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理论家大多处于一种双重境遇之中，为了在众声喧哗的第一世界中心地带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他们不得不依赖自己所拥有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文化背景。他们在第一世界充当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以引起西方主流社会的关注和认同，从而实现从“边缘”走向“主流”；同时他们又在第三世界宣传第一世界的理论，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启蒙，享受在第三世界的尊崇地位。已作古的后殖民理论大师萨义德以及新崛起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跻身西方学术主流之际，他们又都试图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因此他们常常遭遇民族文化身份“不确定性”的责难。他们的文化身份看似“不确定”，实则具有非常清晰明确的双重文化特征。他们都处于文化身份的“阈限空间”。正如萨义德所言：“也如同其他许多人那样，我不只是属于一个世界。我是一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时我也是一个美国人。这赋予我一种奇怪的但也不算怪异的双重视角。此外，我当然也是一个学者。所有这些身份都不是清纯的，每一种身份都对另一种发生影响和作用。”（注：Said，Edwar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P，2000.p.397.）也就是说，这些文化身份时刻发生着碰撞、冲突和摩擦，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新的交融。这就创造了文化身份的一个交接点，造就了一个“中间状态”（median state）——也就是世界流散写作所处的文化身份的“阈限空间”（liminal/liminality）。霍米·巴巴就是这样一位“阈限”人物，他生在印度，从小受到东方文化熏陶，印度民族的文化印记难以从他身上抹去，即使他在第一世界身居高位也难以改变。一方面，他不得不认同所在国——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的民族文化，以此获得所在国生存权并进入其民族文化的主流；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又时时刻刻地提醒他去认同自己本民族文化，也因此他的文化认同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总之，“混杂性”文化身份特征在他们身上显露无遗。
关于文化身份的探讨，美国的苏珊·S·弗里德曼（Susan S.Friedman）提出“社会身份新疆界说”（the new geographics of identity）。该学说强调多重身份混杂带来“不同与相同、停滞与运行、肯定与疑惑、纯粹与复杂，社会身份就在差异的边界和模糊的边境地带游动，从而有可能削弱传统的‘修辞历史意义和物质固定性意义’”（注：苏珊·S·弗里德曼：《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载《社会性别研究选择》，王政、杜芳琴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3页。）。这种身份上的含混性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被放逐的国度，放逐了这个桀骜不驯的人。作为一个双重意义上的流放者，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苦苦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正是这种同质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行走与寻求，造就了文学史上一批优秀的流散作家和作品，成为当今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流散不仅指全球化或后殖民时代文化跨界的生产、生成方式，也同时表征为一种精神意向，即行为个体在漂泊中的一种心理状态和身份意识，可以理解为后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命状态或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性。在现实的文化语境中，流散是对一种固着状态的离弃，由此割断了作家与亲友、故乡、民族、祖国的联结纽带，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虚幻的自由，没有归属感，处于一种轻飘的失重状态。但流散的过程也是追寻的过程，不安于精神之漂泊，追寻某种生命归属意义的完整一致构成了流散的另一面。越是流散，越是陷于属性上的分裂、破碎和不确定，流散者对于一致和统一的追问和追求越是强烈。作为对流散行为和流散精神意向的具体书写，流散文学也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持续追求归属和无穷追问身份的文学。它不仅是对流散者具体生活的描述，更揭示他们追求和追问的精神特质和哲学处境。移民生活激活了流散作家对这一点的具体感知，所以表述民族或族裔的文化和历史差异，成了他们在异域创作的最初动力。既然流散可以看作是对文化冲突、文化差异、文化分裂的承担与直观表现，那么文化身份便成为流散书写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身份成了流散文学的中心问题。
就美国华裔而言，无论他们是移居者还是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华人移民后裔，一般都希望能够融入移居国的主流社会，而对于移居国而言，一般也希望将移民同化，成为自身机体的一部分。但是“融合和同化常常沦于一种理论神话，一旦落实于具体的人事或时空，就显现出希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有时甚至是宿命的、难以逾越的鸿沟”（注：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因为对美国的华裔流散者来说，政治上，他们可以认同美国高度的民主自由法制理念，甚至可以加入美国国籍。然而，在深层文化心理层面，总还有唐宗宋祖的记忆，还会执着于“华裔”的族群意识，小的方面如春节、中秋节等文化习俗的延续，大的方面如儒家思想乃至“文化中国”理想的宣扬、追索。总之，外在的认同容易，而内在的认同却非常困难。一个国籍意义上的“美国人”与文化意义上的“美国人”可能不是完全统一，甚至是分裂的。因为他们无法抹去中国文化的积淀也无法摆脱美国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对他们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特殊的身份使得文化的选择无时无刻不在困惑着他们，无所归依和游荡在这两种文化之间成为无奈的选择，焦虑与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挣扎与痛苦成为他们最好的心灵写照。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成为何处是归程的流散者。
本书所讨论的作为第一代华人移民的后裔或第二代在美国出生、成长，接受正式的美国教育，享有美国国籍，并能熟练地驾驭英语成为其创作语言的美国华裔作家，他们不同于强烈认同中华文化的先辈。他们的先辈远渡重洋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中国是令他们魂牵梦绕、给予慰藉和抚平心理感伤的港湾，落叶归根成了他们毕生的愿望。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生存在远离故土的环境，经常不得不面对来自异国的不友好和排斥，失根的痛苦也时常伴随其左右。而作为第二代美国华裔，一方面，他们强烈渴望融入所居住国的主流文化以获得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来自主流社会的排斥和隐藏心灵深处的民族情节和民族记忆却又时时刻刻与他们新的文化身份发生冲突和某种程度的交融。随着他们作家身份的声名鹊起，他们的身份地位也相应地大有改观，但他们的肤色、血缘、种族却使他们被视为“他者”，普遍感受到文化上的隔膜与悬浮。他们承受着无法安放灵魂的精神漂泊，体悟着双重边缘逼仄的痛苦，体味着身份焦虑的内心困扰和彷徨，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流亡者。由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在他们用想象建构起来的文学文本中，“身份”的追问和寻求则呈现出一种更为清醒的、痛苦的和撕裂的精神历程。充满尴尬和矛盾的第三空间处境使他们的文化身份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这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困惑，还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优势，使他们可以深入其中又可游离于中美文化之间，以一种独有的视角去反观这两种文化，同时实践着文化的传承、颠覆和改造。因此，他们的写作无一例外地探讨了文化身份的定位、文化的归属、文化身份的重构、审美价值的取向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切支撑着流散文学的存在。毫无疑问，无论从生活现实还是从学术角度，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都可将他们的写作称为华裔流散写作，并能放在流散研究的范畴之中，成为全球化时代后殖民文化批评领域新兴的热门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