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在我这里过夜。这一夜仍然没有电话。我应该去看看博尔德太太。我煮了很浓的咖啡，吃了一片退烧药。头昏、恶心都会过去的。好一些了。今天星期日，邮递员不来。我给D端去一杯咖啡。他看着我，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谢谢你，我的小玛格丽特。”我喊着说不。我的名字让我害怕。吃过饭以后，我满身大汗，烧也退了。今天我既不去接待站也不去印刷厂。应该买一份报纸。又是一张贝尔森的照片，一个长长的坟坑里躺着尸体，从未见过如此骨瘦如柴的躯体：“战线离柏林市中心只有四公里了。”“俄国的战报一反往日的审慎。”普利文[23]先生摆出统治法国的架势，他宣布调整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丘吉尔先生说：“再等不了多久了。”也许盟军和俄国人今天就会师。德伯吕布吕代尔反对在没有战俘和集中营的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国民阵线》第二版的报道说有一千名集中营犯人在四月十三日早晨被活活烧死在马格德堡[24]方向的一个谷仓里。弗雷德里克·诺埃尔在《艺术与战争》里说：“有些人认为艺术革命是由战争引起的，实际上战争是在其他方面产生影响。”森普松抓到两万名俘虏。蒙蒂会见艾森豪威尔。柏林在燃烧。“斯大林大概在他的指挥台上看到了这壮观而又可怕的场面。”据统计，在最后这二十四小时里，柏林响起了二十七次警报。还有活着的人。我来到博尔德太太家。她的儿子就在门口。女儿在长沙发上哭泣。房间又脏又乱，很阴暗。小屋里回荡着博尔德太太的哭声。这屋子就像法兰西。“这下我们可好了，”儿子说，“她不肯起床。”博尔德太太躺着，看着我，哭得脸都变了形。她说：“完了。”我又说道：“您没有理由这样不珍重自己，A3营还没有回来呢。”她用拳头捶打着床，喊叫着：“这话您对我说了一个星期了。”“我可不是骗您，您看看报纸吧。”“报纸上说得不清楚。”她很固执，她不愿意再看我。她说：“您告诉我他回不来了。街上都在这么说。”他们知道我经常去弗雷讷部、去寻人部。如果我应对得当，博尔德太太未来三天还会起床。可是我太疲劳了。确实，两天前A3营就该解放了，博尔德太太等着我告诉她消息。那边，在大路上，一个男人从纵队里走出来。一阵冲锋枪声。我很想任她死去。但她的小儿子看着我。于是我就读报上的专栏：“回来的人们……”我们编造着。我去买面包，又回到楼上。D在弹钢琴，他总是弹钢琴，他一生中在任何境遇下都如此。我坐在长沙发上。我不敢叫他别弹了。这使我头疼，又感觉到恶心了。这确实很奇怪，直到现在一丁点儿消息也没有。他们在忙别的事。几百万人都在等待末日的到来。德国被打得稀巴烂。柏林在大火中。一千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成百万的平民百姓在逃难，希特勒的选民们在逃难。每分钟都有五十架轰炸机从机场起飞。这里的人忙着地方选举，也忙着战俘的遣返工作。有人谈过要征用私人汽车和住宅，但是未敢付诸行动，唯恐得罪那些财产所有者。戴高乐对此兴趣不大。戴高乐讲话时，总是先谈北非阵线，然后将政治犯问题一带而过。四月三日，戴高乐说了这几句罪不可恕的话：“流泪的日子已经过去，光荣的日子重新来临。”我们永远不会宽恕他。他还说：“命运挑选了地球上的某些地方来宣布其判决，巴黎历来就具有象征意义……一八七一年一月巴黎的投降成就了普鲁士德国的胜利……一九一四年那令人难忘的日子……一九四〇年也不例外。”他没有谈到巴黎公社。他说一八七〇年法国的战败成就了普鲁士德国。对戴高乐来说，巴黎公社养成了人民相信自己的存在、相信自己力量的恶习。戴高乐确确实实是右派的颂扬者——他面对着右派、并且只面对着右派讲话——他想使人民丧失活力。他愿意人民软弱、信教，他愿意他们像资产者一样成为戴派，他愿意他们成为资产阶级。戴高乐不提集中营，很明显，他绝口不谈，很明显，他公然反对把人民的痛苦纳入到胜利中去，因为他怕削弱他戴高乐本人的作用，怕减少他戴高乐本人的影响。是他要求此刻就进行市镇选举的。他是个职业军官。我周围的人在三个月以后就看清了他，永远唾弃了他。女人们也恨他。后来，他曾说：“人民自主的专政孕育着削弱个人责任的危险。”他什么时候提起过领导者的责任所带来的难以胜数的危险呢？尊敬的巴尼斯神甫在巴黎圣母院谈到革命一词时说：“人民起义、总罢工、巷战等等，可以是很好的电影素材。可是这些东西，除了场面轰动怎能算是革命？怎能算是真正的、深刻的、持久的变革？请看一七八九、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吧。在暴力和政治动乱之后，人民厌倦了，他们要养家糊口、要工作。”必须使人民丧失勇气。尊敬的巴尼斯神甫还说：“在维护秩序方面，教会毫不含糊，它拥护秩序。”戴高乐决定为罗斯福设立哀悼日。没有人为那些死于集中营的人设立哀悼日。应该照顾美国。法兰西将为罗斯福哀悼。对自己的人民无需哀悼。
除了等待以外，生命不再存在。出现在我们头脑里的种种场面比发生在德国大道上的还要多。每一分钟都有冲锋枪在大脑里扫射。我们还活着，发生在大脑里的扫射并不置人于死地。他走在路上被射死，他腹中空空地死去。他的饥饿像秃鹫一样在我脑中盘旋。我无法给他任何东西吃。总可以把面包伸向虚空，但我甚至无法知道他是否还需要面包。我买了蜂蜜、糖和面条。我想，如果他死了，我就把这一切烧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减轻他的饥饿给人带来的煎熬。人们死于癌症，死于车祸，但并不死于饥饿，不，不是死于饥饿，而是在饥饿之前完结。饥饿的所作所为由射向心脏的一颗子弹圆满完成。我真愿意把我的生命给他，但我现在却连一块面包也不能给他。这还叫做思想吗？一切都悬在那里。博尔德太太和我，我们生活在现在时中。我们可以设想再活一天，却不能设想再活三天。购买三天的奶油和面包，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对上帝旨意的侮辱。我们已经与上帝连在一起，纯粹在听天由命中苟活。D对我说：“什么傻话、蠢话你都会说出来……”博尔德太太也是这样。此刻有人在说：“应该对事件进行思考。”D是这样对我说的：“应该努力去读点什么，不管发生什么都可以读点什么。”我努力试过，我什么都试过，不过句子连贯不起来，当然，我猜想这连贯性是存在的，但有时觉得它并不存在，它从来就不存在，眼前的一切才是真实的。另一种连贯性把我们攫住了，那是他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生命的关联。也许他在两个星期前就死了，静静地躺在阴暗的壕沟里。蝇虫爬遍他的身体，栖息在他身上。一颗子弹击中后颈、心房、眼睛？他那苍白的嘴唇贴着德国的土地，而我还一直在这里等他，因为事情并不完全确定，也许他还可以再活一秒钟。因为他也许会在顷刻间死去，但是此刻还没有死。因此，生命每时每刻都会离我们而去，所有的希望都会破灭；生命每时每刻都会归来，所有的希望也会重现。也许他正在犯人队伍中，也许他正弯着腰一步一步往前走，也许他那样劳累，不会再迈出第二步？也许这没有迈出的第二步距今已经十五天了？半年？一个小时？一秒钟？写出来的书一行字也读不下去，对于博尔德太太和我来说，所有的书都来迟了。我们处在一场战斗的前列，这是一场没有名称、没有武器、没有流血、没有荣耀的战斗。我们处在等待的前列。在我们身后，文明化为灰烬，多少个世纪积累下来的思想也全部化为灰烬。博尔德太太不接受任何假设。在博尔德太太的头脑里如同在我的头脑里一样，出现的是没有对象的骚动、无名的痛楚以及同样的压迫感。还出现一些距离，它们仿佛指向某些出口，可随后就被堵塞，被消弭，直至被灭绝。痛苦、流血和呐喊无处不在，因此无法形成思想。思想不属于混沌，而它往往被混沌取代。在混沌面前，思想无能为力。
四月，星期日。
我一直待在电话机旁边的长沙发上。今天，是的，今天柏林就要被攻克了。人们天天都这样宣告，不过今天确实是要结束了。报纸告诉我们用什么方式通知大家：以最后一次鸣警报的方式。那将是这次战争的最后一次警报。我再不去接待站了，再也不去了。还是有人陆续回来，从吕特西亚旅馆，从东站，从北站。完结了。我不仅不再去接待站，甚至动也不动了。我相信一切都完结了，昨天就相信了，可昨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是出了门，我坐地铁，我去敲D的门。他给我打开门。他把我抱在怀里：“从刚才到现在没有什么消息吧？”“没有。我撑不住了。”我又离开了。我甚至都不愿意走进他的房间，只是想看看D，看他脸上是否有特殊的迹象，是否有关于死亡的谎言。敲响十点钟的时候，当时我刚到家门，恐惧突然袭来。那是对一切的恐惧。于是我又来到门外。我抬起头来，突然看到房间变了样，灯光也变了样，突然黄了起来。突然的确信，枪弹狂射般的确信：他死了。死了。死了。四月二十一日，他四月二十一日死的。我站起身，来到卧室中央。这是一秒钟内发生的事。太阳穴不再跳动。再不是太阳穴的问题了。我的脸在蜕化，在改变。我整个人也在蜕化，散了架，改变了模样。卧室里没有人。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恐怖像洪水一样慢慢升起来，我被淹没了。我是那样害怕，我不再等待了。完结了，是完结了吗？你在哪里？怎么才能知道呢？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这是个什么地方？这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是罗贝尔·L？再没有痛苦。我正在明白在这个人和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等待另外一个人也会如此。我不再存在，为什么要等待罗贝尔·L？如果愿意等待的话，还不如等待另外一个人。在这个男人和她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位罗贝尔·L是谁？他确实存在过吗？是什么东西产生了这个罗贝尔·L，是什么？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另外一个人被等待？她到底在等待什么？她在等待其他什么等待吗？两个星期以来她在等待中情绪激动，这玩的是什么把戏？这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她是谁？她是谁，D知道。D在哪儿？她知道，她可以去看他，请他解释。我该去看他，因为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情。我去看了他。表面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电话响了。我在黑暗中醒来。我点亮灯，看看闹钟：五点半。还是夜里。我听见：“喂？……什么？”接电话的是D，他睡在我身旁。我听见：“什么，您说什么？是的，是这里，对，罗贝尔·L。”沉默。我就在拿着听筒的D身旁。我试图夺过听筒来。好长时间。D不放手。“什么消息？”沉默。对方在巴黎的另一端讲话。我试图夺过听筒，很难，不可能。“什么？同伴？”D放下电话对我说：“罗贝尔·L的几个同伴到了戈蒙[25]。”她声嘶力竭：“这不是真的。”D又拿起听筒：“罗贝尔·L呢？”她试图夺过来。D什么也没说，他听着，电话在他手里。“你们不知道别的了？”D向她转过身来：“他们两天前和他分手的，他当时还活着。”她不再试图夺过电话机了，她瘫在地上，摔倒了。他两天前还活着，这几个字使什么东西爆裂了。她随它去。这东西爆裂了，从嘴里、鼻子里、眼睛里流出来。应该让它流出来。D放下电话，呼唤着她的名字：“亲爱的，亲爱的玛格丽特。”他没有走近，他没有扶她起来，他知道不能碰她。她在忙着。让她安静。那个东西从各处涌流出来。活着。活着。他说：“我亲爱的，亲爱的玛格丽特。”两天前，像你和我一样，他活着。她说：“别管我，别管我。”那个东西流了出来，以呻吟和哭喊的方式，以它愿意的各种方式流了出来。它出来了。她随它而去。D说：“我们该过去了，他们在戈蒙，他们在等我们，我们还是先喝杯咖啡再去吧。”D这样说是为了让她喝杯咖啡。D笑了。他不停地说：“啊！真有他的……怎么能想到他们会……罗贝尔真鬼……他大概在最后一刻躲了起来……我们还以为凭他那样子不会那么机灵呢。”D在浴室里。他说了“凭他那样子”。她靠在厨房的壁橱上。确实，他的样子与众不同。他总是漫不经心，仿佛什么也看不见，总是在追求至善之境。她在煮咖啡。D又说：“再过两天就会看见他回来了。”咖啡已煮好。喝着热咖啡，又想起来：他还活着。我很快换上衣服，吃了一片退烧药。还总是发烧，浑身是汗。街上空荡荡的。D走得很快。我们来到了改成接待站的戈蒙公司。事先说好，我们要见埃莱娜·D。她来了，笑容满面。我浑身发冷。他们在哪儿？在旅馆里。她带着我们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