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和“流亡”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随着经济、文化、商业等的全球化，流亡与流散几乎成为同一概念。它的政治性开始淡化，渐渐成为一些作家、学者、音乐人等变为真正知识分子必需的经历和有效的手段。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对流亡有切肤之痛，对他来说，流亡不只是身体意义上的困顿，它就像命运的一部分无法摆脱。从他踏上美国国土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开始，“流亡”这个他一生偏爱的主题就注定萦绕他左右，在他眼里流亡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状态，更显示为一种身份和境遇，既有实体的指涉又有隐喻的意义。他在精神上把自己定位为西方世界的流亡者，保持着第三世界流亡者感知世界方式，在喧闹中思索，审视西方中心世界里的众生相。“英国和美国是我的替代之地，而我从小就说英文和阿拉伯文。我总是有一种局外人的诡异、奇怪的感受，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也有一种无处可归的感受……我的背景是一连串的错置和流离失所，从来就无法恢复……”（注：薇思瓦纳珊：《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他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任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拥有教授职位，享有丰厚的收入，但他总是感觉徘徊于主流之外，不能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圈，永远无法完全与新情境合而为一。这种“流亡”的状态是萨义德主动的选择，因为他认为“流亡”是成为真正知识分子必需的经历和有效的手段，虽然这个过程充斥着痛苦、磨难和无所适从，但却是绝不可少的。像萨义德这种来自第三世界的其他知识分子，在客居他乡的漫长岁月里，“流亡”带给他们的精神创伤是无法治愈的，书写和文学创作成为他们自我泅渡的方舟，成为他们独立思考和批评的领地。
生活在两种文化、两种经验，充满差异的世界里，双重身份的交织让移居或寄居他国的流散者对“流亡”有着难以释怀的切肤之感。在文化与体系之间，他们总是感到“格格不入”，“乡关何处”的追问道出了无家可归的“流亡者”孤独漂泊的内心彷徨。所以“流亡”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身份缺失所带来的焦虑影射在流散作家们的文学创作上，受到了全球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注。具体到流散作家来说，无论是自愿放逐，还是被迫流亡，抑或是在异域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少数族裔散居者，面对现实语境对既有方式的挑战、对既有文化特征的排斥和否定，他们便具有强烈的漂泊感和轻飘的失重感。如科伯纳·麦尔塞（Bernard Mercer）所述，“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注：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总之，探讨和研究流散写作，必然涉及当今时代越来越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
文化身份也可译为文化认同，通常情况下，人们把它看作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或某一具体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文化身份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某一特定的文化可以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因此，文化身份的概念既隐含着一种带有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的含义，同时也体现了个体积极寻求“认同”的深层含义。不管将其视为静态特征或动态建构，在当今文化碰撞和交流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具有某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如何维系自身的文化身份已成为文化和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和当前学界焦点性的重要论题。随着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转向文化和制度批判视野，文化身份也日益成为女权主义、后殖民等文学批评流派关注的焦点。在追寻身份的流散层面上，文化身份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的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身份认同强调的是在主体间的关系中确立自我意识，并在普遍有效的价值承诺和特殊认同意识的张力中获得自我归属感和方向感的过程”（注：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在隐喻的层面上，文化身份往往给人一种“在家”的感觉，给人一种空间的想象，给人一种生存论上的归属感和历史感。综上所述，通过具体分析，身份认同可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它是主体性的自我反思；这种反思意识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关系中形成的，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最终扬弃他者、回归自我的过程。第二，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归属感是个体连结为族群的重要心理指向。如鲍曼所言：“‘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注：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第三，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它会受到性别、阶级、民族、种族等话语的影响，也会被文化、历史、社会的想象所塑造。
200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流散文学”丛书为“文化身份”的考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丛书的绪言中，主编赵毅衡透过海外个体写作的纷纭和斑斓，敏锐地感知到那种内在的“规定性”：“不管海外作家个人风格有多少差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几乎无一例外苦于精神价值上的两难之境：中国文化与异国生活之间，物质求新与精神恋旧之间的尖锐冲突，使生存的异化，转化为灵魂的异化”（注：瑞恩·赛格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身份建构》，载《跨文化对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辑，第91页。）。这些与霍米·巴巴所阐述的“混杂性”特征有不谋而合之处：移居者为了更好地生存和适应新环境需要认同移居国的民族文化主流，但是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记忆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新的文化身份发生冲突，产生一种难以弥合的苦痛，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不难体会其内心隐含的矛盾，既饱含流浪弃儿对故土的眷恋，又充满对此深深的不满和反思，期盼在异国他乡找到安放灵魂的圣地。然而，与期望相反，在主流文化面前他们又成了受排挤的“他者”，所以对于流散作家来说，“身份”的建构则伴随着更为清醒也因此更为痛苦的精神历程。从故土到异乡，一切都陌生起来，暧昧起来，“家乡和异乡的角色虽互为两极，又难分彼此，纠缠着存在于我的日子里”（注：赵川：《不弃家园·跋》，《海外流散文学丛书·散文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与之相伴的是失落、怀疑、疏离、对抗，是双重的身心、视角以及永无止境的叩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到哪里……当陡然的断裂让生命与源头不期而遇时，用文学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流离失所的情感和经历，便成了他们自然而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