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面说的一些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存在于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之间。自从与西方国家接触，到后来的建立外交关系，处理日常事务，日本很明显都要比中国占有优势。关于鸦片战争，前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论述。我们知道，正是因为那次战争，中国不得已被拖进了国际体系——一种西方人所谓的秩序空间。这次战争没过多久，日本也在西方国家的威逼之下，被迫打开了国门。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的疑问。之后，在美国的主持之下，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在此过程中，美国和日本达成了共识，严禁贩卖和吸食鸦片。并且，这一点还成为两个国家法律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对于这些法律，与中国签订第一个条约的英国怀有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妨做一番简单的比较：英国对于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做法，表示大为不满，并野蛮地进行干涉，阻止中国的立法机关做出相关的规定。相反，对于日本的立法，美国则从道义上表示支持。而且，美国的官员在进入日本之后，严格地遵守日本的相关法律。对日本政府来说，美国官员的做法无疑增强了他们的权威。
在刚开始的时候，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他们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些影响和结果是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可以这么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现在所形成的不同地位，就是上述的影响和结果造成的。1872年，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正式的条约关系。那时候，旅居在日本的一部分中国人，写了一份申诉书，并将其交给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他们请求美国大使馆，一定要把这封申诉书递交给日本政府。这封申诉书的内容大致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日本居住期间，吸食鸦片。然而，日本当局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们还宣称，在晚上的时候，日本的警察经常闯进他们的卧室。为了判断他们是否正在吸食鸦片，日本警察总是要闻他们呼出的气味。他们无法忍受日本人这样做，对他们而言，那简直就是痛苦的折磨。基于此，他们妄图通过申诉书，为在日本遭到的不公而讨回公道。
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1878年，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从在美留学生中选拔几个，将他们送到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的陆海军学校学习。对于这一请求，美国政府的回应显得很怠慢。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清政府一直在做努力，希望能实现那个请求。然而，他们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美国政府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后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清政府直接撤回了在美的全部留学生，并下令解散留美学生事务所。原本，派遣留美学生，是清朝政府主动与西方世界接轨的一项重要事业，既现实，又很有意义。现在，所有这些全部化为泡影。当清政府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日本的在美留学生正在安那波利斯学习海上战术——关于这一点，清政府已经明白无误地获悉了全部实情。
美国偏袒日本而拒绝中国的这种做法，对于最近发生的中日甲午海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呢？对此，我们无法轻易地做出判断。不过，在那次海战中，日本方面的主要指挥官，有几名是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同样的道理，美国的做法，究竟对清政府产生多大的影响，使其沮丧不已，感觉受到了巨大的羞辱；使其胆量变得越来越小，没有办法应对；使其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而不断徘徊，无法前进。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也很难做出有效的估计。
在世界上，只要是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移民都是可以去的。但事实上，在那些所谓的把中国劳工当人看待的国家，在法律上已经明令禁止了中国的移民。而对于日本的移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采取过类似的禁令。对于自己的臣民，清政府坚决反对他们出国移民。这是因为，在清政府看来，自己的臣民绝非一无是处。与此同时，针对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歧视中国移民的措施，清政府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在这里，我们不是出于争论或者谴责的目的，才做出这样的一番对比。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相邻的大国，所遭遇到的西方国家不同的对待，是不是把他们从各自的封闭状态中唤醒；他们的不同遭遇，是不是导致双方产生了嫉妒或者猜疑；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和日本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和措施，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明智或者正确。诸如此类的问题，作者要么不想提出，要么根本不准备讨论。不过，今天中国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与上述一番对比有着直接而又重要的联系。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做出一番比照。任何一个人，如果要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更进一步地，他若想要明白，那些外部和内部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从而使得中国处于今天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前文所做的一番对比，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
在清政府打开国门，向西方国家开放的前三十年间，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神秘莫测的问题突如其来，让她有些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事实上，那些问题事关重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恭亲王奕和李鸿章，逐渐掌控了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甚至主导着整个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1860年，当北京遭遇英法联军的强行闯入时，整个皇家贵族中，只有恭亲王——当时咸丰皇帝的亲弟弟，留守在北京城内。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理所当然地被指派为中方代表，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各国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从此以后，恭亲王在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渐地，他权倾朝野，烜赫一时。一直到1884年，他被罢免后，这种情况才宣告终结。
然而，外国人对另外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可能会更加熟悉。这个人，便是李鸿章。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恭亲王作为皇亲国戚，身份高贵，一般的外国人是没有办法与之相见的；另一方面，与李鸿章不同，恭亲王远离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而一直在北京城内深居。但是，不管怎样，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如果说恭亲王是清政府的头脑心腹，那么李鸿章便是它的左膀右臂。
近代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进行交往的外交体系，还有高效率的海关制度，都是恭亲王在他的政治生涯初始阶段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当清朝帝国内部接连出现动乱——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的陕甘回民起义时，恭亲王采取果断的军事措施，对其进行了有效的镇压。接着，在天津，发生了中国人屠杀外国传教士的惨案。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外国政府的愤怒。但是，恭亲王立刻出马，用一系列优惠条件抚平了这次风波。外国公使想要觐见中国皇帝，恭亲王围绕礼节这一问题，与各国代表展开了喋喋不休的争论。然而，当事态的发展有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时，恭亲王又能富有远见地预见到，并及时做出了让步。在处理伊犁问题上，恭亲王在与俄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占尽了上风。此外，他还想方设法地消除了劳工贸易。之后，法国人侵占越南，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恭亲王出现闪失，并被当政者赶出军机处。即便如此，新上任的执政者依然采取了他制定好的政策。
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恭亲王总是事先将对手放在假想的对决场景中加以研究。对他而言，当问题真的出现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在许多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他善于预见各种可能的情况，并选择恰当的时候做出一定的妥协或者让步。在各种角色的转换中，恭亲王显示出了惊人的速度。在他身上，你既可以看到骄横粗鲁的一面，又可以看到谦和文雅的一面。有时候，他待人接物显得很有耐心；但在另外的一种场景下，他却又变得相当暴躁。立足不同的情况，出于各种需要，他会灵活自如地运用自身的特点。
或许，你会认为，恭亲王变来变去的一副副面孔，显出他的犹豫不决。其实，在那不断变换的面孔背后，他正在快速而又仔细地琢磨、研究对手。在彻底摊牌之前，他一直在判断对手的情况，探究对方的真假与虚实。这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坚定，丝毫没有要妥协的迹象。然而，就在最后的时刻来临之际，他的对手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与之争夺时，刚才那个坚挺不屈的恭亲王瞬间不见了。而站在对手面前的，却变成了一个笑容可掬、阿谀逢迎的奕。可以说，在东方的外交场上，恭亲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老行家。
在清政府中，恭亲王的才能在周围的一群人里显得格外突出。作为一名领导者，他坚定不移地执行防御型保守性的外交政策。对于清朝帝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恭亲王比任何人更加清楚。对于这个庞大帝国所存在的问题和弱点，他比常人更有深刻的洞察。到目前为止，在大清帝国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肩膀上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深刻而又细致地观察着世事的变迁与发展。在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二十四年当中，他先后辅助了两个皇帝。那两个皇帝继位的时候，都还是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同治皇帝，不但女性化倾向严重，而且生活奢侈腐化，最后在荒淫无度的生活中死去。
实际上，在恭亲王的从政生涯中，他一直是清政府内政外交的中坚力量。有很多内政外交政策，都是他一手苦心经营并机智地执行的。可以说，恭亲王是清政府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最近，这位多才善变的恭亲王，官复原职，又回到了总理衙门大臣的位置上。这对于清政府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内政外交中，它意味着清政府将会有很大的收获。
1823年，李鸿章出生在安徽省。那是清朝帝国内部的一个中部省份。当时，李鸿章所在的家族在当地并没有什么名气。后来，李鸿章的兄弟及其子侄辈们，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他们先后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并被允许顶戴花翎。至此，这个家族在当地才有了声望和名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鸿章的母亲才倍感荣耀。说起李鸿章坦荡的政治仕途，可以追溯到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那时候，他担任江苏省巡抚。而在江苏省，太平天国的起义活动，此起彼伏。一次，五个姓王的起义军头领向清军投降。在此之前，戈登已经向那五个人保证，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一定会给他们一条生路的。然而，李鸿章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下令将那五个人斩首示众。（编者按：此处资料有误，作者所记之事可能为发生在1863年的“苏州杀降事件”，被杀者有八人，分别为：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伍贵文、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1871年，李鸿章被清政府任命为直隶总督。在这一职位上，李鸿章一直待到他去世时为止。当时，整个北京城也在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在清廷的督抚中，李鸿章拥有最高的地位。
作为一名直隶总督，李鸿章具有丰富的军事作战经验。从外在的言行举止和思维方式来看，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政治家。然而，与政治家的身份相比，我们情愿说他更像个士兵。在中国人中，李鸿章是少有的身材高大者。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浑厚且有些粗鲁。然而，他的性格却很温和，容易让人接近。作为一名典型的东方官员，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李鸿章显得有些矜持和自重，并且处处流露出安宁祥和的神情。然而，与他相见，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能经由他的同僚带话，希望与他谋面，那么像这样的请求，一般都会得到李鸿章的允许的。
在与那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的交往过程中，许多外国人明白了真正的彬彬有礼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和行为。有一次，一位美国人——某州的前任州长，在总督府里，受到了李鸿章的热情接待。当他们见面的时候，老总督和那位州长先生，包括那个在场的翻译员，彼此相距不远，差不多是站在一起的。当州长先生离开那里时，对他身边的一位美国朋友这样说道：“谁说那位老总督是个顽固不化，地道的野蛮人？他明明是一个很有礼节的人啊！”在中国，近代海军和新式陆军的组建，可是说是李鸿章一人所为。作为清廷的左膀右臂，李鸿章在坦荡的仕途道路上，向整个清王朝显示着自己至死不渝的忠心。而清政府对于他，也越来越倚重。不管是什么事情，清政府都会找他协商，希望他能出个主意。可以说，在所有的大臣中，李鸿章是最受清政府宠爱的一位。在整个朝廷里，没有一句谣言，是关于清政府不再重用他或者他对清政府存有异心的。与李鸿章一样，对于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其他官员也没有什么异类的想法或者态度。作为统治者，满族人在历史上曾经是聪慧、理性，且富有远见的。整个国家上下，汉族人和满族人之间，清政府都一律平等对待，而不存在什么差别或者种族歧视。当然，那种极个别的受到特殊恩宠的人除外。实际上，满族人已经被土著的汉族人所同化和吸收。这两个民族已经彻底融为一体了。在清廷内部，满族官员数量远远低于汉族官员。众所周知，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血统。如果因为这一点，要她与自己的英国朋友势不两立的话，很明显，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的事情。同样，如果让清朝的满人皇帝与他的汉族官员作对，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