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最终参与了这场战争，这是孙逸仙博士极力促成的，它也被作为孙博士的遗产留给了中国，跟蒋介石则毫无关系。1925年，孙逸仙在北京逝世了。当他还活着的时候，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都不同意帮助中国，他接着又请求莫斯科，希望他们可以给些帮助。他曾经以为日本可以和中国成为朋友，可以向中国施以援手，可后来他明白了日本的企图，计划也就只能搁浅了。孙中山在无奈之下，只得秘密给华盛顿提了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建议，如果当时华盛顿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很可能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在我到达广东的那几个月的时间中，这件事成了当时的新闻，也是我得到的最具影响力的独家新闻。费城的旧版《公共记录报》和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首先把这条消息刊登了出来，美国人对此却视若无睹。这件事传回广州以后，人们觉得它肯定不存在，而且十分痛恨这条消息，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却又悄无声息了。情况是这样的：那些官员们发现，这件事的资料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美国国务院里都有保存。之前他们认为是“编造”的消息，原来早就有官方档案了。
这是我第一次和未被公开的国际消息有联系，是一个广州官员讲给我听的，他当时正不走运，经常受到其他官员的挤压。这位官员那时正在香港，他憋了一肚子的话想找个地方发泄。他指责国民党的领导时说：“该死，这群中国赤党。”他难以抑制自己怒不可遏的情绪，脱口而出“与俄国人交易”的事，还说到了孙中山对这项交易已感到后悔。交易中提到，国民党会接纳一批中国共产党。那位官员说，孙中山为了让中国得以解放，摆脱俄国人和日本人的控制，已经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他们同意派军队帮助中国。
那位官员还告诫我说：“你不准引用我刚才的那些话。话又说回来，这也不是捏造出来的，你想了解真相可以去找杰克斯，那些资料都在美国领事馆保存着。”我一直没有提起过这个人的名字，他目前（1943年）尚在人世。
我找到了杰克斯，问他关于孙中山和美国的事，他当时是美国驻广州的总领事。他一听见我说此事惊讶极了，然后绕开话题，就是不提这件事。我又告诉他关于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整个经过，但是对于消息来源人的名字却只字未提。
听完之后他说：“你可以把听到的消息内容讲给我听，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我就告诉你，但是文件我不能拿给你看。”以下内容是经过认可的：
孙中山自始至终都希望，他的政府能够得到美国和英国的首肯，成为中国公认的政府，并且希望能从这两个国家得到一些财力和武器装备上的帮助，让他能够通过战争征服全中国。可遗憾的是，他和这两个国家谈及此事时，他们总会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所以他又把目标转向了俄国，希望能得到应允，结果俄方很快就答应了。
孙中山博士终于觉醒了，时间是1923年年底。国民党中间的共产党员，使尽浑身解数想让国民党朝着极左的方向发展。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培养了几百名中国学生，他们毕业以后尝试着各种方法，想让中国的这场运动与影响到全球的共产主义事业相融合。从这点出发，孙中山觉得中国将来的幸福和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也许要由莫斯科反对帝国主义的总体构思来决定了。
在这关键的时候，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博士访问了中国，时间是1923年年末。孙中山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请求会见这位公使。之后，两人举行了秘密会谈。会晤时，孙中山向舒尔曼博士提出要求，希望他把美国总统请来和这些条约国进行商谈，条约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几个较小的国家，看他们是不是同意一起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干涉，时间是五年。
对于这项干涉，孙中山还表示，他会通过正式倡议的形式向各个国家提出邀约，并且愿意为引导中国人民与这次干涉通力合作倾尽毕生精力，做好宣传。
他事先做好了各个细小环节的弥补工作，并且对提议做了详细周全的设计。孙中山向那些条约国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同时派出军队，接管各省省会事务，并且用军事方法对铁路、河流、港口和电报进行管理；希望美欧各国委派一批军事专家、铁路专家、金融专家、水利工程师、公共健康行政人员、教育专家和其他培训顾问来中国进行帮扶工作，时间是五年；希望他们派出的行政专家，不但要在中国成立一个最高行政机构，让它可以正常运作，而且要在中国各地设立地方政府，并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中国的军阀和土匪五年内可以被外国军队管制，孙中山想，这样的话，中国也许会有发展的机会，最起码会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社会治安也可以有所好转。他还提出，中国一定要在提议提出的第五年年初进行全国和省内选举，待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后，各国帮助设立的各级政府应把权力一步步地退还给中国人选出的各级领导。
美国总统虽然对这个提议并不感兴趣，但是他也和欧洲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有过交流。可是欧洲各个国家的领导同样不热衷于这项提议，对这件事都没有做过认真思考。他们曾经在西伯利亚地区做过提议中的联合武装干预，当时的工作开展得步履维艰，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次干预使欧洲几个大国备受打击，以致他们每当听说相似的事情时就会有些害怕。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同意了，面对这么艰难又繁重的提议，美国国会的参议员们和英国议会的议员也肯定不会答应的。
日本在1923年时，面对各国这么大力度地对中国的扶持，它也仅仅提出了一些作用不大的非书面形式的反对意见。如果当时孙中山的这一提议得以实施，也许远东地区的态势以及各国的历史都将改变，不会经历那么多的曲折。而“九一八事变”也不一定会发生。
孙中山在1925年1月的时候，也就是他逝世前两个月，又一次请求各国政府考虑那个提议，可还是被拒绝了。
广东在1926年中，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都能制造出轰动世界的新闻。这些新闻的级别超出了一般范围，甚至在国际事务报道中都很难遇到。沙面岛当时作为外国人的地盘，随时面临着恐吓，美、英、法领事馆发出的通知让人已经司空见惯。每次通知一发出，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急忙把洗漱用具和干净衣物装在一个小包中，时刻做着登上军舰逃生的准备，外国军舰一直在沙面岛的码头外等候。
沙面岛如果在那年夏天受到攻击，岛上的驻守士兵绝不会顽强抗争。他们即使抵抗也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让非军事人员可以登上军舰到香港去。当事态紧急时，他们也会一边顺着河流往下走，一边抵抗。至于攻入沙面岛的中国人，美、英、法、意是否会让远东的海军过来把他们赶出去，这个问题是政治和海军事务的秘密，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
多年后我又想起那件事，显而易见，广州的指挥者们的确不愿和任意一个外国势力产生矛盾，他们都在忙着掌权。但他们身不由己，硬是被身后的两股力量推向了这种矛盾。这两股力量，一股是苏联组织者，他们想把整个远东作为战区，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另一股力量则是香港的罢工者，他们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无比，可又没有知识，不明事理，到现在仍然在极力地反对英国。
这些香港的罢工人员大多一文不名，急于求食。1926年6月，粥厂仍然每天供养着四万罢工工人。由广州市政府和国民党共同组织的粥厂，每日提供两顿饭。这里每天都要花去七千到一万美元，当时，这里一年的开销已经将近四百万美元。
罢工者的实力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到后来，他们居然有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罢工人员的案件，不管案情的起因是什么，广州的其他法庭没有权力进行审判。所有从香港携带违禁货物的中国人，都要经过罢工者私下开设的法庭审判。处罚有小数量的罚款，也有数量巨大的罚款，最严重还会被长年囚禁。被审判者没有可以上诉的地方，一经宣判就不可更改。
由于罢工人员私设法庭和监狱一事，广州警方和罢工纠察队经常会发生枪击事件。聚众滋事的罢工者，曾经很多次把市监狱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强迫政府把犯人交给他们审判。罢工者每次都会得逞，不是因为别的，完全倚仗着他们人数众多。他们最少时人数也能达到四万，最多时能达到三十余万。广州警察局所有的人员加起来，总共四千六百人，和他们相比，数量实在悬殊。
罢工者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流转，开始慢慢消退。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大约有几千人，有一部分被雇为民夫，大概也有数千人。政府安排的那些被雇佣者准备跟随部队向北征伐汉口。国民党在和罢工势力结合到一起之前，曾做出承诺，抵制英国的运动会随着国民革命的队伍，一直进行到长江流域。伦敦在这个时候也有所觉察了。
不好的预兆事实上早就已经出现了。假如美国和欧洲那些国家能够提前觉察出来，也许可以早作打算。比如，据广州和香港5月下旬的中国报纸上刊登的消息，蒋介石曾经在东操场校阅军队时进行过煽动人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道，中国会长时间处于贫穷落后的地位，就是由鸦片、基督教和外国人这三大罪恶之源造成的。对于这种说法，蒋介石并没有矢口否认。世事难料，蒋将军在几年之后与宋家结下秦晋之好，而宋家笃信基督教，他也受其影响，成了基督教教徒。
另外一个信号是，陈友仁的所作所为。他当初刚刚做了广东的代理外交部长，就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提到，一名中国人在南宁附近被害，这名死者是一家外国石油公司的雇员。当时有记者提出假如死者来自美国，广东政府会站在什么立场。陈友仁微笑着抖了抖肩说：“假如不是中国人请来的，而是美国人自己跑到我们国家来没了性命，就不应该我们管。他们能安安稳稳地在美国生活的话，性命应该是不会丢的。还有，美国是不允许中国人进入他们国家的。”
有记者对陈友仁说，在所有广州控制下的市镇中，崇尚民族主义、反对外国的标语随处可见。外国人如果在广州受到伤害，难道您的政府也不需要为此负责吗？
陈友仁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是的，的确应该负责。但中国的民族精神需要被唤醒，中国人一定要有强烈的忠心报国的激情，为了做到这一点，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
蒋介石将军在1926年的春夏两季，势力在广东的发展速度之快，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他先担任了中央执委会成员，接着又被任命为总司令。而总司令这个官衔，除了他，只有孙逸仙得到过。蒋介石率领他的部众逆着水流往上走了七英里，把总部从黄埔搬到了广州。他将部队安置在了珠江对面的水泥厂，这里是孙逸仙原来的总部，军事戒备异常森严。
将总部搬到水泥厂之后，中央执委会就做出决定，北伐致使局势紧迫，定要严加戒备。各部委长官在发布命令之前，务必要先得到总司令的批准，命令才算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