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的定位》中，霍米·巴巴提出了二元对立之外的知识与抗拒的“第三空间”——“既非这个也非那个（自我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即一个被书写出来的模糊混杂的空间，从而揭示穿越种族差异、阶级差异和文化传统差异的文化认同的“阈限”（liminal/liminality）。霍米·巴巴指出，第三空间通过“确保文化的意义和象征手段没有原始的统一或固定性，使民族性、社群利益或文化价值的主体和集体经验得以被协商”（注：Bhabha，H.K.The Location of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94.p.37.）。
事实上，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是由“杂糅性”（hybridity）策略开辟出来的一块协商的空间。霍米·巴巴将杂糅性这个带有贬义性质的生物术语引入文化研究领域，并用于描述在政治对立或不平等的状况中文化权威的建构。他这样阐述杂糅的意义：“殖民杂糅不是一个发生学问题，也不是两个不同文化之间身份的问题，后者作为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重新加以解决。杂糅是一个殖民再现和个体化的问题（problematic），它颠倒了殖民主义否定的后果，使他者‘被否定’的知识进入支配话语，并离间了它的权威的基础——它的肯定的法则。”（注：Bhabha，H.K.The Location of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94.p.114.）换言之，杂糅既是殖民话语生产的符号，同时又构成对殖民话语的颠覆。霍米·巴巴认为多种文化彼此混杂，并在跨越文化疆界的过程中迸发新生的意义。通过这种混杂化的文化差异的协商，松动了文化本质主义的霸权，解构文化“本源”迷思；在殖民意识中发现、撕开裂缝，挑战殖民话语中的自我/他者、东方/西方、中心/边缘的严格分野，进而颠覆文化民族主义者对种族、血缘和语言“纯正”的盲目坚持，以对抗本质主义的偏见，挑战整体性的西方文化霸权话语。
在身份建构的问题上，传统的文化身份观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固定认同，即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后殖民话语拒绝这种始源性的固定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这也成为少数族裔打破主流社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文化刻板形象的理论依据。霍米·巴巴本人亦质疑在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带有拜物教性质的身份认同。他提出，今日文化的定位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而在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处和疆界处有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in-between）的、杂糅的身份正在形成；所有流散的族裔（包括身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只能处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即第三空间，在矛盾的冲突和传统中创造自己的身份认同。霍米·巴巴在这里旨在张扬一种少数族裔的独特的文化视角，因为“最真的眼睛也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角（double vision）”，“民族”文化“越来越从被剥夺的少数族裔的视角生产出来”（注：Bhabha，H.K.The Location of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94.p.68.）。换言之，当一个人属于不同的文化，能够运用多种语言的时候，就不会被囚禁在一种语言、一种文化里，而是跟它们保持一定距离，去审视这些问题。这种距离感使得他能够将语言和文化看作一个整体，超越它们各自的文化束缚。总之，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和杂糅策略给遭遇身份建构难题的第三世界的子民和寄居在欧美国家的少数族裔带来了启示。
（六）斯图亚特·霍尔的后殖民研究对文化身份的阐释发挥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创建者、思想集大成者；也是当下最活跃的“公众知识分子”以及最负盛名的后殖民理论思想家。在霍尔从事学术研究40多年的时间中，他充分利用所掌握的各种思想和理论，以当时英国所处时代的语境为切入点和起始点，把“文化霸权”和“接合理论”充分用于其理论的建构中，为我们认识霍尔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地图。总体上讲，霍尔的思想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围绕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和实践建构。后一阶段霍尔特别关注其文化身份、表征差异、他者等主题，这与当时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20世纪80年代是作为后结构理论、后福特主义、后殖民理论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时刻，霍尔以其自身的文化身份为思考问题的主体性认知视角，把“他者”理论纳入其思想建构之中，为我们深刻诠释“他者”理论内涵以及为它与表征差异的关系提供了认识版图。对霍尔而言，他其实从走出加勒比海和牙买加的那个时刻开始，就一直在双重身份和被“他者”的景观中来回穿梭，不断地转换其身份和角色。所以，斯图亚特·霍尔对身份问题、“他者”理论的思考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者，还是代言人，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可行性。在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中，他的很多与后殖民问题相关的著述被纷纷收录到各种理论书籍和教材之中，霍尔被视为与法农、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学者齐名的世界级的后殖民理论大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
他站在学术的最前沿，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身份为思考问题的小语境，以后殖民理论为大语境，从现代性出发，使“他者”理论的内涵不断丰富，从现代社会延伸到后现代社会。他通过表征理论和表征差异把身份、族性、种族、主体性、表征、霸权、话语权、差异的政治、接合的政治、表征的政治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纳入“他者”理论和“他者”景观之中，为我们深入、透彻思考“他者”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就表征的内核来看，霍尔认为，“在文化中的意义过程的核心，存在着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人、物、事、抽象观念等）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或一系列等价物，第一个系统使我们能赋予世界以意义。第二个系统依靠的是在我们的概念图与一系列类符号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被安排和组织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产生的实质之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连接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为‘表征’的东西”（注：Hall，Stuart.Represen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age Publications Ltd.，1997.p.19.）。所以，从本质上讲，我们思考“他者”就是思考“他者”背后所蕴含的表征差异的“意义”。“在表征中，一种差异似乎吸引着其他差异合起来就构成一个他者的‘景观’。”（注：Hall，Stuart.Represen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age Publications Ltd.，1997.pp.231~232.）这种认识充分展示出“他者”理论与表征差异两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有机的统一体。
在“表征差异”中所体现的“他者”是霍尔思考族裔散居文化身份认同理论时最耀眼的主题词，身份认同的差异性使文化表征在现实实践和表意实践中的“意义”变得更加灵活，更加具有弹性。具体来讲，“表征差异”指的是“一个”中的“许多”，拒绝僵硬地把多元的族群分割为截然分开的二元对立的统一体。身份认同的差异性完全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和简单的对与错关系。不再回避黑人的身体、黑人的肤色、黑人的文化、价值和信仰，通过致力于黑人性（Blackness）的文化表征。这种策略性认识和思考是通向表征差异中“反表征”的具体体现，也是通向“表征的政治”的必由之路，是一种夺取表征差异所赋予的“意义”的永无休止的斗争和斗争场域；最终形成一种在“表征差异”影响下的“新世界文化在场”的格局，这种在场充分认识并肯定族裔散居文化身份认同的“多元性”“混杂性”“差异性”以及“再接合性”。
霍尔以其独特的身份体验在借鉴前人对“他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族裔散居文化身份进行创新性的探讨，他把身份认同从“共性”和“统一性”的基本框架中解脱出来，走向差异性、非本质性、动态性等多元的文化表征。这一族裔散居文化认同与西方主流世界通过权力话语和表征实践掩盖和消解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认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对照，在霍尔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变得更加有价值和意义，也给少数族裔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注入更多的活力。在霍尔文化表征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族裔散居文化身份论”为我们认识和关注少数族裔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认识维度和新的理论视角，进一步加深了我们思考后殖民文学的意指实践指向和意义指涉。
综上所述，福柯的权力运作机制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揭示西方列强国家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伎俩和本质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法农、德里达、斯皮瓦克分别从心理学、解构主义等角度揭示了殖民地文化如何造成后殖民主体的分裂以及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赖以生存的逻辑，包括其政治制度和语言结构，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种族压迫和后殖民主体的身份问题提供了理论启示与思考。萨义德打破东西方非此即彼的对立冲突模式，坚持反本质主义的基本立场，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思维，倡导一种多元共存的文化身份观，为文化身份研究提供广阔的思路与视野。还有霍米·巴巴引入了主要来源于弗洛伊德、拉康和法农的精神分析法和取意于德里达的“书写”模式阐述了认同不是一个确定的、现在的位置的简单认同，而总是既双重又分裂的；身份正如书写一样可以反复但不可能完全重合，没有什么可以充当它的中心，一切带有本质性的归属都难以成立，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了一切固定的集合和霸权的不可能性。霍尔将表征理论贯穿于其对文化身份的研究中，通过研究表征在文化身份认同中的运作方式来解释文化身份的形成过程，分析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是如何试图运用表征策略将有色人种变为被排斥在它们自身之外的“他者”的。与此同时，霍尔从表征内部入手，也在不懈地寻求争夺意义的策略。总之，他们深奥、新颖的理论给面临文化认同问题和身份困惑问题的人们和关注及研究身份问题的学者带来了启示和解决的策略。
第四节 后殖民语境下的流散与文化身份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带来更为广泛的移居行为，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全球性的流散现象。伴随这一现象的涌现，文学领域的流散写作应运而生，一大批自愿或被迫放逐的作家便自觉地借助文学媒介来表达自己无根漂浮的生命体验，以其独有的文学特质构筑了当今世界文学一大景观，并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日益受到全球学界的关注。近年来，有流散背景的作家纷纷捧回的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充分体现了全球对当代方兴未艾的流散写作表示了极为浓郁的兴趣。
与传统作家不同，流散作家在跨界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的跨界优势，积极跨越传统意义上种族、国家、语言和文化界限，在进行创作时自觉地将故国文化与移居国的文化相结合，从而使其文本呈现一种多元杂交的新文化景观。这种新文化给予流散文学旺盛的生命力，给予世界文学新鲜的血液，使文学创作得以不断地传承、发展和创新。就像在流散书写中充满了两种异质文化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的张力一样，流散作家也体验着两种文化冲突所带来身份归属统一性的分裂。因为他们遭遇三重困境：离开了故土、进入陌生的语言、处于文化与自身不同的人群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如身份缺失、文化疏离感、深度精神挫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