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富想像力的小说家，他的最大美德就在于他能像孩子一样忘记这个世界，充满喜悦地生活其中，无拘无束，并与这已知世界的各种规则周旋——但同时，作家的眼光可以超越自由想像，投向未来那更深刻的责任感，这使很多读者都能将自己沉浸在故事之中。小说家也许看上去整日都在游戏人生，但他其实怀有最深的信心，自信比任何人都更为严肃地看待人生。这是因为，他能以孩子独有的方式，直接看穿事物的本质。他有勇气为我们曾随意玩耍的游戏设置规则，并深信读者也会接受同样的规则、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句式，乃至整个故事。好的创作，就得允许读者说，“我自己也想这么说，但只是羞于让自己那么孩子气。”
随着前进，我在探索、创造并不断拓展的这个世界在完善着自己的规则，等待着那不知来自何处的风扬起我的船帆，并凝视着我的地图——这样的世界只有孩童般的天真才能创造出来，而我有时却丧失了这种天真。所有作家都会遇到这种情形。有时我会停滞不前，有时我会回到之前曾搁置一边的小说某处，却感到无法再次拾起它。这种痛苦非常普遍，但比起其他作家，我所经历的可能要少些——倘若我也无法拾起曾经搁置的某处，我总会打开小说的其他缺口。因为我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自己的地图，知道我可以无需按照阅读顺序，而从另一章节写起。这一点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去年秋天，我被各种政治事件纠缠，我的写作陷入了一种类似卡壳的状态，当时我似乎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些对小说创作有影响的东西。让我来试着解释一下。
因为那宗针对我的诉讼案和那时所处的政治困境，我成了一个非常“政治化”、非常“严肃”、非常“有责任心”的人，而我并不想这样：事态令人悲哀，思想状态更让人悲哀——让我这么一笑而过吧。因此，我无法进入写小说必需具备的孩童般的天真状态，这很容易理解，我也并未感到吃惊。随着事情慢慢进展，我告诉自己，我那迅速消失的、无须负责的精神、孩子气的游戏和幽默心态总有一天还会回来，那时我就能完成已经写了三年的小说。然而，每天清晨，我还是会赶在一千万伊斯坦布尔人之前就起床，努力想进入午夜寂静时分未完成的小说之中。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是如此渴望回到那个深爱的第二世界。在竭尽努力之后，我开始能够在脑海中捕捉到小说的一点点内容，并目睹它们在我眼前上演。但这些片段，其实并非来自我正在写的小说：它们来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那些乏味、无趣的清晨，我眼前掠过的，不是我写了三年的小说，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躯体，里面的场景、句子、角色，还有些陌生的细节都属于另外一部小说。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把这些片段记在本子上，并草草写下以前不会感兴趣的一些想法。这另一部小说的内容与一位已故当代画家的绘画有关。当我再现这个画家的时候，我关心的还有他的画作。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明白了，为什么在那些无聊的日子里，我无法找到孩子一样无须负责的感觉。我再也回不到那种童真状态，我最多只能回到我的童年，回到我曾梦想成为艺术家（就像在《伊斯坦布尔》中描写的那样），在清醒时分，一幅接一幅绘画的那些日子。
后来，当针对我的诉讼案平息后，我又回到了《纯真博物馆》中，这本小说我已经花费了三年心血。然而，如今我正计划写另一部小说，其场景都是在那些无法全然回到童真状态的日子里，一幕一幕呈现在我面前的，我只能通过对自己童年的热爱才能半回到那段日子。这种经验使我学会了小说创作中某些重要、神奇的技巧。
我可以用“隐含读者”来解释此点。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提出了这一理论原则，我想对它加以变动，以此得出我的结论。伊瑟尔创造了著名的“读者导向”文学理论。他说，小说的意义既不在文本内，也不在上下文情境里，而在于二者之间。他提出，小说的含义只有在阅读之中才可浮现。因此，当他谈到隐含读者时，他给隐含读者指派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任务。
当我把已经开始的小说搁置下来，而又着手构思另外一部书的场景、句子，还有诸多细节时，我就想起了这一理论。通过对它的推演，我得到了这样的暗示：对每一部尚未动笔，但已在酝酿和计划中的小说（换句话说，也包括我自己未完成的作品），必然存在着一个隐含作者。只有我再次成为一部作品的隐含作者时，才有能力完成那本书。但当我被政治麻烦纠缠——它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或是我的思绪常常被未付的瓦斯账单、电话铃、家庭聚会等打断时，我就无法成为梦想作品的隐含作者。在那些冗长、乏味的政治岁月中，我同样无法成为自己想写作品的隐含作者。后来，那些日子过去了，我回到了我的小说中——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时间跨度从1975年到现在，主要讲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或者用报纸喜欢说的话，就是“伊斯坦布尔社会”——正如我所渴望的那样，我又做回了从前的我。每当我觉得就快完成它时，我就会非常开心。但有了这么多的经历后，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三十年来，我都在竭尽全力成为我想要写的作品的隐含作者。梦想写一部书并不难，我经常干这种事，正如我很多时候把自己幻想成别人。但要成为你梦中作品的隐含作者却很困难。或许对我而言，这尤为困难，因为我只想写大部头、厚重而又雄心勃勃的小说，但我写得是那么慢。
然而，毋庸抱怨。在出版了七本小说之后，我可以确定地说，即使费过一些周折，我仍的的确确可以成为一名能写出梦想作品的作家。如同作品完成之后就将其抛诸脑后，同样，我还会把写出这些作品的作家幽灵也抛诸脑后。所有这七位隐含作者都和我有几分相似，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们渐渐了解了这个从伊斯坦布尔，从我的窗户里看到的生活与世界。正因为他们彻底地了解了这个世界，并对其深信不疑，他们才可以像玩游戏的孩子那样，十分认真，又有选择地来描述它。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再写三十年，并以此为借口，将自己包装成另一个人。
02我的父亲
那天夜里，我很晚回家。他们对我说，父亲过世了。我心头一阵刺痛，脑海里浮现出孩提时代的一幅影像：父亲穿着短裤，露出瘦削的双腿。
凌晨两点，我来到他的房间，想看他最后一眼。“他在后面那个房间。”他们说。我走了进去。几小时后，我在晨光熹微中回到了瓦里克纳吉大道，尼尚塔石(NISANTASI)空无一人，格外清冷寂寥。与我擦身而过了四十年的店铺橱窗里，昏暗的灯光看起来竟那么遥远陌生。
清晨。一夜无眠。我像是在梦中一样，机械地接电话，迎宾客，完全融入葬礼等善后事宜当中。在接受大家的吊唁、祈祷以及安慰，在平息争吵、书写悼词之时，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在所有丧事之中，这些繁文缛节永远比逝者更为重要。
晚上，我们来到艾迪尔纳卡皮(EDIRNEKAPL)公墓准备丧葬事宜。哥哥和堂兄走进那栋小小的公墓管理楼，我和出租车司机则坐在前排等候。这时司机对我说，他知道我是谁。
“我父亲死了。”我告诉他。随后我就不假思索地开始和他谈起了父亲，这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我对司机说，我父亲是个大好人，最重要的是我很爱他。夕阳西斜，墓地空荡荡的，一片沉寂。相形之下，周围那些苍白的建筑不再有往日的萧瑟，它们发散出奇异的光彩。我这么说着，一阵冷风吹过，悄无声息，吹动了梧桐和柏树，这景象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一如我父亲瘦削的双腿。
后来，司机觉得或许还要再等一会儿，于是对我说，我们还是同名呢，把车开走前，他充满感情地在我左肩背上重重地拍了两下。我对他说的话，从未对别人讲过。一周后我发现，心中的这件事情已融入了我的记忆，激起我无限的伤感。如果不把它写下来，它将蔓延滋生，从而引发我巨大的哀痛。
我对司机说：“我的父亲从不对我发火，甚至从未责骂过我，更没碰过我一个指头。”我是由衷的，根本没过脑子。事实上，他最和善之处我还没有提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总是怀着发自肺腑的赞叹欣赏我的每幅绘画。每当我问及他的看法，他总是再三斟酌，推敲言辞，就像面对一幅伟大的杰作。我的每个玩笑，哪怕是最平淡乏味的，他听了也会开怀大笑。如果没有他赋予我的这等自信，我也许难以成为一个作家，去选择创作生涯。他对我们的信任，单纯地相信我和哥哥，认为我们是独一无二、出类拔萃的，这种信心的建立，全仗他的智慧。他以孩子般天真烂漫的感觉，真诚地相信我们一定会像他一样，杰出、沉稳、聪敏、机智，皆因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机敏过人，记性极好：只消浏览片刻，即可背诵杰纳普·谢哈贝丁(CENAPSAHABETTIN)的诗篇；或者把Π记至小数点后15位；和我们一起看电影，也总是能够准确地猜出结局。他也从不谦虚，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有多聪明。例如，他总喜欢对我们说起他上中学的时候，还穿着短裤，数学老师把他领进教室的情形，那里面尽是比他大得多的公立学校的孩子。然而，小冈杜兹来到黑板前，算出了比他大三岁的孩子们都头疼的难题，老师直夸他“做得好”，这小男孩于是转向大家，说，“瞧，答案就在这儿！”对这个例子，我既有些忌妒，又渴望快快长大，与他更为相像。
谈到他的俊朗外表，同样也是如此。所有人都说我长得像他，只不过他比我更英俊些。他父亲（我的祖父）给他留下了大笔财富，使他虽然经历了多次商场失意，但却从未真正破产。同样，俊朗的外表仿佛使他有资格过轻松、安逸的生活。以至于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他仍然保持着天真的乐观，崇尚崇高，恪守自尊。对他而言，生活不是用来赚取的，而是用来享受的。世界不是战场，是游乐场，运动场。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他隐隐不安地感到，青年时代所富有的财富、智慧和外貌并未满足他期待的声誉或权力。但是，他一如既往，对此并不过分焦虑。他依然可以孩子气地耸耸肩，就宽恕了他人，忘掉一切难题和麻烦。因此，即便三十岁之后他的生活每况愈下，经历了延绵不断的失败，我也很少听到他抱怨过什么。年迈之时，他有一次和某个颇有声望的批评家一道用餐。事后我们再次碰到了那个人，他不无艳羡地慨叹说：“你父亲可真是对什么都处之泰然啊！”
彼得·潘式的乐天气质使他远离愤怒和纷扰。尽管他读过很多书，也梦想过成为诗人，而且一生中他也确实翻译过不少瓦莱里(VALERY)的诗歌，但我相信，他也许太过舒适，对将来太过自信，以至于根本无法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激情中来。早在年轻时，他便拥有一个很好的藏书室了，后来欣然目睹我将它占为己有。但他读书，从不像我这般狼吞虎咽，沉浸于狂喜之中。不，他读书仅仅是为了消遣，为了转移一下自己的思绪，而且常常半途而废。他像很多父亲一样，乐于用将军或宗教领袖般舒缓的语调侃侃而谈，对我描述他在巴黎街头漫步，邂逅他喜爱的作家萨特和加缪的情景。这些故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我在一家画廊的开业典礼中遇到了艾尔道·伊诺努（我父亲的发小，即土耳其第二任总统，阿塔图尔克继承者的儿子），他微笑着告诉我，在安卡拉总统官邸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父亲也应邀参加了。那时他二十岁，当伊斯迈特帕夏谈起某个文学话题时，我父亲问道，“为什么我们土耳其没有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呢？”十八年后，我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了，父亲略带羞涩地送给我一个手提箱。我很清楚地记得，为什么在读到里面的日记、诗歌、短篇，还有文学手稿时，我是如此惶惑不安：这是对内心生活的记录（也是见证）。我们并不渴望自己的父亲超凡脱俗，而是希望他们成为我们理想中的父亲。
我喜欢他带我去看电影，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看电影时听到他的评论；我喜欢他跟我讲自己杜撰的那些关于白痴、恶魔和无魂人的笑话，就像喜欢听他谈论一种闻所未闻的新水果，一座他刚去过的新城市，一些最新消息和一本新书；但我更喜欢他爱抚我的时刻。我喜欢他带我去兜风，因为在车里，和他在一起时，我至少会有那么一小会儿觉得永远不会失去他。他开车的时候，我们彼此无法对视，因而他反倒会像对朋友那样同我讲话，我们会谈到一些比较复杂、微妙的话题。过一会儿，他会停下这个话题，讲讲笑话，打开收音机，顺便聊聊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