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生活方式，取决于家长的态度。
我父亲出生于一个耕读家庭。祖父是贡生，父亲中了乡举，但没等到会试就废除科举，改而经商，未及三十岁就病故了。家庭破产，孤儿寡母无法度日，父亲未及成年就出门到旧式商店里当学徒。经历如此，加上五年私塾教育，他顺理成章地应当脑筋守旧、装束守旧：大褂，小帽，长及数尺的旱烟杆。然而他却很开明。三十多岁时与同道组建新型字号，去上海广州香港参观，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回来就改了短装，丟了烟杆，玩起照相机、自行车来。还参加办学校，修发电房，建西式住宅。这些在小城里都能列入头一批。有一晚上忽然带我去逛一家刚开张的小书店，让我自己选书，我在人丛中挤来挤去，选了一本《鲁滨孙漂流记》、一本《木偶奇遇记》。他看看封面，付了钱，就回家了。他一直进家去了，我留在店堂里，账房先生袁伯伯看到我手里的两本书，笑道：你爹看到你看这种书，不打你才怪。我愕然说：就是他给我买的呀！他听了，那表情比我还愕然。
从租赁房搬进新宅后，邻居是陈知生先生，他们全家信基督教。他家男孩小恩与我同龄，成天在一块玩。我们发现几只圆木墩废料，用来发明了一种玩法：把两只木墩垫在倒翻的双人长凳下，成为一辆双轮车。我们坐在车上往前一滚，后轮滚到车子外面去了，前轮成了后轮。坐后面的把车外木墩递给前面的，坐前面的把它塞在空出来的前轮位置，车又可以往前一滚。如此反复交替，我们的车就一耸一耸地艰难前进。院墙脚躺着一条又长又厚又重的木板，搭脚手架用的，修建队还没来取走。我带领妹妹们抬到花园里，担在一条板凳上，成为一架大型跷跷板，十来个小孩同玩。开始坐着跷，越跷胆越大，就站着跷。中央的支撑点不固定，跷着跷着就歪到一边去了。大家站立不稳，纷纷跌下来。小的哇哇大哭，惊动了大人，母亲拿着捶衣棒来问罪。我与大妹是罪魁祸首，逃到后门沈表舅家避难。两个姐姐还用麻绳系在碓房的梁上荡过秋千。
可能父亲把这些看在眼里，后来就在预备扩大花园的空地上立了一架秋千，一架跷跷板，让我们理直气壮地玩。秋千远比跷跷板刺激，大家荡秋千的技术突飞猛进，未久就不须人送，蹬五六下就能平顶。还要带着只能坐跷跷板的小孩荡，连绳子带小手一起捏住往天上飞。每次往下回落时，吓得他们尖叫或倒吸冷气，放下地来，脸色煞白。
某年，班级最高的大姐，忽然要创办家庭剧社。这肯定是从借住她们学校的剧宣四队得到的灵感。这简直有点异想天开。父亲对旧戏成见甚深，特别不喜欢他家乡的川剧班的习气。有一年办川剧会，要唱《华容道》，他请京剧班的苗溪春而不请川剧班的赵月卿。他派到金城江买发电机的人，把钱用于捧坤伶，弄得回程路费也没有，更增加了他的厌恶。我自小喜欢看京剧，自己都觉着不上进。大姐办剧社的自发行为，父亲似乎一点不知道。不料等到安排在客厅外的“吞口”上举行首演时，他不声不响地取出他拍人相用灰色帷幕，爬上高凳去张挂；又点燃煤气灯来照明，令我们又惊又喜。大姐“得寸进尺”，到铜匠街刻了一块门票大木印，这可是体现演出活动正规而隆重的证据。可惜不晓得用油墨，用的是水墨，效果很差。排演的剧目，多是歌曲“表演唱”，当时流行的黎明晖儿童歌剧《麻雀与小孩》《面包》，因角色不齐，排不出来。大姐任总编导兼报幕，主演是二姐，她演唱《卖报歌》，到“走不好，跌一跤”时，必定引起小观众欢笑。观众是家里大人和附近亲友。身份最高也最忠实的主宾是祖母，不仅每次必到，而且态度好，从头到尾笑逐颜开。大姐到省城上高中后，二姐接着办。二姐厌倦了，我又接着办，还向母亲申请过启动费，带着妹妹们到新桥上吃卷粉裹，庆祝复兴。但毕竟演员阵容太单薄，很快就不了了之了。只有打秋千长盛不衰。多年后回安顺，总会遇到妹妹们的同学说到我家打过秋千。
如今妹妹们都已趋近退休之年。年节相聚，谈起儿时种种，还像是昨天的事。子侄辈听了说，你们当娃娃的时候好像很好玩，不像我们，只有做不完的作业。我说，你们现在玩的内容比我们那时丰富多了，只不过身在其中而不觉。等你们也讲起童年津津有味的时候，又已是“在人生的中途”了。
（约一九九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