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详述宋淇与傅雷、钱锺书、吴兴华的深厚情谊和文字往还，既足具史料价值，也十分感人。或许还可略做一些补充。1945年10月，傅雷与周煦良合作主编《新语》半月刊，“为综合性杂志，约马（叙伦）老、夏丏（尊）老等写文。以取稿条件过严，稿源成问题，出八期即停”。（《傅雷自述》，1957年7月作）但是，这个杂志得到了宋淇、钱锺书的全力支持，创刊号就发表了宋淇的《枕上偶得》七则，第3期上又发表了宋淇的《细沙》五则，第4、5期发表了钱锺书的《小说识小》（一、二），等等。不仅如此，1945年12月《新语》第5期破例刊出一组吴兴华的新诗，也与宋淇有关。周煦良在同期发表的《介绍吴兴华的诗》中说得很清楚：“我最初读到吴兴华先生的诗，是在八年前的《新诗》月刊上；……《新诗》自‘八一三’事变起停刊。等到三年后我兜个大圈子回沪，会见燕大的张芝联宋悌芬二君，从他们那里再度读到吴兴华的诗时，才知道中国诗坛已出现一颗新星。……《新语》因为是综合性刊物，本不适合介绍他的诗，但据最近消息，吴兴华在北平已染了肺病，这使我们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而在我能从容分析自己的感觉以前，大家一致决定将他的作品公诸社会。”由此可见，《新语》之所以能刊出吴兴华的诗，最初就是宋悌芬（宋淇）等提供的，而最后“一致决定”发表吴兴华诗的“大家”中无疑应该包括傅雷、宋淇等位。这应该是宋淇与傅雷、周煦良等合作初次向世人推荐吴兴华。这次与50年代以后因时局因素，宋淇不得不改用“梁文星”等笔名在港台地区发表吴兴华的诗不同，吴兴华应该知道的。到了1947年2月，傅雷又起意主编“纯文艺纯翻译刊物”《世界文学》月刊，他认为“介绍各国文艺作品，提高翻译水准实为吾国文坛当务之急”（傅雷1947年2月3日以《世界文学》杂志发行人兼主编身份向“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发申请函）。尽管后来此议未能付之实施，但如办成，宋淇他们一定也是积极支持者吧？
当然，《宋家客厅》里除了主人宋淇夫妇，不吝笔墨写得最详细的是张爱玲，不仅专章篇幅最多，在宋淇夫妇和钱锺书、傅雷的章节中也都写到了她，而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书中从宋淇夫妇1952年秋在香港结识张爱玲开始，一直写到张爱玲去世后遗作的整理出版，几近于一部较为完整的张爱玲“后传”了。书中所讨论的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诸多问题，譬如“关于《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评价”、张爱玲“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为什么《色，戒》的王佳芝不可能是郑苹如？”等，张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作者在书中均根据大量第一手史料和自己的仔细分析，给出了颇具启发的结论。作者援引宋淇《唐文标“方法论”》中“我们评定一件作品的价值时，不要让‘武断’来代替‘判断’”的观点，探讨了长篇小说《秧歌》并非“授权”、“委托”之作，论证可谓周详。他对“现在大家把张爱玲的《秧歌》不是当作国家民族正史，就是当作社会学实地考察来看，或是农民调查报告，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不以为然，主张“与其跟人争辩美国新闻处有否commissioned《秧歌》，或张爱玲有没有土改经验，倒不如拿《秧歌》来看看，自己来判断更好”。这些看法我是赞同的。
大概限于篇幅和已另行撰文的原因，《宋家客厅》并未再讨论引起轰动的长篇《小团圆》，但对《殷宝滟送花楼会》《浮花浪蕊》《相见欢》《同学少年都不贱》等张爱玲前期和后期小说，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譬如，张爱玲1982年12月4日致宋淇信中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不收。是写傅雷的。”作者就以“是写傅雷的”这句话为契机，一路发掘，终于弄清楚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与现实世界中真实人物的关系，也终于弄清楚小说中那几处与事实相抵牾。虽然张爱玲自认这篇小说“实在太坏”，但通过作者这样的追查和分析，终于厘清它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研究者讨论张爱玲如何“虚构”这篇小说，未始不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对张爱玲这样的重量级作家而言，这样的追查和分析是必要的。周作人当年写过一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他在书的《总序》中就说，鲁迅的“小说是作者的文艺创作，但这里边有些人有模型可以找得出来，他的真相如何，……有说明的必要，此外，因为时地间隔，或有个别的事情环境已经变迁，一般读者不很明瞭的，也就所知略加解说”。这个原则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同样适用。在此之前，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讨论过《金锁记》《花凋》等小说的“真实人物”，但主要还是根据他多年后的回忆。而对《殷宝滟送花楼会》原型的释读，作者是根据张爱玲本人的说法，自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宋家客厅》的作者是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近年来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如《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少帅》等中英文创作陆续问世，大大拓展了张爱玲作品的文本空间，有力地推动了张爱玲研究的深入。那么，张爱玲还有哪些拟写而未能写成的作品呢？《宋家客厅》中也专门讨论了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这个有趣的问题。按照作者的整理，由张爱玲在历年致宋淇的信中与宋淇讨论的她“曾经构思但没有写好的作品”（大部分甚至尚未动笔），计有Aroma Port（《芳香的港》）《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不扪虱而谈》《谈相面》《谈灵异》《谢幕》《填过一张爱憎表》《美男子》等。其中，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和《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扪虱而谈》和《爱憎表》；有议论性的杂文，如《谈面相》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郑和下西洋》，琳琅满目。作者对这些题目和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查考和解析。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张爱玲这些作品都未能诞生，但《宋家客厅》中“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这一节所展示的这些重要史料，无疑对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张爱玲中后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思路有很大的帮助。凡此种种，再次证实了作者所诚恳表示的：“我身为宋淇的儿子，也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文献，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够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评价。”
“今古毕陈皆乐趣，天人兴感有深情。”我以为，以朗兄撰写《宋家客厅》，既充满感情，又不失客观公允。因而，不仅仅是张爱玲研究，钱锺书研究、傅雷研究、吴兴华研究，宋春舫、宋淇父子研究更不必说，乃至40年代上海文学史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将会从这部引人入胜的《宋家客厅》中获益，而且我敢断言，不是一般的获益，而是深深的获益。《宋家客厅》所显示的研究视野，所提出的一些研究话题，所提供的众多研究线索，都具有可能改写文学史版图的学术意义，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
这就是我读了以朗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之后的真实感受。
甲午岁末于海上梅川书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