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先生胡适之
林语堂先生创刊《论语》杂志的时候，卷头列有好些投稿的禁条，其中有一则为“不得使用‘我的朋友胡适之’一类的字句”。他的那些禁条，颇为一般读者所传诵，引为美谈。不过今天我要动笔写三十五年前回祖国求学时师长的印象，却非先讲一讲胡适之先生不可，因为胡先生是那个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
洪炎秋
林语堂先生创刊《论语》杂志的时候，卷头列有好些投稿的禁条，其中有一则为“不得使用‘我的朋友胡适之’一类的字句”。他的那些禁条，颇为一般读者所传诵，引为美谈。不过今天我要动笔写三十五年前回祖国求学时师长的印象，却非先讲一讲胡适之先生不可，因为胡先生是那个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好在《论语》杂志早就停刊了；适之先生逝世也已一年，我相信就是林语堂先生，到现在也不一定再坚持那一则禁条了！
胡先生虽然不能算作“我的朋友”，却还可以勉强算作“我的先生”。找遍北京大学注册组的记录，虽然在我的姓名“洪槱”之上或之下，绝不会找到可以和“胡适”两字联上任何关系的证据，可是他那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和那一部《胡适文存》，在我没有回到祖国以前，即已被我读破，对我的思想，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况兼我也“偷听”过他半年的功课，所以认他作“先生”，也还振振有词，不至于被叱为妄自高攀。
所谓“偷听”两字，没有在北平当过学生的人，恐要发生误会，以为是像普通书中所写的“隔墙有耳”，去窃听人家的“喁喁私语”那种偷法。其实不然，大大不然，这乃是“早期”北平学生间的一个专门术语，应该加以解释。
那时的北京大学，只要你入学考试及格，每学期缴纳十块钱学费，你所选的学课的教室，就能指定给你一个座位，你的座位上有人没有人，就是你出席或缺席的标准。北大的规定，也和旁的学校一样，缺席如不超过上课时间三分之一，即可参加考试，所以形式上每点钟也由注册课派人前来点名。注册先生的点名方法，也怪有趣，他只看看前排有主的座位，是否有人而已，至于后面富余的许多无主的座位，无论坐上了多少人，他照例是不管的；清高而大方的教授先生，惠而不费，更是不屑过问了。北京——那时还是北京，不叫北平——城里许多野鸡大学的用功学生，以至学界无数的散兵游勇，知道了北大的这一条不成文法，都跑到这里来揩油；他们的人数，常常可以超过北大的正式的学生。他们既不交费，又未请准，所以我们名之曰“偷听”，符其实也。这类学生前来偷听，不但是“船多不碍港”，并且为着听讲方便起见，他们遇见前排选课学生不来尸位的时候，常能轻移莲步，填补空隙，替你义务应卯，使得北大学生出席成绩为全国之冠，永远没有因旷课而被扣考的人，提高校誉不小；所以他们的惠然肯来，不但不被排斥，反而大受欢迎。“偷听”两字，因此也就成了带有几分好意的可爱的名词了。后来用途扩大，北大学生而上未选的功课，一视同仁，也一律以偷听论。不过我偷听胡先生的讲授，系在毕了业以后，既不属于前者，又难归诸后者，或可套用吾师张竞生先生的创见，另起一名，叫作“第三种偷听”吧。
我对于胡先生所讲授的功课，为什么需要偷听呢？说来话长。我在北京大学念书，入的是教育系，中国哲学史这一门功课，原是我第一年级的必修科目，可是机缘不凑巧，当我由预科升入本科的那一年，正遇着胡先生赴美讲学，中国哲学史这门功课，先由徐炳昶先生代授，后请冯友兰先生接讲，无由亲接胡先生的謦欬。徐冯两先生都是河南省人，我素来有个偏见，以为全国之中，以山东、河北、河南三省的人，质朴刚健，最易相处，不像所谓南蛮子，油头滑脑，惹人讨厌，况兼徐冯两先生，均系北大前辈，名驰世界的学者，所以对于他们俩，都抱很大的期望。不幸得很，两位都患一点口吃，讲起书来，不能天花乱坠，引人入胜，使我大为扼腕。徐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将英文psychology这一个字，按照法文的拼音去读，把英文所不念的p音念出，sy又不念为sai，却变成了si；冯先生则在开讲的时候，把那与本题无甚关联的“软心的哲学”和“硬心的哲学”两者的分别，期期艾艾，发挥了两三个礼拜，除此以外，别的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胡先生重回北大的时候，我已毕了业，在河北省教育厅当小职员。当时的厅长是沈尹默先生，他是学者出身，颇能大处着墨，在其任中，极力鼓励我们同年毕业而在该厅供职的六个同学，继续进修，特命会计准许我们每月购买三百元以内的书籍。我看他如此热心诱掖后进，因而得陇望蜀，即以台湾来此求学不易为理由，签请其每周特准我匀出几个上下午，回北大继续听课，蒙他恩准，我就成了特权阶级，奉令回校偷听功课了。当时我虽然正式受了英文系的入系考试，挂名该系一年级，以便应付上峰，实际却不按部就班上课，而采取自由偷听的游击战，胡先生所讲的功课，就是我的最大的偷击目标。胡先生在北大的叫座能力，真是无与伦比，只有那年陈豹隐先生刚从苏联“镀铁”——我国人士从来称呼留学英美为“镀金”，留学日本为“镀银”，唯留学苏联未有专名，我姑自作聪明，戏名之曰“镀铁”——回来的时候，差堪伯仲，其他诸人，都不能望其项背。他还未来上课的十分钟前，不但座位早已客满，而且窗台楼梯，也已经站遍了人，真是没有可以立锥之地，其盛况不在听梅兰芳的“蹭戏”之下。他老先生却也不辜负众望，讲起书来，口若悬河，头头是道，清代彭甘亭有两句诗谓“源积流斯长，所吐视所食”，句虽不佳，却可为胡先生讲书写照。胡先生在北大讲学，虽未必是鸡群独鹤，亦可谓为错薪翘楚，众士捧场，良有以也。只是我已在北大窥园六年，买的书总也够装五辆洋车，眼孔照例已放得相当大，自然对于胡先生为初学而讲授的内容，总觉得呒啥希奇，值不得老挤一身臭汗，在那里凑热闹；碰巧第二学期省政府迁天津，厅长换人，我因之随而“辍学”，所以受到胡先生的“耳提面命”，期间很短，未能获得深刻的印象，他令我感到兴趣的，倒是在课堂以外的事情。
省府迁移以后，我也跟着同往天津，家眷则仍居北平，每周回来省视一次。有一天是星期日的早晨，我由津回平，下车走了不多路程，无意中遇见了预科班同班的老同学叶维之君，彼此打起招呼，我问他到哪儿去，他说是要上胡先生的府上去的。据叶君告诉我，胡先生的客厅，每逢星期日早晨，必是开放，无论水鬼罗汉，都可自由出入，在那里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人，听到各种的话，增人常识，问我愿否同行。叶君是胡先生的嫡系高足，英文程度很好，我有一次偷听英文系的功课，亲耳听到叶公超教授当面夸奖过他的英文。胡先生所主持的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请人翻译稿件，大都要经叶君审校，很得胡先生的宠信，所以他的话，自然非常可靠。我天生是块懒骨头，平生不惯奔走权贵，北大虽然住了六个半年头，深博得附近小饭馆的信誉，可以不付半文钱，赊吃两个月伙食，资历不能算浅，可是对于那时候有权有势的几位红教授，除了在教室里面听听他们讲书以外，真可以说是“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所以胡先生的大门修得怎么样，我一点也不晓得。这一天听了叶君的一番鼓吹怂恿，好奇的心油然而生，也顾不得家中盼望，立即就和叶君同雇洋车，打道直上禄米仓的胡府。
禄米仓的胡府，结构怎样，现在已经模糊想不起来，不过它的确是一所颇为壮观的洋房，这点情景，却还依稀闪烁于我的记忆中。它的客厅，虽然不算十分富丽，却还够得说是相当堂皇。我们进去，即看到已有先来的十多个客人，围坐在那里，其中有日本籍的北大旁听生，有托写八行书的，有求序跋的，有找工作的，有来瞻仰丰采，致致敬意的，却也有几位和我们一样，仅仅是来凑热闹，聊闲天。胡先生处在这一群闲杂人等的当中，从容周旋，多方应付，谈笑风生，悠扬不迫，其态度真有左右逢源之乐；世故练达，虽外交老手，无与伦比。我在胡府虽然仅仅坐了一个多钟头，但是我对于胡先生的认识，比在课堂上听了半年功课所得到的，还要深刻得多。
在这次的访问以后，隔了四五年，我方才再和胡先生打过一次交道。事情是这样，当时我在北平大学担任附属高中主任的职务，有我们一个毕业生投考北京大学，报的志愿是英文系，发榜的时候，却高高给他录取在国文系里面。这个学生说也奇怪，“除却巫山不是云”，非英文系不读，找我麻烦了好几趟，叫我替他找一找胡先生，请其依照他的志愿，给他拨入英文系，因为胡先生是北大的文学院院长兼英文系主任，只要他金口一开，万事必可如意。
我是出了洞门不久的人，头脑冬烘，板板六十四，不知道字典中还有所谓“通融”“斟酌”这一类的字眼，以为金榜一题，铁案如山，何能轻易改变？想来找人也是白找，所以不大愿意为他去碰钉子，后来禁不住他累次啰唆，只好硬着头皮，替他跑了一趟“沙滩”。我见了胡先生时，就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胡先生立刻叫来注册组员，命他取来考取新生的成绩表簿，翻了一遍，才告诉我，北大的规定，要入英文系的人，英文成绩须有八十分以上才成，该生只得七十八分，而国文却有九十分，所以只好把他取入国文系。我再将该生平时对于英文如何努力，如何非入英文系的缘由，恳切替他说了一遍。胡先生乃点点头说：“既然如此，那么，就把他的英文分数，改为八十二分吧。”随即找出试卷，拿笔涂改，盖上名章，就这样超度了一个苦闷的优秀学生。
这事经过不久，适逢杨肇嘉兄到北平来游历，他带来两大本装潢精致的纪念册，要请国内名流题词纪念，托我替他求求胡先生，为他写几个字。因为肇嘉兄轮蹄仓忙，逗留不久，非提前为他赶办出来不可，所以我立即替他拿到禄米仓去求胡先生。不意到了胡宅，却被一个看门的老头儿，挡住了驾。他说：“我们老爷只限礼拜三和礼拜日两天，在家见客，别的日子，恕不招待，请您原谅。”招待不招待，倒也无须乎什么原谅不原谅，只是胡先生而被称为“老爷”，却难免“出人意表之外”，总觉得有点滑稽。不过闲事且不管他，“老爷”虽见不着，字的油却无论如何非揩不可，“棺材抬上山，不埋也得烧”，事到如今，只得掏出一张名片，甩一甩自来水笔写明来意，连同带来的纪念册，一齐交给老头儿，求他转呈，然后扬长回家。次日下午，胡先生居然把字写好，简派学校信差，专车送来给我，使我脸上大增光彩。
此外还有一次，为要出版先父著作的事情，又找胡先生麻烦了一番。我以前曾经将先父写的《台湾战纪》，送给胡先生一部，颇蒙称赞，我就拜托他相机替我斡旋出版先父的其他作品。有一回，他因开会事，要到上海去，就叫我拿出一两样稿子给他瞧瞧，说他或可以设法交与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听了非常高兴。回家就检出十来册《寄鹤斋诗话》的抄稿，派人送去。
过了一礼拜后，我听说他已由上海回来了，所以就跑到北大文学院去拜访他。他见了我面，开口就说：“令先尊的诗话，有意思得很，我在来回的火车中，已经全部把它读完了；里面虽然有几点未能同意，大体说来，见解超妙，很有价值。我为此事曾经特地去找高梦旦先生，高先生看了几段，也说东西倒是写得很好，只是这种旧文学，已经失掉了商品价值，不便承印，因为此例一开，牵亲引戚，源源而来，出则亏本，不出则得罪人，为杜渐防微计，我们的这番苦心，只好请你原谅吧。”
俗谚说得好：“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有人做。”商务印书馆的苦衷，自然很可原谅，不过高梦旦先生的这一番苦心和胡适之先生的这一番热心，都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使我一辈子不能够忘掉。
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三期（一九六三年三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