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卡德米学园到吕克昂学园
阿卡德米学园主要开了四门课：数学、天文、音乐、哲学。柏拉图告诫他的学生不要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而要生活在头脑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中。他常常这样教导学生：“画在沙子上的三角形可以抹去，可是三角形的观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留存下来。”
在柏拉图看来，天地万物都是由理念产生的，包括柏拉图本人在内的现实世界都是理念的影子。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就是众所周知的“唯心论”。
柏拉图有一个学生特别勤奋，有一次，柏拉作作报告，专门讲“善”，大概是因为太枯燥了，只有他一个听众，这个学生就是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长着一个鹰钩鼻，前额较为突出，头发松软，小眼睛，小嘴巴，外表只能说有点“酷”。虽然其貌不扬，但亚里士多德智慧过人。
亚里士多德17岁时被送到阿卡德米学园，在那里一学就是20年。柏拉图很看重这个学生，并称之为“学园之灵”。可是，他又说：“要给亚里士多德戴上缰绳。”意思是说，亚里士多德非常聪明，思维敏捷，不同于一般人，若不加以管教，就不能达到柏拉图的期望。
亚里士多德不沉湎于自我的冥思，而是注重广泛阅读，甚至在自己的住处书写了“读书人屋”的匾额，并努力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
在学园里，亚里士多德很尊敬他的老师，但也经常和柏拉图争论。有时，他会把老师问得答不上话来。他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树就是树，由种子长成，结出果实。离开了实实在在的树，仅仅是头脑中的树的概念又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的许多唯心论的观点。他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永恒的，不是靠什么观念产生的。代数和几何的定律是从自然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先有现实生活中各种三角形状的东西，然后人们头脑中才有三角形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曾推翻了老师的“理念学说”，他是这样解释的：尽管“理念学说”是我最敬爱的人提出来的，不过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维护真理；老师和真理都是我们珍爱的，但人的责任却要我们更尊重真理。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被公认为最适合做阿卡德米学园接班人的亚里士多德并未成为接班人，原因是亚里士多德不愿背弃自己的主张。这就是古希腊的智者，仰望星空而绝不背弃自己的观念，绝不放弃自己的理智生活，这样的基因也植入了希腊文明，并凝聚为一种精神——不敬神，不畏俗权，只有真理才能指引自己前行。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校庆的时候，哈佛大学打算邀请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参加，里根说可以，但是问能不能送他个荣誉博士的头衔。按说荣誉博士不同于真正的博士，算不上重大的原则问题，但哈佛师生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他和学术一点边都不沾，还是不送为好，结果里根没来。事实上，这种现象在西方的大学里是非常普遍的，哥伦比亚大学曾拒绝给英国女王授予博士学位，牛津大学曾拒绝给撒切尔夫人授予荣誉学位……为什么？这是为了捍卫理智生活的尊严。
公元前335年，在自己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支持下，亚里士多德得偿夙愿，建立了吕克昂学园，将自身对自然知识的深厚情感与追求典型化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拥有了自己的研究基地。
亚里士多德延续了苏格拉底的教学方式，但采用散步的方式来讲学，即一边散步，一边讲学，“逍遥学派”由此得名。这种移动学习的方式，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学校的设施设备，包括电脑、图书等资源配置，急需植入移动式学习的理念。例如，学校的图书除了放置在图书馆内，还应该进教室，放在学校的走廊边、长凳旁，以便学生读书；学校的电脑除了集中在电脑房外，还应该进教室、进走廊。
亚里士多德还要求所有学员轮流当“学术领袖”，掌管教研生活，每个月召开固定的专题讨论会。或许，今天我们也可以成立学生学术领袖团，借鉴陶行知的“小先生制”中的教育思想，打破班级、年级界限，让学生互动互助，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领袖品质——这难道不值得尝试吗？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希腊的文化充满了神的力量，吕克昂学园最为光辉的成就，就是把科学组织成一个庞大的机体。尽管中世纪以后，人们一再批判亚里士多德一些错误的科学结论，但别忘了，这些人恰恰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而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灵魂转向”。
亚里士多德不赞成理念学说，他开创了灵魂学说。他认为，灵魂是统一的实体，包含营养的灵魂、感觉的灵魂和理性的灵魂，分别对应于植物的、动物的和人的生命。人的灵魂是营养的、感觉的和理性的灵魂的统一体。
这是重要的教育发展阶段学说。根据人的灵魂发展的三个层次，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出了教育的年龄划分，将一个人受教育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匹配相应的教育内容。0～7岁为第一阶段，主要发展儿童的植物灵魂，重点是促使其身体正常地发育成长；7～14岁为第二阶段，以发展动物灵魂为主，重点培育情感和道德品质；14～21岁为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理性灵魂，重点发展智力。
从广场、阿卡德米学园到吕克昂学园，教育从崇尚理性之神开始转向科学理性。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希腊三贤”实现了伟大的灵魂转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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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子和荀子：诗性时代的牧歌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过“轴心时代”的概念，顾名思义，它是指一个对全部人类文化史具有控制意义、提挈意义和动力意义的时代。以孟子、荀子为代表的稷下学宫和以“希腊三贤”为代表的雅典学院，都是轴心时代的标志。
诗意地栖居
历史就像一片原野，有精耕细作的时期，也有放牧的年代，虽然其界限不那么清晰，但牧歌的意象总给人无限的诗意。我喜欢放牧的岁月，因为它总能给人无比自由的空间。回溯历史，我最为向往的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因为那是放牧思想的时代。
“百家争鸣”，在东西方各有经典，这仿佛是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暗合。我不是美术爱好者，但我经常看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院》，因为它能给予我无限想象。看着它，我总会想起哲学经典名句：“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这幅画展示的就是阿卡德米学园的学术氛围，“雅典学院”也就是阿卡德米学园。
画面上的主建筑物显然以圣彼得大教堂为蓝本，两侧分别供立着智慧女神雅典娜和音乐之神阿波罗的雕像。画面中心是层层拱门，拱门后是遥远的天际，这是一个学术圣殿。画面两侧自然是众多的学者，中心是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一边激烈地争论，一边向观众方向走来。亚里士多德伸出右手，手掌向下，好像在说现实世界才是他的研究课题；柏拉图的右手手指向上，表示一切均源于神灵的启示。这两个对立的手势，表达了他们不同的思想。其余的人，有的侧目，有的谛听，有的沉思……自然而又众星捧月般地站在周围。
整幅画洋溢着自由的精神！民族精神的成熟，需要自由；人的成长，也需要自由。从本质上说，伟大的阿卡德米学园是自由的赠与。
春秋时期的各个学派中，管理最严的首推墨家。从严格意义上讲，墨子不是教师，更像侠客。
墨家的组织纪律非常严明。墨家后期有一个“巨子”叫孟胜，他有一个好朋友叫阳城君。阳城君参与了楚国贵族的叛乱，孟胜就率领约180名弟子帮助阳城君守城。在无法守护其属地的情况下，为了墨家团队的延续，孟胜任命远方的田襄子为巨子，便派几名弟子去传达任命。完成任务后，这几名弟子返回楚国与孟胜共同赴死，跟随孟胜赴死者约有百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其团队的“执行力”非常强悍。但如果纪律过于僵硬，就会造成机体内部的不协调，最终导致其衰亡。
权力化的弊端，正是由团队的组织产生的。任何权力化的组织都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制定规则、调配力量、执行纪律。这使得该组织无法在学术上创新发展，因而只能停步不前。在学术上，墨家的成就远不如儒家、道家等。
学校作为学术和文化组织，若像企业一样过度强调执行力和精细化的控制式管理，只会变成纪律严明的部队，只会让组织成员死守准则，疲于应付，从而失去生命应有的活力。这样的学校在学术上很难有好的发展。
部队式的团队可以暂时凝聚一股强大的战斗力量，更容易占领“制高点”。因此，墨家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准确地说是墨家团队的影响很大。
最为著名的是，墨子去楚国制止伐宋，公输般辩不过墨子时，暗示要除掉他，墨子非常沉着，因为已经有300多位弟子全副武装等在宋国的城头。由此可见，他的“非攻”理念包含着否决的力量。事实上，墨家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力量的过度凝聚与开发决定了墨家组织在学术上衰亡的命运。
无论是组织生命，还是个体生命，都有其内在的成长规律。教育也难逃其规律，今天控制得越有力越精细，明天必然会为此付出代价。没有自由，不可能有健康的组织；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和谐的教育。
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繁荣都源自自由。但我们的学校不是越来越倾向于自由，而是越来越倾向于控制。当前的一些名校，不是以自由闻名，而是以绝对控制著称。不仅不允许有不同观点，不同学科、不同教师的教学也要采用统一的模式。
自由精神的核心是对人心灵自由的尊重。因为《雅典学院》充分展现了对心灵自由的尊重，所以这幅画才有如此大的魅力。一个存在反对者的组织或许更健康，就像阿克德米学园一样，有了亚里士多德才更有学术生命的光泽。
没有思想自由、情感自由、创造自由的学校绝不会是一所伟大的学校。让人诗意他栖居的学校抑或就是自由的学校。
让自由成为每所学校的承诺
我在山东临淄参加学术活动时，曾去过复原的稷下学宫，仍能看到青砖黑瓦、赭墙朱梁，但学术气息已荡然无存，只有市场经济的味道。稷下学宫与雅典学院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以地名命名，创办时间接近，运行方式也相似，如今也都是旅游胜地，只是不知道雅典学院是否有如此浓厚的商业气息。
市场经济以无形的手调节着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时下，学校里流行以家长满意度代替“追寻真理，仰望星空”，以“市场投入和回报”的思维计算教育科研的价值，造成教育越来越重“量”轻“质”，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显性回报轻隐性发展。
总之，教育越来越像服务业，学校越来越像快餐店。市场经济的思维，一方面优化着教育，另一方面也侵蚀着教育。现实中，世俗功利的枷锁往往使得教育难以超越现实。而超越现实、面向未来恰恰是教育重要的使命，因为教育是一项为了明天的事业。如何实现超越？稷下学宫就是一个典范。
稷下学宫有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允许不担任职务而谈论国家大事，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能公开谈论国家大事，实际上也就是什么都可以谈了；二是不从事国家、地方的行政管理事务，但可以公开议论；三是既没有官职也没有进言的责任。此所谓“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
这三条基本原则使得稷下学宫的学者及其门徒有了真正的自由，使得价值多元论有了生长的空间。人所追求的价值是多元的，有时甚至是互不相容的。各种威权控制型组织的重要特征是：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一特征，导致了一个组织中只有个别人掌握“真理”，导致了专制的学校管理。价值多元论是自由之源。
在自由的引领下，齐宣王时，稷下学宫的成就达到了顶峰。儒、道、名、法等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等话题展开讨论，激烈碰撞而又相互融合，从而共同发展。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
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一所真正的好学校，并被许多学者冠名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这样的热闹场景，曾经在蔡元培治理下的北京大学出现过，因此，人们常常怀念过去的北大。无论是遥远的稷下，还是曾经的北大，多元价值论下的自由都是其核心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