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方人来说，上述的这种关系十分简单，且很清晰，尽管它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显得那样模棱两可和捉摸不定。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关系的存在，恰恰与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相契合。这种关系，被他们形容成一种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比如说，就像描述一个家庭中，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当中国政府需要表明自己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时，就会采取老大哥和小弟弟之类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流行于中国的各个地方。实际上，中国政府体制赖以建立的基础——宗法家长制，也是依靠这种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形成的。在小弟弟面前，老大哥自然有凌驾于其上的特权和义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周围卫星小国跟前，中国无疑就是一个道德权威。此外，中国还负有支配正义的权力。与我们传统的思想观念相比，这些与之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很自然地，我们对这种关系感到由衷地厌恶。因为这种关系本身的存在，极为不确定：既可以轻易地取消，又可以任意强加在别人身上。基于此，这一体系中一些令人称道的特点可以随时被发现，只需要我们依据主观判断，尽量加强或者回避上述不确定的关系。
多少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自身的霸主地位。在她的周围，有很多弱小的和未开化的小国家。这些小国家不断地恭维和赞美，使她变得日益骄傲自满，甚至以自我为中心。关于这一点，善于思考的人们从不感到有任何奇怪之处。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一个小圈子，它由崇拜中国的小国家组建而成。这样的一个小圈子，带有明显的排外性。因此，中国和她的小圈子不希望有其他的国家闯进来。对于那些没有按照她的模式来经营组建政权的国家，对于那些在她所能惠及的范围之外的偏远国度，中国没有理由不采取一种鄙夷的神情对待他们。同时，中国与印度，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对于印度这个东亚伟大的帝国，中国与欧洲的相互交往，一定会给它带来一定的影响。而这些，中国人从传统的东方立场来看，有着自己准确的看法和判断。
在与欧美国家交往的时候，中国显示出一种坦然自若的神态。然而，这其中也不乏有荒诞不经的骄傲自大。与我们的交往和联系，对中国来说，是一件极其不情愿的事情。很显然，在清政府和它的臣民看来，这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联系与往来是多么可恶啊！这就是中国面对欧美等国家，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时所持有的态度。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必要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诉诸武力，以求得与另一个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进行贸易往来。这个问题不是本书所研究的内容，它可以留待专业的国际法权威去回答。所谓的鸦片战争，本书并不想就其正义性问题发表任何有关的看法或意见。当然，本书也不会记录其他人的各种观点和意见。作者想要做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勾勒和描述鸦片战争的真实情景。鸦片战争的经过，对于每一位聪明的读者来说，是了然于胸的，因此，每一位读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然而，在中国人那里，这场战争究竟使得他们持有怎样的观点，怀有怎样的情绪；对于所有外国人的看法，这些情绪和观点是如何扭曲中国人的认识，以及如何影响整个中国的对外关系，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了解。对于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也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基于此，我们要重新描述一遍鸦片战争，以期对近代的中国人有一个客观、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就鸦片战争这一问题，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1842年，西方国家攻击了吴淞要塞。这一要塞位于广东省以外的偏远地区。1860年，欧美国家又攻占了北京城，并火烧圆明园。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海陆战争，不管其他原因是什么，在中国人看来，“鸦片”这两个字是导致这些军事行动的直接目的。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不满，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他们真正的目的在于，打开中国的大门，并将中国作为倾销鸦片的广阔市场。这些鸦片是外国殖民者在印度种植的，它们被运送到中国，卖给中国的臣民吸食。
在中国看来，上述事实是确凿无疑的，西方国家没有任何可以抵赖的理由。其实，早在1842年以前，清朝政府就规定，不管是公开运送还是暗地里走私，只要将鸦片运到中国，就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就这一问题，已经有不少的摩擦和冲突，频繁发生在广东地方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后来，东印度公司经营鸦片的特权被取缔。接着，它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的碰撞和摩擦日益加剧。1840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被朝廷派往广东禁烟。当时，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明确指出一定要杜绝鸦片贸易。林则徐谨遵圣谕，丝毫不敢怠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状态。来到广东后没过多久，林则徐就发现了一大批鸦片。这些鸦片分装在二十二艘船只上，在广东的水面上停泊着，其价值高达九百万元。这一事实的存在，公然挑衅和亵渎了中华帝国的法律。按照当时的惯例和法则，所有的鸦片连同装运鸦片的船只，一律没收。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逼迫外国商人交出鸦片。无奈之下，那些鸦片经由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交给了林则徐。同时，他还向中国政府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向中国的港口运送鸦片。
在这次禁烟运动中，林则徐一共缴获了两万两百九十一箱鸦片。这些鸦片全部被运送到海边，进行严格的销毁处理。在海边的高地，林则徐派人挖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池子，然后往里面注满夹杂了不少石灰的海水。所有的鸦片投进池子里，全部被销毁。事后，销毁的残渣随着潮水流入海洋。在销毁鸦片的现场周围，还安排了很多官员把守。在处理鸦片的过程中，他们仔细地进行监督。谁要是想顺手牵羊，拿走一点鸦片，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有一个中国人，他妄图从那里带走些许鸦片，结果被当场砍头。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势之下，鸦片全部被彻底销毁。对于清政府销毁鸦片的决心，我们深表敬佩。收缴鸦片，并彻底销毁，这是一个政府本应该做的事情。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林则徐扮演着一个仆人的角色。因为对于皇帝的命令和旨意，他忠心不二地坚决予以执行。
虽然中国政府的禁烟行为，是正义的，并且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赞扬，但是就像中国人早就预料到的那样，英国人派来了海陆军。紧接着，中国沿海的几个港口，被英国人侵占。古都南京，被英国人团团包围；还有舟山群岛，也在几日之间被英军夺取。最后，在军事力量的威逼之下，清政府与英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了和约。按照和约的规定，清政府给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还将香港岛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女王。在二千一百万银元的赔款中，有六百万是鸦片费用，三百万是商贸欠费，一千二百万是军费。
以上所述，就是让中国人难以忘怀的鸦片战争的经过。这一事实，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对外国人产生了偏见。有一种说法认为，英国人采取军事行动，纯粹是出于严重的不满。如果我们想为这种借口辩解的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即便不是为了鸦片，也迟早会对中国动武的。在1860年北京被攻占之前，英国人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中国皇帝的出逃，以及他在流亡过程中意外病故，使得清朝政府不得不做出更大的让步。于是，鸦片贸易在中国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英国人在华的鸦片贸易得到认可后，他们才会放下武器，进而寻求一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与英国人的协商或谈判过程中，清政府竭尽全力地劝说英国人尽量与中国人保持合作。否则，鸦片要么被严禁查处，要么慢慢地被拒绝倾销。对于清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洞察世事的人心里很清楚。另外，对于清政府的那些请求，英国人或者严词拒绝，或者根本不予理会。关于这一点，中国人也心知肚明。正是这些事实的存在，使得中国人对西方人产生了一种固有的偏见和深深的怨恨。
当时的形势，具有上述那些重要的特点。中国在这种形势之下，被迫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走出来。她开始接触西方世界，并从正面关注近代的西方国家，尽管她与这些国家建立了一种无奈且不情愿的关系。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一切西方国家无理的侵略行径，都是她所无法容忍的。这一点对她来说，是很正常的。同时，对于那些为她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人们，她总是怀有偏见和误解。这一点，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近代国际法的原则及其具体内容，她的最高统治者一无所知。同样，对于那些支配独立国家间平等交往的准则，中国人也闻所未闻。正是这种无知，清政府总是被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摆放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因此，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本就是一些合法的东西，他们还要力争一番。这样一来，反倒使得胜券在握的外交斗争归于失败。像这样的情况，与评论他们的人一样，清政府自己也心知肚明。然而，由于虚荣心和傲慢自大的缘故，他们从不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无知和失误。在清朝的内阁中，有一位官员，曾经对本书的作者说过：“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最终总会遇到屏障。有时候，情况在最初阶段对我们很有利，然而往后走，我们就会自乱阵脚，顾此失彼，最后酿成错误，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正义和公道究竟站在哪一边，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对于这样一种过于悲观的自我评价，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远远超过说这句话的内阁大臣所能认识到的。
这位内阁大臣的话，通过下面的一个简单例子，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在很早的时候，北京就形成了一个惯例：皇帝不管什么时候出门，所经过的街道，都要进行封闭，不允许任何人在那里随便行走。有一次，皇帝马上就要出门了，总理衙门很快将这条惯例告知各国的外交使团。然而，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做法，除了一家外交使团没有说话外，其他的各家都纷纷表示强烈的抗议和不满。事实上，外国人所居住的地方，并不在要被封锁的街道之内，因此，这种做法根本不会影响他们的出行。即便有些许麻烦的话，禁止通行的时间也不过几小时而已。其实，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不管是市政府还是枢密院，都不会主动告诉外国使馆，他们要封锁哪一条街道。出于需要，他们会把某些街道封锁一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当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提出质问的时候，他们会立刻用相当体面而又得体的答复予以回应。如此看来，清政府对外交使团过分地客套，反倒惹了一堆麻烦。
如果我们对中国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能够细数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这些优点和缺点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再把他们与西方人相互交往的三十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完全记录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在这一阶段，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古老的传统模式没有发生一点变化。相反，中国基本上可以适应近代世界的要求。在她的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人们表面上看起来头脑停滞，麻木不仁，思维混乱，但实际上，他们绝不是那样的。就本质而言，中国人既骄傲自大，又谨言慎行，甚至有些保守。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沉睡之后，他们突然被唤醒了。实事求是地说，在一种非常不利的环境中，他们被唤醒了。四亿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由于这种唤醒，需要重新塑造和发展。很明显，这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
就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成果而言，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加以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一点说服力的。原因很简单，就本质而言，中国和日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借用中国的服装样式，但是很快，他们就抛弃了这一服装样式。而对中国来说，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亲自设计发明了传统的服饰。这些服饰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身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抛弃东方的模式，吸取西方的文明精华方面，日本抛弃了他们旧有的服饰。与之相反，中国人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在过去的很多年间，中国人在不辞劳苦地纺织棉布。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他们一直坚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