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收藏有十来件刺绣品，被面、枕套、背扇、信插等。偶尔开大箱子取东西时，就摊开来看一阵。如果我们在家，也都要凑上来看。这并非购藏的珍品，是母亲本人和外祖母及其他亲戚手绣故物。想母亲久久端详它们时，一件件会比照片牵出更多的回忆来。
但其中有一件也真值得惊叹。白缎子上的两尾金鱼、几片花叶，都是立体的。那鱼的鳞、尾、眼和花瓣像浮雕一样高高凸起来。这种绣法叫“鼓花”，鼓即凸的意思。母亲说，这种绣法用的是普通丝线的几分之一缕，绣鱼眼时把一小团棉花垫在鱼眼纸样上，再用丝线一针针覆盖在棉球上，如此类推。那鱼的鳞、花的瓣，一小片一小片不仅凸，而且边缘还要镶上一道边，平滑如砥，毫无棱角抵牾。这需要多高的技艺和多细的功夫，真是难以想象。那年，有一位蹬自行车周游全国的青年过访，谈起他一路看到的蜡染、刺绣等等，我带到家里，请母亲取出这幅外祖母的鼓花刺绣，他看了很震惊。
母亲出嫁前是绣花工，和外祖母靠十指谋生。婚后操持家政，不再绣花，却始终很有感情，夹着花样花线的蓝布面流水账簿终生保存着。我九妹的乳母柳嫂是湘绣工，逃难来贵州的，九妹断乳后仍留在我家。后来抗战胜利，她要回乡了，母亲和她在楼上张起绷子，绣了几件东西“做忆念”，连吃饭都是送楼去。后来，母亲看一回说一回脾气温柔的柳嫂。
母亲亲友中有不少是做针线活的。大概这是小城贫家女性最简便的生计。有一位老太太，做的是与绣花关系密切的剪刀活，专门剪花样。我们就叫她“剪花姑外婆”，极瘦小的身材，大襟青布短衫，扎裤腿，三寸金莲穿着绣花弓鞋，走路拄拐棍。到家坐定，喝了茶，就戴上花镜，从布包袱里取出夹在蓝布封面的流水账簿里的底样，让母亲选择，选定了，就用薄皮纸覆上，用针线粗粗拉个三角形以免移动，然后开始动剪刀。那剪刀是专用的，刃极小极尖极快，就叫“花剪”。一般一次剪两份三份，太多就会走样了。跟北方的窗花一样，只不过是白色的，尺寸小得多，构图也要细腻些。剪花姑外婆寡言笑，来时与母亲寒暄几句，就专心剪花，整天悄没声息，也不和孩子亲近。母亲对她格外尊敬，亲手送茶送点心。如要吃饭，也单开，不与别人同食。回忆起来，可能有洁癖。母亲说她那双小脚是通城有名的。
那些做棉衣大褂活的伯娘大婶又是另一个样。她们来家干几天活，家里就像过节一样热闹。屋里摆开洗衣大案板，铺上毡子被单，她们对面而坐，一面裁剪缝连，一边聊大天。从东关生人头猪崽，到西城小街婆娘被冤魂附体，说出凶手姓名；从日本人打到广西，到民国初年邓罗氏杀养女碎尸；天上落血雨，土里长蛤蟆……无一件不能成为津津有味的议题，手里口里不闲着。从灰包里拉出灰线，在布料上嘣地一弹弹出界线，也吸引小孩争着上。家里的饭菜也要比平时丰盛。我常去挨着案板听她们侃大山。有时她们叫我给读“善书”。木版刻印的唱本，《安安送米》《芦花记》之类，散文叙述加韵文吟叹。我不好意思像她们那样拖声曳气地唱那些词，只能照念，她们也不苛求，感叹说还是读书认字好。最受欢迎的是《龙凤再生缘》，孟丽君女扮男装点状元，搭救未婚夫皇甫少华。我也喜欢这个曲折故事。
母亲也请过吊皮衫、做新式衣裳的男师傅，风格又大相径庭了。年轻活跃的薛大哥和我们玩得非常好。有一次是蹬缝纫机的聋子师傅，陈知生先生家介绍来的，用很大的声音给我说从陈家看来的侦探故事。大侦探名叫禄尔洛斯，情节也丢三落四。我怀疑是福尔摩斯，但不好意思给大人指谬。后来与陈小恩说起，他说就是福尔摩斯，聋子听昏的。
我喜欢家里请伯娘大婶姑外婆来做针线活，这对平淡的居家生活是一点调剂。但是，后来听一位朋友说，他是孤儿，母亲靠做针线为生，每当母亲去了哪家，天近黄昏他就要到石桥头守候。有时天黑下来还不见母亲，他心落落地站着，远远看见一盏黄晕晕的“粑粑灯笼”游曳而来，就欢喜得心跳，小跑迎上去。谁知不是，又回到桥头，痴痴盼着第二盏灯笼。他说，小时候他最恨请做活路的人家晚饭开得晚。我听了怅然若失，心生惭愧，才知道万事万物的两面。
母亲晚年，把那些刺绣分给儿女做忆念。那件鼓花绣，不知至今保存在哪个弟妹手中。
（约一九九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