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情况是，虽然戒备已经十分森严，但也没有能够完全保持住法律的尊严和秩序的稳定。俄国人和由俄国人培养出来的中国人，他们正在忙着扩张势力，包括极端工会和极端农会。这时的香港罢工联合会，对由其他工会组织的一切罢工运动和所有的反对活动一律表示赞许。如果想通过增设警戒、组织搜查、限制交通等方法抵抗这些工会组织，即便有尖锐的武器助阵，也不会有好的结果。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引发起一场规模庞大的反革命运动，从而导致意在扫除北方封建军阀的北伐运动失败。
可这时的北伐运动势在必行。广州和各地的军队，都已聚集在市区周围，他们蓄势待发，决定一举攻入北方。如果此时军队还在原地待命，以当地的民力、财力绝对负担不起如此庞大的军队，所以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攻打城池，寻得立足之地。还有一点：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在原地驻扎，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援很有可能会戛然而止。因为苏联的目的，是想让全中国都陷入不利和混乱之中，并且希望美欧的条约国在中国的势力感受到威胁，不再试图抵抗。当然，也不是针对所有的条约国势力，只是侧重于分布在沿海和内河各个港口城市的外国势力。
当时，各股势力都把精力放在了国民革命军上，包括他们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所以，也就无暇顾及广州之外各个地区的秩序问题了。那些为北伐革命倾尽人力财力的地方，在付出的同时却不能得到相应的照顾。
广州市本是由河流沉积作用形成的平原。风景优美的白云山，一直都是广州市民野餐和远足最中意的地方，它距离市区只有五英里。但是这种情况到1926年春天时便没有再出现了。因山上土匪太多，已经没有人敢踏进那里半步。曾经，这里的有钱人家也喜欢在沙面岛和广州的江边游玩。江上装饰华丽的小船数不胜数，可1926年时，因江上的土匪和海盗太多，小船都在江边烂掉了，人们再也不敢在江上游玩。广州基督教学院（后来的岭南大学）与对面的广州市区只有一英里半的距离。在这仅一英里半的海面上，来往于广州江边和广州基督教学院之间的定期渡轮，曾经两度被江匪抢劫掠夺。
广州刚进入夏天时，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事件，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也是难以解释的。但是，居住在沙面岛的我们，却可以时时感觉到广州城内的激动。对面桥头的士兵有时会连着好几天都不让行人通过。在广州市区街道上，大白天里经常会出现空荡荡的场景，可接下来，就会听到十分紧凑的机关枪声，街上不一会儿又会变得熙熙攘攘。有时候，市区也会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活动，规模十分庞大。我刚刚结交了一位中国朋友，听从他的劝告，每次出现示威活动时，我都会躲在沙面岛的公寓里不出来。
5月14日那天的情况有些不同寻常：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可具体要发生什么事，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只听说共产党在谋划一场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力的运动，规模还挺大。蒋介石的四万名亲近部队，在第二天一早，就把广州市区给戒严了，掌握了这里的主动权。市区每条街上都安排了防卫军人，他们不停地在街上查看。很多交叉口的位置，都有重兵把守。凡是归政府所有房屋的每个窗口上，都能看到里面露出来很多刀和枪。天黑下来的时候，街上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那些共产党人，可能也察觉到了不妥。他们都隐蔽了起来，接下来几日，便陆续离开了广州。
当时的局面非常不吉利，有些地方既让人心存戒备又感觉不痛快，这是外国人的想法。政府的一些处事方法像极了美国黑社会的一贯做法，但是比他们更让人恐怖：把鸦片的买卖行为和经营赌博的范围发展到了最大限度。同时，政府还把反对外国和反对基督教的行为进行了公开化的宣传。中国的未来被当局政府搞得有些堪忧。他们还批准了梧州和广州罢工人员的请求，允许他们将教会诊所关闭，不许这些诊所接诊。这些罢工人员都支持改变传统社会秩序，他们还在医院外面设立了警戒线，断水、断电、断粮，把病情严重和生命垂危的病人都遣送到家中。同时，他们还采取强制手段将广州一个精神病院里的人都赶了出去，并且把医院中的精神病患者，男女大约有三百多人，全部轰到街上就不管了。对很多较大的错误，广州政府和国民党当局也都置之不理，这种举动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讶。
我虽然一直处于这些复杂的事件当中，可由于来自外国，我没能及早地觉察到蒋介石的真正用意。事实上，蒋介石正在和他的政敌进行赌博，而赌注就是全中国的统治权。刚开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尽快将中国从外国人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双方都在排除万难，想尽办法，希望最大限度地得到苏联的援助。
国民党当局早在1926年春天，就已经预先想到，他们和苏联人以及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长期合作。而真正的分裂是在一年以后。决裂之前，蒋介石要征服北方，进而统治全国，他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因此，还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他必须攻下长江流域，而且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人抢夺政权之前。结果，他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可同时也将仇恨埋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蒋介石的所为引发了内战。这场内战直到1936年12月底才宣告结束。
广州的局势虽然动荡，现象也很惨烈，可是却能让人感觉到，这里即将会有举足轻重的事情发生。领袖不仅在部队赢得了军心，还得到了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推崇。我曾经看到过美国士兵参加欧战时的献身精神，那是在1917年和1918年。这种为讨伐异端教派而献身的精神，在这一年初夏时又出现了，地点在广东。这种精神让我大为震撼，它重重地触动到了我的新闻敏感。因为，这些致力于讨伐的战士，不仅要把英国的影响驱除干净，还要将美国的影响彻底地驱除出他们的祖国。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中国南方发展如此神速，可美国新闻界却丝毫不为所动，不能不让人感到心痛。
现在回想起我刚来到广州时的几个月，由于不懂汉语，时常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再加上每天的环境都极其恶劣，对发生的事情总显得有些应接不暇，时常会有身在睡梦中的感觉。
白种人初到广州，首先要接受气候的考验。尤其是春天和夏天两个季节，空气潮湿，天气闷热，身处其中，有如蒸笼中的馒头，湿热难耐。一般情况下，上午的时候，阳光灿烂，湿气太重，空气像吸满了水的海绵，而且没有一丝风。午饭过后，通常是西南方向乌云密布，不久，闪电飞光，雷声轰鸣，狂风骤起，暴雨如注，这种雨会一直持续下两个小时。让我感觉奇怪的是，雨下得越大，人们不仅不会越凉爽，反而会越发闷热。
这里没有一件东西是不带潮气的。就算是在开阔的走廊上，如果你放上一个垫子，它很快就会发霉。即使你不分白天黑夜地亮着电灯，你壁橱和衣柜中的衣服也照样会变潮。如果你的皮鞋二十四小时以内没有动，它上面就会出现一层白毛。
晚上还算是比较凉快的，就是床单湿得简直可以拧出水来。痱子、脚癣、金钱癣等皮肤病在白种人中随处可见。
每到傍晚来临的时候，蚊子就开始嚣张起来。晚上一般是没有办法在床上安心读书的，因为蚊帐外面的嗡嗡声，会把你搅得极不耐烦。傍晚时，如果我们在泰森斯医院打牌的话，为了不至于被蚊子吸干了血，每个人的脚上都要套上一个大枕头套，大腿也要装在里面，这样还不够，桌子的四个角上还要都点上蚊香。
如果你想让衣服保持干净，每天至少要洗两三次澡。身上不停地流着汗，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情况更加严重，当你拿着书看时，你的手上就会染上书面的颜色。每个人都会在打牌时，准备一条小毛巾，一个劲地擦手。
如此艰难的生活，却没有可以作为补偿的东西，只能有机会时去一次香港，可以吹吹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可以在浅水湾游游泳。还有一件事是能趁机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罐头食品和新鲜蔬果之类的东西。
广州城内已经没有值得欣赏的景色了。白云山风景迷人，而且就在几英里之外，尽管如此，没有人敢踏进一步。城中只把几个城门当作古迹留下了，突兀地立在那里，其余的旧城墙都被拆光了。政府最近还加宽了很多街道，但都坑坑洼洼，高低不平。
街道两边新落成的建筑物和铺面，只是就着原来简陋的条件稍加装饰而成，其样式既不像中式的也不像西式的，只有一个“丑”字可以形容。旧城区的街道上乌七八糟，肮脏程度不堪入目，处处又湿又滑，泥泞难行，而且就像敞开了一条阴沟似的，臭气熏天。不仅如此，街道还非常狭窄，如果有两抬轿子同时进入，想要交错而过也是十分不易。车子也无法从街面上通过，因为这里高低难行。我永远都无法习惯街道上的景象：为了能得到点施舍，那些乞丐、残疾人、橡皮病患者、麻风病人、梅毒携带者一群群、一队队地跟着外国人，把自己身上的脓毒和烂肉展示给他们看，嘴里还在不断地念叨着什么，这样一幕幕的情景经常会出现，让人极端厌恶。
可是，这一切现象的背后，又是非常现实的生活，是令人奋进的目的，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进取心。这个古老又拥有着众多人口的民族已经开始觉醒，而且充满着愤怒和疯狂。这种情况不论好坏，它都在促使着一场重大事件的形成，而且是难以压制的。这种环境让人感觉不安，可我是不会因此就离开中国的，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因为我已经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新闻故事，虽然我会时常想起自己的家乡，那里的城市比这里整洁，人民比这里干净，还会想起加州海岸的金色沙滩，爱达荷州山上的松树林，遥远的这一切有时让我思念得难以忍受。
军队从6月中旬时，陆续从广州城中出发，开始北上。北伐战争即将开始。我向国民革命军提出了申请，想和他们一起北征，可是却被他们一口拒绝了。一天又一天，他们登上火车，我却只能看着。这些人大多身材矮小，身上的棉制服不是偏大就是偏小，除了脏灰色，就是土黄色，脚上穿着草鞋，几乎没有显眼的地方。我有一次跟着列车，一直到了铁路的尽头——其实离广州市区只有大概八英里远。我亲眼看着部队毫无秩序地向山中行去，走过的地方大多只是曲折而狭窄的小路。目睹了这一切杂乱无章的举动，我感觉北伐的希望很渺茫，像是没有结果的愚蠢举动。一时间，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盲目热情，是不是在欺骗自己，或者是在被别人欺骗。
6月底的广州就像一只柠檬，被榨干了汁水，全然没了滋味。广州城一下子失去了生机。
我把发霉的衣服收拾好后，告别沙面岛，去了香港。我登上北去的轮船是两天以后了。经过一路航行，我终于在7月4日，第二次来到了上海。到了后，所有人都对我问候，内容大都如此：“还以为你早回美国了，原来又跑到了广州。你这段时间不会一直都在那吧？我的天，你在那个地方都做些什么？……哦，那些人总喜欢自食其果。我看这次又会和以前一样，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出乎这些人意料的是，不到一年后，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为了预防蒋介石的大军对外国租界不利，将慌忙往上海调遣三万人的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