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珠江边再走大约两英里就到了广州英文日报社。我向一名美国领事馆的职员询问了地址，他用中文帮我写下了报馆的名称和地址。我拿着这张条子，登上了一辆缓缓而行的公车。车辆穿行在广州的大街上，它缓慢的速度，我想连巴黎的出租车司机见了都会觉得失望。
我乘坐的其实是一辆普通的福特轿车，只是被改装成了公车。车内由中国木匠安装了点东西，是一个两头不同的木结构，前头重，后面轻，然后在一边放了一排长凳，就成了一辆公车。车子刚走出不到半英里时，我就感觉车内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有几位乘客一边大声地说着话，一边不停地咳嗽吐痰，他们讲的粤语，听起来如唱歌一般。车中坐的全部是男士。人们都在那挤着，我旁边坐着一位胖得很像弥勒佛塑像的中国人。他上身什么也没穿，下身穿着一条破旧的阔腿裤，脚上穿着布鞋，手里拿着一把颇显风韵的纸扇，不停地扇着。他的短裤已经滑到了肚脐下面。即使这样，他仍是满身油汗。
他好像对我特别感兴趣，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他“啪”的一声合上了手中的纸扇，用它碰了碰我的膝盖，然后又“唰”地一下，打开了扇子送到我的鼻子下，让我看，只见上面是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山水画。看完了正面，又反过来让我看另一面。这一面画着很多中国人，是用黑色和金色的墨彩画成的，不过有些不是很清楚。我微笑着打了个手势，表示很欣赏。谁知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扇子又被他合上了，等再开时，上面的画竟变了，是一幅我从没见过的春宫画。
我终于找到了广州英文日报社的报馆，在一幢砖混楼房的二楼，十分狭窄，底层是一家卖食品生果的杂货店。当时这份报纸每周两期，是当时上海以南中国唯一的一份英文报刊，当然除了香港以外。
没想到，鼎鼎大名的李才，竟然和公车上那位酷似弥勒佛的男子有些相像，只是比那位要瘦，穿戴也比较整洁。他性格偏柔，温文尔雅，脸是圆的，唇边留着几根胡须，两边垂了下来。他总是尽可能地帮助我，后来证明，其价值是非常巨大的。在那些日子里，广州的一些政要大都是他帮我联系到的。李才的英语讲得非常流利，尽善尽美，牛津口音十分明显。他穿的长衫是灰色绸子的，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能从这样一个人口中听到如此文雅的英语，我惊讶了很长时间。
李才的思想已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因为他接受了大量的英式教育。他的家庭生活却是个例外，房屋布局仍然彻彻底底地保持着旧时的格局。我们是在广东认识的，接着又一起在上海生活了几年，所以我们是相当熟悉了。尽管这样，我从没有去过他的家中，也没见过他的太太。经常是在英国或者是美国人的晚餐聚会时，我们才有机会见一面。据说，那些举办宴会的主人们也没人见过李太太。
李才对我的友好之情是从未停止的。他第一次见到我，就真诚地给过我一个忠告：“我想给你提个建议，请你不要怪罪。你如果想来广州的话，希望您不要穿短裤。只有英国人才穿短裤，在大多中国人看来，他们目前最讨厌英国人。所以请你出来时千万要穿条长裤，免得你受什么语言上的委屈，或者身体上受到什么伤害。”
暴力，在1926年上半年时成为广州城的主角。对帝国主义和白人特权的反对行为，在这里都发展到了暴力的地步。人们仇恨长江流域和北方军阀之情，也到了暴力的地步。广东本地各派暗中争权夺利的斗争，更是达到了暴力的顶峰。
这时聚集在广东的中国人，有许多后来都闻名世界。在忙于此事的同时，这些中国人也在为开展规模巨大的北伐战争，进而统一全中国而疯狂地工作着。为了唤醒并赢得大部分中国人对他们的支持，这些人也使用暴力，来改变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局面。
我在广州见到了宋子文，正是那年春夏相交之时。那时候的他，不仅在国外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也没几个人认识。他当时的职位是国民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正在为北伐想方设法地筹集资金。当时的外交部长是陈友仁，他很擅长声讨和征伐战斗文学之类的写作，写出了很多后来非常有名的战斗口号。吴铁城当时是广州市警察局长，后来又历任上海市长、广东省长，此书完稿的时候还升任为将军，成为重庆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鲍罗廷，苏联派来的特使，当时任政治顾问，加仑将军是军事顾问。加仑后来曾两次战胜了日本军队的攻击，分别是在朝鲜前线和外蒙古边界。
鲍罗廷和加仑向苏联提出建议并获得采纳后，苏联开始支持国民党，并从海参崴输送军援给他们。每个星期，总会有苏联货轮开入珠江，大概有三到八艘，每艘都十分破旧。到达后，货轮上的步枪、大炮和弹药全部供应给了国民党。苏联和国民党大概事先已经签订了某种协议，却从没有外人知晓其中的具体内容。
1926年时的宋子文，他的外表基本和现在相同，只是比现在显得略微清瘦了一些。十七年后的今天想起来，他那时接人待物的方式和现在已经相差无几。每当有客来访，他总是两只眼睛圆睁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客人，眼神中没有一丝飘忽不定的感觉。他对客人非常礼貌，可不知为什么，却总让人感觉他的心思不在那里，思绪好像已经到了很遥远的地方。当有人直接向他提出问题时，宋子文总是先不说话，让问题在脑中飞速旋转，思索之后，才把思索的结果说出来。他说话时极其节省话语，从不多费唇舌，每字每句都经过仔细斟酌。单从长相上，很难看出来他哪里像他那赫赫有名的三位姐姐，即蒋介石的夫人、孙逸仙的夫人和孔祥熙的夫人。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宋子文哪里长得不好，他的外形也十分帅气，同样出类拔萃。
陈友仁当时是重庆所有政要人员的共同敌人。听说，特立尼达也算是他的祖国。其父祖籍广东，母亲据说是非洲混血儿。陈友仁身材瘦小，个头不高，和其他部位比起来，他的脑袋大得有些夸张，还有一双极为锐利的眼睛，好像一下子可以看到人的心里去。据说他在学习古文写作，还学得很是吃力，当时我刚认识他。他不懂粤语，也不会讲国语，可是，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带有非常严重的英国腔。他在斥责批判和冷嘲热讽上绝对是行家，这一点，不管是在平时说话上，还是在写政治文章上都可以看出来。根据我的了解，他就是因为对左派的怜悯，才会走上和国民党当前领导人对立的道路。
鲍罗廷是国民党的联络官员，他是由莫斯科派到中国来的。1926年时的他，长得和美国参议员波拉中年时的相貌十分相像。他们两人都是身材矮胖，肩膀宽厚，两人的脑袋也一样，大得有些出奇。波拉来自爱达荷州，鲍罗廷的外貌，从侧面看起来简直就是波拉的翻版。鲍罗廷的发型居然也和波拉一样，又密又长，永远像一团茅草似的，缺少打理。
当时，宣传工作人员归鲍罗廷管理，由他负责训练和教导，他的工作成就还是很明显的。由他训练出来的这种莫斯科宣传工作模式，在1926年国民党军队发动北伐战争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民和工人，用各种方式参与北伐战争。他们想通过这场战争，来打破持续了千年的土地所有形式，从而把自己解放出来，同时也希望这场战争，能让他们得到盼望了很长时间的、足以让他们维持生活的工资。针对中国当时的这种情况，鲍罗廷和他的下属没有顾此失彼，而是照顾到了各个阶层的各个方面。他们在中国掀起了一阵狂烈的热潮，激励共产党人鼓起勇气，坚持抗战了十年之久。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36年，直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共产党才停止和南京的战争。
顺着广州往下，大约有七英里，就到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在中国的地位可以和西点军校相媲美。校长有非常旺盛的精力，他主要负责青年军官的训练。他虽然身材瘦长，但很结实，而且眼睛显得明亮有神。在之后的岁月中，校长的名字——蒋介石，一度成了日本人心中的噩梦，并且最后成了二战中主要的美国盟友。
清瘦中透着健康，行动迅速，做决定时毫不迟疑，非常果断，这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将军，当然，十七年前的他也是如此。只是当时的他，还没有现在拥有的这种威信。他在广州的那些岁月中，还不够成熟，当时正是1926年的上半年。可如今他已是名利双收，再加上身上肩负的民族重任，不觉中散发出一种威严和自信。
当初刚认识蒋介石时，其实，所有的事都还不得而知。他的敌人太多，四处危险重重，即使有再大的雄心，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量。他对外国人的厌恶，据说1926年时是发自内心的，记者和他们的采访活动，也让他感觉有些愤慨。蒋介石与苏联人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一步步恶化，使得他不相信任何陌生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在他们的势力中都出现了小型势力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几乎已经尽人皆知。虽然他的属下和支持者出现了分歧，但北伐战争的开始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这位总司令虽然还不大，但是他的性格，从这件事中人们也可以了解个大概了。等待国民党取得胜利之后，再解决内部之间的矛盾，我猜测这应该是他当时的思路。
中国人民一直都不太喜欢蒋介石，这种情况，到1936年才有所好转。外国军界要人觉得，蒋介石只是个懂得见机行事的政界人物，以他的能力，想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军事领袖还差很远。可是他却有独到的眼光，经常会发现一些有能力的政界人才和军事人才，然后将其笼络到他的麾下，为他服务。很多时候，他会把权力放给下属的专人，对于突发事件，他们可以进行灵活处理，他的直觉很强，这是他的又一优点。日本大举侵犯中国时，给了中国很大的压力，他在这种情况下，以飞快的速度，对国际事务方面的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蒋介石终于成长了，他从只知重视局部变得能够统帅大局，从只会领兵，成了一名领导人。
在广州的那些日子中，政变快得一场接着一场，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我那时总有种奇怪的想法，觉得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之前的法律都已经不复存在。很多人来到香港，在这里躲避灾难，许多颇有威望的人物也一个接一个地赶到。他们在香港转了一圈之后，又高高兴兴地跑回广州，只是做了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秘密谈判和让步。我向来不关心中国的事情，对那些情况也不太了解，可就连我这种外国人，也能感觉出这里即将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海的情况却又完全不同，所有和我说过话的人，除了索克斯之外，他们都觉得广州的状况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反叛运动在广东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么多年了都是如此，其实他们只是在不停地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说实话，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1926年春天时，对于国民革命运动，上海人民的看法大致都是如此的。长沙、岳州、武昌和汉口在这一年的9月，先后被国民党人攻下。当初，被人嘲笑的国民党人，又在1927年春天，占领了南京和上海。1928年6月的时候，他们已经统治了北京和中国北方的所有地区。
国民党统治北方三年后，那些疯狂的国民党人开始指责我，他们说我“从到达广州的第一天就开始制造谣言，恶意中伤国民革命运动”，这让我无比愤慨。那以后的两年里，南京政府一直在试图将我赶出中国。
我查阅了大量的采访笔记，这些笔记由于时间太长已经发黄；查阅了《广州英文日报》和我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我都剪下，保存了起来；查阅了稿子的复件，那些稿子有的投到了香港，也有的投给了美国新闻故事杂志社。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想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了，做错了多少。
不管一个外国人的动机有多好，他都不可能总是正确。我始终相信，发生在广州的事情必然会导致一场巨大的变化，它一定会成为我新闻工作生涯中最大的新闻故事之一。虽然我因为不会讲广东话，不认识中国文字，而在采访时会遇到很多困难；虽然对立的集团和他们的领导人的想法毫不相同；虽然我会因每位领导人都不愿意谈及事实真相，而很难分辨出事实的真假，但我都坚持自己以上的想法。
到达广州以后，没多长时间我就来到了香港。跨太平洋的回程船票被我以八折的价钱退了，尽管还有很长时间它才会作废，甚至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已经把“中国故事”当作是我生下来的一只鸡蛋。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一直守着它，直到它变成“小鸡”为止。
1926年，国民党军队在广东发动了北伐战争。假如当初没有苏联的帮助，这场战争能不能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可中国最后还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难以计数的中国人的性命、大笔的财物、连续多年的战争，还有长时间对每个外国政府的不信任，恰恰中国当时正是迫切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如来自外国政府的友情和赞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