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清明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有点像柏格森[7]的“蓬勃的生气”，孟子确有一大股“生气”。他关切人的这种浩然之气的流失与枯竭。他说它是能“充塞乎天地之间”的。他问，有人无名指屈而不伸，他觉得很羞愧而不远千里去求人医治，但为什么他失去本来的善心，却不知羞愧呢？孟子进而谈及“天爵”与“人爵”不同。我记得父亲喜欢用这个题目来讲道，当他在基督教的讲坛谈及孟子的“天爵”时，眼睛发亮。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孟子愉快及高贵的乐观主义能教给我们人人均能成为伟人的信念。因为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孔子所理想化的圣帝）。他用植物与动物凡是同类者都相似而“圣人与我同类者”也必相似，来证明这一点。他问，如果不是所有人的口对味道都有相同的嗜好，为什么天下都认为易牙是最好的厨子？如果不是人人对音乐有同样的爱好，为什么天下都对大乐师旷齐声喝彩？又，如果不是人人对美色都有同样的美感，为什么天下都同意称子都为美男子？
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同然乎？心之所同然也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因此假定，理与义是我们心内所固有的。
孟子常用道德上的热情来谈及义。有一次，他去晋见一位王，而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立刻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又有一次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它属于那种培养基督徒自尊心与高度荣誉感的高尚理想主义。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满洲官吏常常贪污，如我们所知，所有国家的官场都常有贪污。但真正的儒家学者常对那些贪污的官吏侧目，而坚持孔子所建立的严格的道德标准。
“尸谏”是这种精神的事例之一。尸谏是送给皇帝一个“死人的谏表”。在暴君当政的时候，那些学者希望皇帝做一件他认为对的事，便呈递一个违反皇帝意旨的谏表，他也知道这样一来便有当庭被杀死的可能。例如，在那自大狂的女皇帝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当几个高级官员，包括首相、财政大臣、皇家秘书长，都已因为反对女皇帝而被处死刑，仍有一个皇家秘书继续奋斗，他送一份尸谏表到皇宫的收发处。那儿收到这份表后击鼓以示重视。这位官员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他和家人共进晚餐，吩咐后事，从容而庄重地穿好了朝服，然后自杀。
五、以家庭为社会单位
如果孔子只是一个教人做君子、做贤者的道德哲学家，他永远不能有他现在所有的遍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但孔子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哲学家，以他所获得的永久性的效果而论，他可能是在一切历史进程中最成功的社会哲学家。他有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梦想，而这个社会秩序被中国人民接受了差不多两千五百年，对他们的礼仪、风俗、家庭生活、社会习惯及宗教崇拜，都有影响。孔子代表道德的中国，他就是道德的中国，使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机构定出形态，自政府以至夫妻间的关系、成人与孩童间的关系。自希腊以来，曾出现过许多社会哲学家与许多想设计一个较好的社会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圣西门、傅立叶，但没有一个人成功。有些人的思想甚至在极短时间内就已显出荒谬，勉强保留了一个，但因为顽固而无视人类心理，就成为对人类有害的，回归暴虐与独裁，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反之，孔子关于社会秩序的梦想不涉及经济，但是掌握了人类的心理，特别是男女之爱、父母与子女之爱。不论谁藐视这些公例，即使有尖枪与狱墙，必然很快灭亡。甚至今天，孔子仍是中国最可怕的幕后领导者。谁若说儒家在中国已死，就等于说一个母亲对她子女的爱是可以死的。而且，在时间的巨流中，当深藏的人类情操如洪水暴发时，将不是带来政治性或经济性的口号，而只是简单地说，“我们给每个男人妻子，给每个母亲子女。我们还给你一个家庭”。
孔子无疑做过一个关于社会的梦。他反复地梦见周公，因为在老年的时候，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曾负责制定周朝的文化、社会及宗教制度，如诗篇及祭祀礼仪，官阶及礼仪，乡村的节期，社交的礼节及规律。周公当然没有亲自做这一切，但在孔子的心中，他代表着一个因舞蹈、音乐、服饰、车辆与崇拜的庙宇而令人神往的社会秩序。这个周公时代是孔子的“黄金时代”，是他理想社会实现的时代，社会是安定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权利与责任。孔子鉴于当时社会崩溃的可怕，希望能看见社会秩序恢复成这样。所以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儒家常被它的说明者称为对人伦的教训，特别是对基本的人类关系的教训。基本的人类关系有五种，每一种都有特殊的德行：君臣之间是忠，父子之间是爱与敬，夫妇之间是爱，兄弟之间是悌，朋友之间是信。所有这些都概括为一个人在行为上要有好教养，在社交上要有好仪式。广义上可以说，儒家是成功的。中国人中可能有说谎者、小偷、贪官污吏，但很少发现中国劳工、农夫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及礼貌视为第一重要，或是能被称为粗暴或缺乏家教的。我主张用礼貌来润滑社会的摩擦。无论你怎样不喜欢被抢，但如果那个抢匪说“我求你宽恕，但我必须向你借用这张毯子”，你会觉得舒服一点。在这个富有的毛毯主人看来，那个贼是“梁上君子”。
儒家经常说他们拥有永恒的真理，因为孔子把握住了某些人性的真实心理。只要人类的心理、人类的情操一天不改变，这些真理就是永恒的。让其他的学派教他们所喜欢教的，反正迟早他们都要回到这些人类所共有的爱慕家庭这一事实。因此家庭的系统成为儒家教训的核心。社会活动自然地循着这种良好的家教。在家里学习做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兄弟，其他的一切善行都会加在你身上。
我认为读者先熟悉原文比依赖我的任何意译会更好。我在这里摘录一段孔子和他的国君哀公的对话。鲁哀公关心那个非常广泛的原则——礼，即在社会中要有好仪式的原则。儒家常被认为是“礼的宗教”。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
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礼。”
公曰：“否！吾子言之也。”
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筭，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
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孰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
公曰：“敢问何谓为政？”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这里随后是一段最出人意料但最具儒家特色的对话，说明政府与男女关系之间的联系。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
孔子对曰：“夫妇别，男女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
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闻乎？”
孔子对曰：“古之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
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
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
（鲁周公之后得郊天故言以为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固。不固，安得闻此言也？寡人欲问不得其为辞，请少进。”
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
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
公曰：“敢问何谓成亲？”
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已。”
公曰：“敢问何谓成身？”
孔子对曰：“不过乎物。”
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
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烦，子志之心也。”
孔子蹴然辟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亲。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
公曰：“寡人既闻此言也，无如后罪何？”
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心理学上认为，家庭作为社会单位是愉快地胜任的。它甚至在半宗教的意义上也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没有人能孤独地在世上生活，而一切宗教必须克服人类灵魂的孤独问题。人类灵魂的孤独，是一切宗教，一切俱乐部、社会、教会及国家等组织存在的理由。当杨朱教人“为我”或自我主义，而墨翟教人“兼爱”的时候，孟子向他们二者挑战，说人类的爱有它自然的“差等”或侧重点，且爱如果要真诚，就必须以敬与爱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因此儒家认为，人如果必须生活在一个社会单位中并学习行为上的好模式，最好、最自然的单位是家庭，因为它是合乎生物天性的社会单位。
当然，家庭生活的基础是生物学范畴的。如孔子所说，家庭建立在男女的基本关系之上——换句话说，建立在性之上。性，不论男人对女人的爱或女人对男人的爱，都是美妙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因为一个人的出生，是依赖他的父母的，但当他长到十多岁的时候，他发展出一种个体感，而觉得自足。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觉得和同龄的女孩子几乎完全不同，反过来也是一样。然后在成熟期，男男女女突然觉得自己不完整而且寂寞，于是互相追求，这不过是一个灵魂找寻一个异性灵魂而已。结婚以后，男人在女人身上完成他的自我，女人也在男人身上完成她的自我。然后一种奇怪的事情出现：男人和女人都有独立的人格，有他们各自的意志，虽然生理迥异，却可以在愉快的婚姻中互相弥补而成为完全的一体。这就是我所谓的性关系。在愉快的婚姻中，有一种人格的融合。两个意志的融合，由于各有一个自己，由于互相弥补，这两个完美地成为一体。他们互相弥补彼此的缺点，好像人生了一颗特别的头或一双特别的眼，一个看不见，一个能看见，这种互相弥补的过程在趣味上、好恶上，在改变思想的方向及开辟情感与想象的前线上，天天持续进行，彼此想法的相同处多于不同处。因此，结婚的人好像在他的灵魂中开了一扇特别的窗，有一种外加的心能使他对危险更为敏感，更能从生命的恩赐与愉快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