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希腊三贤”：灵魂的转向
从广场、阿卡德米学园到吕克昂学园，教育从崇尚理性之神开始转向科学理性。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希腊三贤”实现了伟大的灵魂转向！
文明的逻辑
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无论是从人种还是国家的起源上，大都跟古代希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它们的文化坐标上却无不有那个半岛的位置，在它们的政府标志、博物馆、文教体系以及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都能找到古希腊的文化基因。
希腊文明与其他古老的文明相比，的确是独特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生产效率高，生活条件好，人们才有可能关心精神文明。但是，古代希腊没有这样优越的物质条件，按照常理，这里根本不可能孕育出高级文明，但事实恰恰相反。
希腊半岛镶嵌在地中海上，四处都是山地和海湾，几乎没有平地，而且石灰质的土壤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历史上曾经兴起过几轮文明，如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但都存在了几百年后就消失了，这可能与生态破坏有关。当这块土地上的人口达到饱和状态时，过度的开发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食物也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整个文明就无法延续。
希腊半岛上有一小块肥沃的平原，发现它的斯巴达人如获至宝。因为想占有它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部族里的人一生下来就肩负着保卫家园的使命。男人是战士，女人主要负责生育健壮的孩子，以便将其培养成勇猛的战士。耕作则完全交给被他们征服的希洛人。
斯巴达人虽然赢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但很快被掩盖在雅典文明之下，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野蛮的，文化领域并不遵循“赢家通吃”的法则。
雅典的土地虽然贫瘠，但可以种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植物不仅不会造成水土流失，广泛种植反而有利于生态平衡。葡萄酒和橄榄油虽然不能直接替代粮食，但拿来与人交换却是比较抢手的奢侈品，可以换回充裕的粮食和其他资源。
这里有无数的港湾，不仅成为联系希腊各地的纽带，而且可以通达尼罗河流域、小亚细亚、黑海沿岸、意大利半岛以及欧洲各地。雅典人受古代腓尼基人的启发，通过海上贸易获得生活资料。
大批的雅典人走上了贸易的道路，他们一定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竞争过程。于是，规则、秩序成了人们的普遍需要，“讲道理”成了人们普遍推崇的交往准则。
如果不考虑形成得更早，但后来彻底消失又难以考证的腓尼基文明，那么希腊文明自古就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种文明。当时的人们居然不是直接依赖自己所寄居的土地及自然生态环境生存，而是通过广泛的工商业活动，间接地获得食物和其他生存资源。在他们的观念里，理性主义的思维远远超过自然主义的思维。当然，他们也更需要理性的教育。
理性思维在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从公元前443年开始，伯里克利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成为雅典的最高统治者。
伯里克利的国内政策以加强民主政治为核心。雅典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的推动下，逐步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和措施，实行最高领导人公民选举制度，最为重要的是，各级官职向广大公民开放。于是，全体男性公民基本上都获得了出任各级官职的机会，这不受财产限制，通过抽签、选举和轮换等方式产生。还实行“公薪制”，不管是富翁还是贫苦公民，大家都有工资拿，所以大多数雅典公民年年选伯里克利担任最高领导人。
雅典除了公民，更多的是奴隶。伯里克利对奴隶可没那么好，因为他代表的是雅典工商业奴隶主和中下层自由民，特别是海员、佣工等公民的利益。尽管如此，他也足以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
事实上，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政治不仅是古希腊的典范，而且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典范。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而且直接影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埋头工作时，应该想想历史孕育了怎样的价值取向，时代又在召唤着怎样的教育等问题。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文明的逻辑。
当今的教师，既缺乏对国家发展、人类未来的思考，又囿于分科教学，他们大多只专注于一门学科、一堂课、一个细节。学校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窗口，学科只是教育森林里的一棵树，没有对历史和时代的关注，教师就不会有全面、系统的思维。在我们的学校里，几乎所有的改革都被窄化为学科改革，甚至是课堂教学改革。
没有深邃的目光，没有辽远的展望，教师就不会有美好的教育愿景，更谈不上教育信仰。“站”在古希腊的半岛上，我想：回眸历史、展望未来应该是每个教师的必修课！
仰望星空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的命题。为什么古希腊半岛上有那么多杰出的人才？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解答“钱学森之问”有些启示。
古希腊半岛上这些杰出的人才，后来大多被称为“仰望星空的人”。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人。他本是一个商人，但“不务正业”，总是去探索一些哲学问题。只要有一点钱，他就会在冥想与旅行中花掉，以至于泰勒斯非常贫穷。
有人说，哲学家是一些没用的人。据说，泰勒斯听了很生气。那一年，他预测希腊的橄榄会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垄断后抬高价格而赚了一笔。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有智慧的人如果想赚钱，可以比别人赚得多。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没空赚钱。
还有一个故事：一天晚上，泰勒斯行走在旷野中，抬头看着满天星斗，断定第二天会下雨。不料前方正好有一个坑，走着走着就掉了进去，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第二天果然下雨了。于是，这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许多希腊智者也都是老师，都曾留下类似的轶闻，尽管大多可能是后人杜撰的，但这仍然说明他们代表一种文化基因。
毕达哥拉斯发现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之后，他的弟子们宰了一百头牛，宴请全城的人来庆贺。现在除了结婚、升学或祝寿，我们一般是不会这样做的。
赫拉克利特本是一个王子，可是他不愿继承王位，乐于隐居山中求索真理。我们也喜欢隐居，但不是求索真理，而是“独善其身”，或者沽名钓誉。
这种比较并非说明中国文化不够先进，只是为了彰显希腊文化的特征。
我最想说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欧几里得的。两千多年前，欧几里得和众多弟子对平面几何“走火入魔”。有个学生提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问题：“老师啊，这东西挺好玩，可它有什么用呢？”这一问竟把欧几里得噎住了！不知是觉得惭愧，还是不想解释，他干脆叫仆人拿两个铜板交给该学生，并说道：“对不起，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学有用的东西吧，咱这儿就研究没用的东西。”
两千五百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特地为这些人平反。而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情，是没有未来的。
教育家仿佛都是仰望星空的人。因为“好高骛远”而不“脚踏实地”，所以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属于“非主流”，尽管屡屡碰壁，但他们百折不挠、自得其乐。
正如希腊文明中的“理性之神”告诉大家的：我们要向前看，只要符合知识的标准，而不管是否实用。欧洲人说：“让耶稣的归耶稣，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因为神有神的教谕，俗权有俗权的伦理，而知识又有知识的逻辑。
当学校不再清高而媚俗，老师不再仰望星空而看重实际功用，学生不再充满好奇与幻想，而只关注生存技能与自身的市场价值时，我们的学习场所或许只能称为职业或生活技能训练所，恐怕不应该叫“学校”，最好别称为“大学”。
公元1231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颁布了被称为“大学独立宪章”的教谕《知识之父》，自此之后，学校自治的传统逐渐形成并蔚为壮观。然而，一如我们所见，学校自治的优良传统正在慢慢演变为教育行政部门的治理。从本质上说，这显然是“权力治理”而非“知识自治”。
知识的自由性和丰富性被抛弃的过程，就是学校教育不再仰望星空而走向穷途末路的过程，因为失去了知识创新就失去了学校的意义与价值。
理智生活的尊严
苏格拉底的教育主要在广场，柏拉图的教育主要在学园。
柏拉图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前额饱满宽阔。年轻时爱好文学，二十多岁时开始跟随苏格拉底学习，长达十年左右。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柏拉图流亡多国，游学期间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很大。
苏格拉底被平反后，约四十岁的柏拉图回到雅典创办阿卡德米学园，据说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此后，阿卡德米学园延续了近千年，直到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大帝以“不敬神”的名义关闭了该学园。
阿卡德米学园既是柏拉图实践理想的基地，也是他的精神家园。在学园里，善讲故事的柏拉图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让我们来看看著名的“洞穴故事”：
有一些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地洞里，他们的脖子和腿脚都被捆绑着，不能扭头，不能走动，眼睛只能看着洞穴的后壁。他们的背后有一堆火，火与他们之间有一堵墙。另有一些人如同演木偶戏般高举各种石制、木制的玩偶沿矮墙穿行。囚徒们每天看着洞壁上各种变换着的影像，并把那些影像看做真实的物体。他们天生如此生活，并不觉得悲哀。
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挣脱了绳索。他生平第一次扭转头，看到了那些石制、木制的玩偶，也看到了火堆。刺眼的火光让他很痛苦，当看到那些造成影像的玩偶时，他仍然习惯性地认为这时看到的洞壁上的影像是真实的物体，是唯一的现实之物。
他终于来到了洞口，经过长时间的适应，他学会了先看阴影，再看水中倒影，然后看事物本身，最后仰望天空，“直接观看太阳本身”。此时，他终于体会到洞穴生活的悲哀，并“庆幸自己的这一变迁，而替伙伴们遗憾”。
这个过程就是灵魂的转向过程，是一个从影像、实物到理智的灵魂攀登过程。柏拉图认为好的教育过程就是灵魂转向的过程。
那个已经走出洞穴的人，此时已成为老师或哲人。当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时，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重新适应洞穴里的黑暗。更重要的是，当他试图向那些固守洞穴的同伴解释——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给他们指出光明的道路时，他反而会被取笑，甚至会被洞穴中的囚徒视为异类而处死。
非常巧合的是，苏格拉底正是被以民主著称的雅典处以极刑的，这似乎预示着理智生活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冲突。
民众更习惯于现实的、习俗的、惯常的生活，更在意可见世界中的喜怒哀乐，对日常生活习惯的沉迷使他们固守自己的意见。这意味着理智生活与民众生活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缝。
苏格拉底拒绝认同民众的生活姿态，秉持神意，自诩牛虻，以老师的名义与民众生活为敌。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理智生活者，更关注内心世界的完善，而民众更看重当下的利益，安于日常生活的宁静与享乐。
苏格拉底自始至终固执于神圣的教育使命，不顾民众沉迷于习惯性生活而无法完成灵魂转向的事实，最终由于理智生活与民众生活水火难容，他以渎神、败坏青年的名义被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试图保持理智生活相对于民众生活的优先性，拒绝使自己混同于城邦民众。《申辩篇》中，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句话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这似乎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文化播种者的命运隐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比苏格拉底高明：如果说苏格拉底是直接走向广场，走向民众，公开与民众生活为敌，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是避开与民众的直接冲突，转而走向学园。
自从教育走向学园的那一刻起，理智生活与民众生活的冲突就一直存在，并一直较劲儿。我们一会儿固守“象牙塔”，一会儿又一头扎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一会儿清高甚至自恋，一会儿又匍匐于资本与产业化。
市场经济与民主主导下的生活，并不一定是真善美的生活。如果大众服从于习俗、时尚、潮流，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崇尚快乐与物质主义，而不追求真正的知识，这时市场经济与民主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心智水平。
好的教育通向个人自由，真正的自由意味着自我担当，而民众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倾向于逃避担当，因而就失去了真正的自由。正因为如此，学校不再崇尚理智生活，而是顺从大多数人的意见选择市场法则与民众生活，把教育当生意来做。
如果说教育的根本在于把天上的“理想国”引向每个人的内心，从而让众人的灵魂安居其中，那么，为理智生活辩护、为人文教育辩护，就是一项事关美好未来的行动。哲人选择再回到“洞穴”，尽管明知会遭到冷遇，因为理智生活者必须勇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