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蒂[13]大概已经越过易北河，不过还不敢肯定，蒙蒂的路线没有巴顿[14]的路线清楚。巴顿在猛攻。巴顿已经到达了纽伦堡。蒙蒂大概拿下了汉堡。大卫·卢塞的妻子打电话来：“他们到汉堡了。好几天里他们都避而不谈汉堡—新加默集中营。”这几天她焦急不安，这是有道理的。大卫在那儿，在贝尔森。德国人在枪毙犯人。盟军前进得很迅速，德军来不及带走集中营里的人，就把他们枪杀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的时候，德军来不及枪杀时，便丢下犯人逃了。哈雷的敌军被全部歼灭。开姆尼茨[15]被攻克了，队伍朝德累斯顿方向大步前进。帕奇[16]清除了纽伦堡的德军。乔治·皮杜尔[17]就旧金山会议问题与杜鲁门总统会晤。我在街上走着。我们累了，累了。《解放晚报》上说：“人们将永远不再谈起法伊英根[18]。地图上标志森林的浅绿色将延伸到恩茨河[19]。钟表匠死在斯大林格勒，理发师曾在巴黎服役，傻瓜曾占领雅典。现在的大街上空无一人，街上的路面就像死鱼一样肚皮朝天。”十四万战俘回国了。直到现在，还没有集中营的犯人的数字。内政部门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进展不大。战俘们在杜伊勒里宫的花园里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人预言今年的电影之夜将爆满。在法国有六十万犹太人被捕，据说只能回来百分之一。也就是回来六千人。人们当时还这么想。他可能和犹太人一起回来吧？他本该一个月以前给我们消息的。为什么不是和犹太人一起回来呢？我觉得我等够了。我们累了。将有另一批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回来的人。一家面包店开张了，也许应该去买些面包，不要把票券浪费了。浪费票券是有罪的。有些人什么也不等待，也有一些人不再等待什么。前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去波拿巴街通知一家人。我按门铃，门开了，我说：“我是从奥赛接待站来的，您的儿子快回来了，他身体很好。”那位太太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五天前他们的儿子来了信。D在门外等我。我说：“他们知道他们儿子的消息，他写过信，这么说他们可以通信。”D没有作声。这是两天前的事。我一天天减少期待。晚上，门房在门口等着我，让我去看看学校的门房博尔德太太。我告诉她我明天上午去，她不必担心，因为今天回来的是A7战俘营，A3战俘营还没到。门房跑着去告诉她了。我缓缓地上楼，我累得气喘吁吁。我不去看博尔德太太了，明天上午再试试看吧。我很冷。我又去坐在靠近电话机的长沙发上。这是战争的尾声。我不知道我困不困。一段时间以来我再感觉不到困倦了。醒来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睡过了。我起了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楼下圣本笃饭店里挤满了人，像蜂窝一样。付得起钱的人可以享受一个不公开的菜单。这样的等待是反常的。我将永远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有好几个月他都处在饥饿之中，他在临死之前也没有再见到一块面包，哪怕只是一次。死前的最后满足，他也没有得到。四月七日以前，我就有所选择了。他大概是贝尔森两千名被枪杀者中的一个。在格拉特巴赫[20]中部的一个万人坑里找到了一千五百具尸体。在条条大道上都有惊恐不安的大队犯人，他们被带着，不知去哪里，卡波[21]们不知道，领队们也不知道。今天，布痕瓦尔德的两万名幸存者向集中营的五万一千名死者致哀，他们是在盟军到达前夕被枪杀的。只差几个钟头，就被枪杀了，这是为什么？据说是为了灭口。在某些集中营里，盟军到达时尸体还是温的。德国人在战败的最后一刻做了些什么呢？捣坏餐具、用石头打碎玻璃、把狗杀掉。我不再恨德国人了，这种感情再不能叫做恨了。我在某个时期曾恨过他们，这是清楚的，毫不含糊的，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部杀光，把所有的德国人都从地球上消灭掉，使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现在，在我对他的爱和对德国人的恨之间，我不知如何区分了。这是一幅画的两个侧面：一面是他，胸膛对着德国人，十二个月以来的希望在他眼里泯灭了；另一面是正在瞄准的德国人的眼睛。这就是画的两面。在两者之间我应该作选择，或者是滚倒在战壕里的他，或者是重新扛起冲锋枪离去的德国人。我不知道是该把罗贝尔抱在怀里而让德国人跑掉，还是不管罗贝尔·L而去抓住杀他的那个德国人，抠出那双刽子手的眼睛。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想应该阻止他们在逃跑的时候杀人。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建议。本来可以派遣伞兵突击队在盟军到达之前的二十四小时占领集中营。从一九四四年八月起，雅克·奥伏莱就试图制订这个计划，但没有实现，因为费雷讷不愿这一创议归功于抵抗运动。作为战俘和集中营犯人们的部长，他无能为力，因此就听任德国人杀戮。从现在一直到最后一个集中营被解放，都将有人被枪杀。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在我那幅双面画中，有时在德国人背后有费雷讷的眼睛。我前额靠着冰冷的窗玻璃，这样舒服些。我支撑不住我的脑袋了。双腿和双臂很沉重，不过没有脑袋沉重。这不再是个脑袋，而是个脓包。窗玻璃是凉爽的。一小时以后D就来了。我闭上眼睛。他要是回来，我们就去海滨，这是让他最高兴的事了。我想不管怎样我要死了。他回来我也会死的。如果他按门铃：“谁呀？”“是我，罗贝尔·L。”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门打开，然后死去。他要是回来，我们一定去海滨，那将是夏天，盛夏。从我开门到我们在海边重聚的这段时间里，我死了。在某种劫后余生的状态中，我看到大海是绿色的，还有一个浅橘黄色的海滩，沙丘。在大脑深处，腥咸的海风使我停止了思想。我不知道我看到大海的时候他在哪里，但我知道他活着。他在地球上的某一处，也在呼吸着。这样我就可以躺在海滩上休息。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去海滨，去一处炎热的海滨，这是让他最高兴、也是对他最有好处的事情。他会回来的，他会到海滨去，他会站在沙滩上，望着大海。我呢，只要看着他，看着他我就心满意足了。为自己我一无所求。我头倚着窗玻璃。我大概在哭泣。六十万人中，有一个在哭泣。在大海前面的那个人，是他。德国的夜是寒冷的。在那儿，在海滩上，他只穿着衬衫出来，他在和D交谈。他们专心于交谈。我将死去。他一回来，我就死去，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这是我的秘密。D不知道这一点。我选择了像现在这样等待他，直到为此而死。这是我个人的事。我又回到长沙发上，躺了下来。D按门铃。我去开门：“没消息？”“没有。”D在客厅里挨着长沙发坐下。我说：“我看没有多少希望了。”D看上去很疲倦，没有回答。我接着说下去：“明天是四月二十二日，百分之二十的集中营都解放了。我在接待站见到索雷尔，他对我说五十个人中回来一个。”D没有勇气回答我，但我继续说着。门铃响了。是罗贝尔·L的妹夫：“怎么样？”“没有消息。”他摇摇头，沉思了一下，然后说：“联系方面有问题，他们不能写信。”他们说：“德国已经没有定期的邮政业务了。”我说：“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有了布痕瓦尔德的犯人的消息了。”我提醒说，罗贝尔那一批人，八月十七日的那一批人是到布痕瓦尔德去的。“谁告诉你他年初没有被转移到别处去呢？”我让他们走，让他们回家去。我听了一会儿，他们在谈话，后来声音就越来越听不清了。谈话间有长久的沉默，然后声音又传了过来。我觉得有人抱住了我的肩，是D。我是睡着了。D喊道：“你怎么了？怎么这样睡呀？”我又睡着了。等我醒来时罗贝尔的妹夫已经走了。D去找温度计。我在发烧。
在高烧中，我又看见了她。她和别人一道在柳林街[22]排了三天队。她大概有二十岁。她的肚子高高地挺着。她去那里是为了一个被枪杀者，为了她丈夫。她接到通知，来取他的遗物。她来了。她仍然害怕。为了取遗物她排了二十二个小时的队。尽管天气很热，她还是浑身发抖。她讲着，滔滔不绝地讲着。她取他的遗物是为了再看看它们。是的，两个星期后她就要分娩了。孩子见不到他的父亲了。排队的时候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最后那封信：“告诉我们的孩子，我是勇敢的。”她边讲边哭，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想起了她是因为她不再等待了。我不知道如果在街上遇见她，我能不能认出她来，我忘记了她的面孔是什么样子，我只记得她那高高隆起的腹部，只记得她拿在手中仿佛要给别人看的那封信。二十岁。别人递给她一个折叠凳。她试图坐下去，但又站起来，她只有站起来才能支撑自己。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