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馆。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有穿着条纹衣服的集中营犯人，也有穿着白外套的女护理员。整夜不断有犯人来。这就是那个房间，女护理员走了。我对D说：“敲门吧。”心在剧烈地跳动，我大概无力进去。D敲了门，我和他一起进了屋。床角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是家属。床上有两个集中营回来的人，一个睡着了，大约二十岁，另一个对我微笑。我问：“您就是贝罗第吗？”“是我。”“我是罗贝尔·L的妻子。”“两天前我们和他分手的”。“他怎么样？”贝罗第看看D说：“有人比他更疲惫不堪。”年轻人醒了：“罗贝尔·L，啊，是的，我们本来应该和他一起逃跑的。”我靠近床边坐下。我问：“他们枪毙人吗？”两个年轻人互相看了看，没有立即回答，随后说：“就是说……他们不再枪毙人了。”D接过话来：“当真？”贝罗第回答：“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两天不再枪毙人了。”两个战俘自己说开了。年轻人问：“你怎么知道？”“集中营里的俄国犯人头儿告诉我的。”我问：“他告诉您什么？”“他说他们接到命令不再枪毙人。”年轻人说：“有时候他们枪毙犯人，有时候不。”贝罗第看看我，又看看D。他笑了笑说：“我们累了，请原谅。”D的眼睛盯着贝罗第，问：“他怎么没和你们在一起？”“火车启动时我们一起找过他，没找到。”“我们确实仔细找了。”“你们怎么会没有找到？”“天很黑，”贝罗第说，“况且人还很多。”“你们仔细找过了？”“您是说……”他们对视着。“噢，是的，”年轻人说，“是找过……甚至还喊过他的名字，尽管这很危险。”“他是个好伙伴，”贝罗第说，“我们找过他，他还给我们做过有关法国的讲座呢。”“他讲得很好，嗬，那神气……他把听众给迷住了……”我问：“既然你们没有找到他，那么说他已经不在了？他被枪杀了？”D来到床边，他动作粗暴，他很生气，但控制着自己，他的脸色几乎跟贝罗第一样苍白：“你们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我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他们累了。”我们仿佛在审问罪犯，一秒钟也不让他们喘息。“不管怎么说，我看见他了，我敢肯定。”年轻人说。他目光茫然地看着什么，重复说他敢肯定，可是他什么都不能肯定。D还是不停地问：“努力想一想，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我是在队伍里看见他的，你记不得了吗？在右边，天还没黑……到达火车站前一小时。”年轻人说：“那时候真是筋疲力尽……不过我，我是在他逃跑以后又见到他的，这我敢肯定，因为我们还说好从那里、从车站逃走。”“什么？他逃跑？”“是的，他企图逃跑，又被抓回去了……”“什么？逃跑的人不被枪杀吗？你们说的不是真话。”贝罗第不知再说什么了，什么也说不出，他的记忆破碎了，他泄气了。“不是跟你们说了他会回来的。”这时，D粗暴地插话，他让我住口，然后他又开始问：“他是什么时候逃跑的？“他们彼此看看：“是头一天吧？”“我想是的。”D在询问，在恳求：“努力想一想，很抱歉……不过努力想一想。”贝罗第微笑了一下：“我很理解你们，不过我们太累了……”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绝对的沉默。然后年轻人说：“我肯定在他逃跑以后我见过他，是在队伍里看到他的，现在我敢肯定。”贝罗第问：“什么时候？怎么看到的？”“他和吉拉尔一起，在右边，我敢肯定。”我又问：“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否枪毙人呢？”贝罗第说：“这您不用害怕，我们会知道的，我们每回都知道，**党卫队在队伍后面枪毙人，然后同伴们把消息一直传到队伍前面。”D说：“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找到他。”“天太黑，”贝罗第接着说。“也许他第二次逃跑了，”年轻人说。“总之，你们在他第一次逃跑以后见到过他。”“确实，”贝罗第说，“确确实实。”“他们把他怎么样了？”“嗯，他被狠狠揍了一顿……菲利普会比我讲得更清楚，他们是伙伴。”我问：“他们怎么没有枪毙他呢？”“美国人那么近，他们来不及了。”“再说，每次情况都不一样，”年轻人说。我问：“在他逃跑以后，你们一起商量好逃到火车站的吗？”沉默，他们彼此看着。D说：“你们明白吗，如果你们是在他逃跑以后和他商量的话，那就增加一份把握了。”不，他们不知道了，关于这一点他们什么都不记得了。他们记得队伍的某些骚动，记得几个伙伴跳到壕沟里藏身的某些动作，他们还记得遍地都是美国人。而其他的事情，他们都不记得了。
另一个磨难期开始了。德国在燃烧。他在德国本土，这不十分肯定，不十分肯定。但可以这样说：如果他未被枪杀，如果他还待在犯人队伍里，那么他就置身于在德国燃烧的熊熊烈火之中了。
四月二十四日。
上午十一点半。电话响了。我一个人在家，是我接的电话。对方是弗朗索瓦·密特朗[26]，化名莫尔朗。“菲利普回来了，他一星期前看见了罗贝尔。他当时还好。”我解释说：“我见过贝罗第了，罗贝尔好像逃跑了，又被抓了回去。菲利普有什么消息？”弗朗索瓦说：“是的，他试图逃跑过，又被一些孩子抓了回去。”我问：“他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沉默。弗朗索瓦说：“他们是一起逃跑的，菲利普跑得远，德国人没看见他，罗贝尔就在路边上，他被打了一顿。菲利普等着他，没有听见枪声。”沉默。“确实吗？”“确实。”“就这些吗？后来他再没看见他？”沉默。“没有，因为菲利普离开了，逃跑了。”“那是什么时候？”“十三号。”我知道这都是弗朗索瓦·莫尔朗算出来的，毫无差错。“你怎么看？”“没问题，”弗朗索瓦说，“他会回来的。”我问：“犯人队伍里有被枪杀的吗？”沉默。“说不准。来印刷厂吧。”“不，我累了。菲利普怎么看？”沉默。“没问题，四十八小时以后，他就该回来了。”我问：“菲利普怎么样？”“很疲劳，他说罗贝尔还坚持得住，状况比他好。”“他知道那批犯人去哪里了吗？”“不，一无所知。”我问：“你没骗我吧？”“没有。你到印刷厂来吧。”“不，我不去。告诉我，要是四十八小时以后他还不回来呢？”“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呢？”“为什么你对我说这个数字，四十八小时？”“因为菲利普说他们是在十四号到二十五号之间被解放的。不会有别的可能。”
贝罗第十二日逃跑，二十四日回来，菲利普十三日逃跑，二十四日回来。算起来需要十天至十二天。罗贝尔大概明天或后天到，也许是明天。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D请来了医生，我的高烧总也不退。卡茨太太、我的女友让妮·卡茨的母亲到我家来住。她在等待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和罗贝尔的姐姐玛丽路易丝一起被关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27]。里比打过电话，问罗贝尔的情况。他也在犯人队伍里，是在贝罗第之前逃跑的，比他回来得早。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音讯杳无。夜里和白天都是如此。D给我带来了《战斗报》。最新消息，俄国人拿下了德国的一个地铁站。但是，朱可夫的大炮还在密集围攻轰炸着德国的废墟。什切青[28]和布尔诺[29]已被拿下。美国人到了多瑙河。整个德国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占领一个国家并不容易。他们会把它怎么样呢？我也变得和博尔德太太一样了，我不再起床。由卡茨太太上街买东西、做饭。她心情不好。她为我买来美国牛奶。我想，要是我真的病了，她就不会那么想念她的女儿了。她的女儿是个残疾人，得了一次骨结核病以后一条腿就瘫痪了。她是犹太人。我在接待站里听说过他们杀害残疾人。人们开始知道些关于犹太人的消息了。卡茨太太等了六个月，从一九四五年六月一直等到十一月。她的女儿是一九四五年三月死的，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通知她，费了九个月才确认了她的姓名。我没有和她谈罗贝尔·L。她到处张贴她女儿的寻人启事，在所有的接待站，在所有的过境线，还告诉所有的亲属，但是没有人知道。她买了五十罐美国牛奶，二十公斤糖，十公斤果酱，还有钙片、磷酸盐、白酒、花露水、大米、土豆等。卡茨太太一字一句地说：“她的衣服都洗过、补过、熨过了，我又给她的黑外套加了衬里，添上了兜。所有的衣服原先都放在一个有樟脑丸的大箱子里，我拿出来晒晒，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我让人给她的鞋子上了掌，又给她的袜子缝了几针。我想我什么都没有忘记吧。”卡茨太太在向上帝挑战。
四月二十七日。
没有任何消息。黑洞。一丝光亮也没有。我重新连接时间的链条，但是，从菲利普没有听到枪声起到没有人在火车站见到罗贝尔·L，这中间出现了一个空白、一个深渊。我起了床。卡茨太太到她儿子家去了。我穿上衣服，坐在电话机旁。D来了。他一定要我和他一起去饭馆吃饭。饭馆里满座。人们在谈论战争的结束。我不饿。每个人都在讲述德国的暴行。我永远不再感到饿。别人吃的东西令我作呕。我想死。用一把剃须刀割断与身外世界的联系，甚至和D的联系。可怕的猜想：如果今晚再没有他的消息，他就是死了。D看着我，他当然可以看着我，他死了。我说出来也没有用，D不会相信我。《真理报》上写着：“德国末日的丧钟敲响了。火与铁的包围圈在柏林周围收缩。”结束了。和平到来的时候他将不在人世了。意大利游击队在法恩扎[30]俘获了墨索里尼。整个意大利北部都在游击队手中。墨索里尼被俘，其他一无所知。多列士[31]谈到了将来，他说应该努力工作。我为罗贝尔·L保存着所有的报纸。他要是回来，我和他一起吃饭。在这以前，我不吃饭。我想起了那个十六岁的小德国兵的母亲，她的儿子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七日孤零零地躺在艺术桥畔的石堆上奄奄一息，而她还在等待她的儿子。现在戴高乐掌了权，他成了四年来挽救我们荣誉的人。他声名显赫，可他对人民的赞颂却吝啬得很，他身上有一种可怕、残忍的东西。他说：“只要我在，国家就会运转。”除了和平，戴高乐什么也不等待。只有我们还在等待，这是一种永恒的等待，古往今来天下所有的女人的永恒的等待：等待男人们从战场归来。我们在世界的这一边，在这里，万人坑里的死者尸骨如山。这是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正是在这里，成百万的犹太人被烧死。正是在这里，我们为他们哭泣。美洲惊奇地看着欧洲巨大的焚尸炉在冒烟。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她将悲伤地等待儿子的消息，而她十六岁的孩子已在艺术桥畔死去，那样孤单地死去。我的孩子，也许有人会看到他，就像我看到这个孩子一样，看到他在壕沟里，手臂在做着最后的呼救动作，而双眼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看到他的那个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个男人对我意味着什么，而我也将永远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们属于欧洲，事情是在这里、在欧洲发生的，我们被禁锢在一起，面对着欧洲以外的世界。在我们周围是同样的大洋、同样的入侵、同样的战争。我们属于被焚尸炉烧死、在马伊达内克[32]被煤气毒死的种族，我们也属于**的种族。布痕瓦尔德的焚尸炉、饥饿、贝尔森的公共墓穴对我们一视同仁。这些墓坑也掩埋着我们自己，这些如此相同的尸骨都是欧洲家族的尸骨。这些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巽他群岛[33]的一个小岛上，也不是在太平洋的某一个地方，而是发生在我们的土地、欧洲的土地上。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在多拉[34]死掉的四十万德国共产党人的尸骨也在欧洲这个公墓中，其中还有几百万犹太人和上帝的观念以及每个犹太人、每个犹太人心中的上帝的观念。美国人说：“此刻所有的美国人，不管他是芝加哥的理发师还是肯塔基的农民，都知道在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美国人想向我们炫耀他们绝妙的战争机器，并想借此消除农民和理发师们的疑虑，因为这些人原先对让他们的儿子到欧洲前线去打仗持怀疑态度。当美国人得知墨索里尼被挂在屠宰场的铁钩上处死以后，他们将无法理解，他们将目瞪口呆。
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