苦撑三年，功效已甚显著。此时最可虑者，暴日在羞愤之中，或将以大力攻我滇边，及用空袭炸毁各路桥梁车辆等。我方不可误信外间流言，谓日侵安南，意在南进，不在攻我。若误信此说，恐后悔难追。
鄙意又以为今日世界大势已极分明。德国攻英已告失败。德义[意]已与暴日结为同盟，英美密切合作已无可疑，罗斯福第三任当选亦无可疑。当此时机，我对国际分野，宜有明显表示。例如德义[意]既与暴日结盟，既承认其东亚新秩序，则皆为我敌。我国似应召回驻德义[意]使节，使国人与世人皆知我重气节有决心，似是精神动员之最有效方法。
这份电报的发出，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之前的一年零五十六天。在这一年两个月以后，美日海战终于发生，日本海军终被毁灭，胡先生所待之“变”，果然实现了！
国际局势大变
回忆胡先生当年电报，多系亲拟手稿，因为删改太多，必须清稿。清稿和保存，是我的职务。胡先生也有时口述纲要及重要内容，由我编写，再由他修正定稿。定稿以后，有时他会请周鲠生教授及刘锴参事过目。周意见较多，常有修改。刘意见较少。我在清稿时，胡先生也会问我的意见，是一位充分民主化的长官。
再过三个月，在一九四一年的一月十日，胡先生又有长电报告政府有关国际局势更大之变化：
美国之国际政策，数月来急转直下，罗斯福总统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广播词与本年一月六日之致国会咨文均为重要宣言，要旨九点：
（一）公然承认美国一百七十年来之安全实由于英美海上之合作，英若颠覆，美必孤危。
（二）公然承认民主国家之政治哲学与侵略国家之政治哲学势不两立，绝无妥协可能。
（三）公然指出去年九月二十七日柏林德义[意]日三国盟约是侵略国家对美国之威胁。
（四）公然指出美国现时所以能暂时避免战祸，只是由于中英两国苦力抗战，使战祸不波及美洲。
（五）故本月六日致国会咨文明定美国政策三大纲：（甲）以全力经营国防；（乙）对任何为自由而抗战之勇敢民族，美国皆承担充分援助之义务；（丙）道谊[义]与安全均不许美国默认一切牺牲他国自由换来的和平。
（六）为贯彻上述政策计，美国必须加速增高生产力，使全国成为民主国家之兵工厂。
（七）凡敢于抗拒侵略之民族所急需之物资，美国应尽力供给，倘一时不能付现款，亦应许其继续采办，俟战事结束后陆续抵还。
（八）此项援助并不违反国际法，亦并非战事行为。若侵略国单方欲作如此解释，认为战争行动，美国亦不受其恐吓。
（九）吾人所期望之新世界不是侵略者所号召之新秩序，乃是一种道义的秩序。至少要使世界任何地区皆享有四种基本自由：（甲）言论自由，（乙）信仰自由，（丙）解除受困之苦，（丁）解除侵略战争之危害。
以上九条为罗文要旨。其魄力之雄伟、立言之大胆为三年来所未有。此中关键全在三事：（一）为六月以后英国之危机，（二）为去年九月柏林德日义[意]三国盟约，（三）为罗氏三任胜利当选，显示国民对罗之信任投票，立法机关已不能牵制，故罗氏敢放手做事。
罗氏对远东战事，其政治始终一贯。“第一期策略”：抗战开始时正系美国新《中立法》成为法令之第三个月，策略在不承认中日战事，不适用《中立法》，不承认日本有交战国权利，使美国人民船只货物可往来远东，使美国政府对远东战局有过问之权，有应付之自由。“第二期策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我方危急。罗氏于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守之夜许我桐油借款，于十二月中旬（第三任总统当选后）发表。并于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两个通牒。其主旨为每当我战事吃紧或暴日横行之时，美政府辄予我相当援助，对我有打强心针之效能，而其形式皆为依据现行法令，不致引起美国国内和平论者之反弹：如道义地对日禁售飞机，日美商约之废止，对日飞机汽油及废铁之禁运，及对于锡、钨借款等皆是明例。“第三期策略”：罗氏三任总统胜利当选后，乃敢明目张胆地援助抗战国家。虽向侵略者挑战，亦在所不恤。昨日美政府改组海军，增员四万人，造成十足之战时海军人数。今日白宫又颁布铜、锌、镍等禁运令，皆属急转直下之对暴日措施。
以上系三年来国际变化大势之综合叙述。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罗斯福当选连任第三任美国总统，在美国历史上是一创举。百余年来，美国总统不连任三任的传统，竟尔突破，是取得民众热烈拥护之明证。罗氏乃决心不顾孤立派之干扰，毅然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在对国会咨文中，提出以美国全国生产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之豪语。且有美方供应物资不必付现，留待将来战后抵还之建议。并于两个月之后的三月十一日签订《租借法案》，拨款七十亿美元，实践了此项诺言。援华计划是在同年五月六日正式付诸实施的。其时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前七个月。
五四广播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邀请胡先生自华府向国人发表“纪念五四”的广播演说，以纪念五四运动的第二十三周年。其时中国对日抗战已届第五十八个月，美国对日宣战亦将半年，他在广播中告诉大家：他最近三个月内，走了一万五千英里的路，亲眼看见美国全国上下一致努力地做战时生产的工作。亲眼看见全国的平时工业在短期内完全改成了战时工业，军火、飞机、坦克车的生产量已经赶上轴心国家的生产量了。就是最困难的造船工业，美国也在拼命地发展。美国今年可造八百万吨的船，明年可造一千万吨，现在美国落基山区高山上也在造船了！这样的生产力量，有了运输，我们同盟国的最后胜利绝对无可置疑了！
他又说：这二十多年世界和平的局面，是日本“九一八”一炮打碎了的！但是全世界抵抗强暴、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重新建树起来的。中华民族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多年抗战，已取得了受世界敬仰的地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广播词里说：“我们要记得中国是第一个起来抵抗侵略的民族，这个打不倒的中国，在将来，不但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并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要担负相当的责任！”
胡先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文明之外，还要尽力帮助全人类维持全世界的和平公道，增进全世界的繁荣，提高全世界的共同文化。希望我们拿出先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来担负将来的大责任。
胡先生做此广播时，心情十分愉快，因为：第一，他出国五年，这是第一次用国语向国内同胞广播他对国事世局的乐观看法。第二，当时抗战已入第五个年头，而美日太平洋海战也已开始。他的“和比战难，苦撑待变”之说，已逐渐得到证实，使他乐观的信心更为增强。第三，胡先生曾说：“日本海军如不毁灭，远东及世界和平永无希望。”此在当时虽近似于梦想，但此一预言已经实现五个月了，中美对日并肩作战亦已五个月了。这时中外朋友对胡先生的远见与乐观，更是平添敬意！
去职前后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十六日）宋子文继郭泰祺为外交部长，在美遥领，部务由蒋委员长兼代。郭泰祺原任驻英大使，与英首相丘吉尔相处甚好，颇有声望，因而为政府借重，于一九四一年四月间发表为外交部长。赴任前，经过美国，胡先生曾举行酒会邀请美国朝野显要数百人与郭见面，到贵宾四百人，并陪同晋见罗斯福总统与赫尔国务卿。四月二十九日，由郭泰祺具名致电蒋总裁报告谈话经过：
本日与适之兄同谒美总统及国务卿。罗对世界局势绝不悲观。指座前所悬世界大地图，谓祺等云：巴尔干之失败，甚或土耳其不支，均不必太重视。最大关键仍在大西洋海上交通之维持，与中国抗战力量之维持，缅甸交通，尤为重要。罗对我国抗战之精神，与蒋公领导之毅力，均表示敬佩。并云：前日已指拨与中国大量军用品及交通物资，以后仍当陆续资助。又云：彼观察中国今日抗战力量实比去年今日更强云。
访国务卿赫尔时，赫畅谈彼八年来对世界局势之抱负。祺因与商谈中央所嘱废除条约束缚，改订基于平等互惠原则之新约事。并谓：此正与彼素所主张之国际政策与经济政策之基本原则相同，当能得其赞同。赫表示同意，允为转陈总统，并与国务院同人商榷。事前，祺曾与国务院内熟友密商，彼等均允协助。并闻。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赫尔电令美国驻英大使与英政府商洽共同取消在华特权，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中美平等新约》及《中英平等新约》分别在华盛顿、伦敦及重庆互换批准约本，即日生效。
郭五月初到任后，不及半年，即去职。胡先生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记中写道：“下午得雪艇[王世杰]一电云：‘复初[郭泰祺]去职，系因《大公报》指摘其行为不检，并无其他背景。’一个报馆的言论可以赶掉一个外交部长，伟大哉《大公报》！中国真是一个民治国家！”[胡先生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去职时，郭复初曾来一信云：“兄持节四年，誉满寰瀛，功在国家。一旦去职，中外同深惋惜。其难进（弟所知）易退（亦弟所知）有古人风，尤足为士林矜式。而弟于惋惜之余，颇有吾道不孤之感，一笑。”]
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长以后，从不给胡先生看一份国内来的电报。胡先生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日记中写道：“他（宋）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的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覆了。记此一事，为后人留点史料而已。”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胡先生便决心辞职，他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致函翁文灏与王世杰云：“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能驳回一字。我则半年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见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又说：“去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郭泰祺卸任外交部长）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要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至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两兄知我最深，故敢相告，不必为他人道也。”
胡先生虽有求去之心，但并未正式请辞。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蒋介石院长忽来一电（庚电）特聘胡先生为行政院高等顾问，而九月八日行政院国务会议即议决胡先生去职，由驻法大使魏道明调任（征求美方同意系在八月底进行）。此项突如其来的调动，使馆同人大为惊奇，以为必是宋子文的杰作。胡先生于九月十日致电蒋院长辞去行政院高等顾问，原文如下：“适自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第一次致公书以来，每自任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此吾国士大夫风范应尔，正不须名义官守。行政院高等顾问一席，敬乞准辞，想能蒙公鉴原。顷得西南联大梅蒋两校长电，令适回校教书，一俟医生检查身体后，倘能胜高飞，当即作归计。并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