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一口气读完这部厚实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掩卷而思，不禁浮想联翩。
首先，应该对书名“宋家客厅”略做解释。近年来中国现代的“客厅”文化现象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有名的莫过于北平的“林家客厅”（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的“曾家客厅”（主人曾孟朴、曾虚白父子）和“邵家客厅”（主人邵洵美）也不可不提，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过并产生过影响的文化沙龙。“宋家客厅”这个提法未必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虽然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宋家客厅”主人宋淇与钱锺书、傅雷等一批文化精英时有走动，但或许更确切的应该是，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四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不同的时空与宋淇有密切的交集。《宋家客厅》这部书就是作者宋以朗兄以“客厅”第三代主人的身份，追述宋春舫、宋淇父子的文和事，梳理宋淇与钱、傅、吴、张四位的交往史。
其次，我发现这部《宋家客厅》与我特别有缘。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书中所写的六位前辈作家，竟然都与我有或深或浅的“关系”，不妨先简略述之。
作者祖父宋春舫英年早逝，而今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他可是中国现代有名的戏剧家、翻译家和藏书家，我收藏着他的几本法文藏书和有名的“褐木庐”藏书票，我也编选了一册宋春舫文集《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2011年3月北京海豚出版社初版）。
近年张学成为显学，作者父亲宋淇（林以亮）作为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见证人和文学遗产的首位执行人而广为人知。但是，即便他与张爱玲完全无关，他仍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著作等身，写诗、编电影剧本、搞翻译，对诗学、红学和张学的研究尤其令人瞩目。我虽然无缘拜识，却与他通过一次信，讨论宋春舫藏书的下落，也编过一本《林以亮佚文集》（2001年5月香港皇冠出版社初版）。
“文化昆仑”钱锺书文名如此显赫，不必我再介绍了。读了他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之后，未敢造次求见，但还是与他通过一次信，有一阵子也致力于查考他的文学创作史和集外文，写了《关于〈围城〉的若干史实》（1991年2月《香港文学》第74期），还编纂了搜录其实很不齐全的《钱锺书佚文系年》（1989年4月台北《联合文学》第54期）。
傅雷是翻译大师，我自小就读他译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长大。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后，我一直留心搜集他的集外文，包括从他中学时期的习作一直到最后的家书。我编选过一部《傅雷散文》（2000年3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初版），还参与了《傅雷全集》的编辑工作。
吴兴华是这六位前辈作家中与我“关系”最浅的，但我早就注意到这位卓具特色的新诗人、翻译家，并对他的含冤去世与对傅雷的愤而弃世一样，不胜唏嘘。上个世纪末我参与“新世纪万有文库”的编辑工作，就计划推出《吴兴华文存》，《出版说明》都已撰就，后书因故未出，但把已搜集到的一些吴兴华诗文提供给《吴兴华诗文集》编辑组，也算为其研究略尽了绵力。
自从我1986年末无意中发现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闯入张爱玲研究领域至今，将近三十个年头过去了，我一直在努力发掘张爱玲的集外文，编订了《张爱玲集》和多种张爱玲研究资料。张爱玲晚年在美国深居简出，对我的发掘工作开始也不无微词，但《宋家客厅》中披露的张爱玲散文《爱憎表》残稿的写作动机，就是因我找到了她高中毕业时回答母校圣玛利亚女校校刊的调查表而起，这是不能不提的。
有鉴于此，我读《宋家客厅》如遇故人，倍感亲切，也就理所当然。此书各章最初以《宋淇传奇》的总题在《南方都市报》上连载，由宋以朗先生口述，陈晓勤小姐采访、整理，共42期，那时我就按期阅读，从不脱期。现在经过修订补充，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之后，又在内地结集出书，我认认真真重读一遍，仍然兴味盎然。
《宋家客厅》从以朗兄的视角展开论述，以宋淇夫妇为中心，一方面上溯宋春舫，另一方面旁及钱、傅、吴、张四位，从父子两代和宋淇文坛交游的角度为这六位前辈作家立一“外传”。六位的“外传”或详略不同，或各有侧重，但都贯彻作者自己所设定的三个写作原则：一、根据作者的回忆，包括其父亲和亲戚所告知的家庭故事，二、已经刊行的文献资料的运用和订误，三、大量引证未刊的六位作家的手稿和书信等。而娓娓道来的生动笔触，更使全书平添一层阅读的愉悦。因此，在我看来，此书可称关于这六位前辈作家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信史”，同时也是宋淇与钱、傅、吴、张四位文字交、文人情的真实记录。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社团林立，流派众多，错综复杂，更有特立独行、卓然自成一家者的出现，使其呈现了更为丰富多采的面相。《宋家客厅》所写的六位作家，除了宋春舫“五四”时期就有文名，其余各位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崛起于中国文坛。他们都属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饱学之士，各自在小说、新诗创作或学术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有意思的是，钱、傅、吴三位从40年代起，张爱玲从50年代起，都与宋淇惺惺相惜，往还颇深。他们与宋淇无论指点文学、切磋学问，还是感叹人生际遇，处理生活琐事，都是无话不谈。书中大量引用的吴兴华40-50年代初与宋淇的通信、傅雷50-6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张爱玲50-90年代与宋淇夫妇的通信、钱锺书8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钱锺书对宋淇的器重，傅雷与宋淇的投契，吴兴华与宋淇“情好过于朋友”，张爱玲对宋淇、邝文美夫妇的高度信任，在书中也都有具体而真切的记述。书中许许多多鲜活生动、幽默风趣的细节，仿佛把我们带回到已经远去的那个年代，在现场聆听他们畅谈文学，臧否人物。而作者“想将一群上海文人（张爱玲、宋淇夫妇、傅雷夫妇、钱锺书夫妇等）在不同时间（抗战、战后、解放、‘文革’、改革开放）不同城市（上海、香港）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的写作意图也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