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的缘起，始于2012年，当时《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联络我，希望我协助他们为先父宋淇做一个每周专题系列。我当下便问：“你们为什么对我父亲感兴趣呢？或者说，怎见得你们的读者会感兴趣呢？”他们答，因为我父亲在多个领域都颇有名气，但大众却对他认识不深。这也是实情。
对影迷来说，他是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对张迷而言，他是张爱玲的好友兼顾问，多年来协助她写作和出书；在红学领域，他是最早提倡以文本为先的红学家之一；在翻译界，别的不说，他早在米沃什（Czeslaw Milosz）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别具慧眼译出《攻心记》（The Captive Mind，2013年简体中文版名为《被禁锢的头脑》），单此一事已足够令他声名鹊起。当然他的成就远不止此，不同的人会窥见他的不同面貌，但能一睹全豹的却绝无仅有。要令人们更了解他，显然需要一部传记。
然后我再问记者：“这每周专题将持续多久？”他们答，已准备连载廿周，每期有一整页的篇幅。我叫他们还是三思，因为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份商业性质的报纸居然会给这类专题这么多宝贵的版面，但他们十分坚定。就这样，宋淇系列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期刊于2012年9月4日的《南方都市报》，最后一期则是2013年8月27日，结果一年来总共刊出了四十二期，远超过他们预想的廿周。这系列文章就成为了本书的基础。
当初联络我时，《南方都市报》显然认为要认识宋淇，最好就是问他的儿子。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理想。我现在掌握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来源。
首先是我自己的回忆，包括父亲和亲戚告诉我的家庭往事。然而在1968年，我十九岁时，已只身到澳洲留学，跟香港的双亲分隔两地，一直到2003年才回港定居。我年少时，父亲并没有告诉我很多他自己或家中的事。1985年，我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回港短住。其间跟父亲闲聊，最佳的话题似乎就是家族史了。但我不认为他讲的都真有其事，因为有些情节实在太耐人寻味，我觉得他自己在加油添醋。他在1996年去世，母亲则在2007年去世。其后，我拿这些故事向姐姐求证，她说大部分闻所未闻。现在，已没有谁可以再问了。早知如此，我当年便应该向父母查明个中曲折，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和很多口述史一样，我这里要复述的故事也难免真假夹杂。
其次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父亲写我祖父宋春舫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这类资料的问题是，尽管在个别事件或人物上提供了很多细节，但涵盖的范围太狭窄、太片面，不足以连成一篇完整的传记。
最后一种则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好几位名作家都是好友，如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通信数以百计。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他们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以张爱玲为例，她的信中便有大量珍贵资料，可以令我们对她的文学作品有崭新的理解。
以上几类资料无疑各有局限，但我也不得不用作本书的依据。有些事，如果我手头刚好有详细资料，我可以多说一点；如果我所知有限，我就没有什么可说。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觉得张爱玲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因为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跟她有关。实情不一定如此，只是张爱玲恰巧留下了大批书信，资料最多，所以篇幅便最多了。举个反例，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了十多年，这段日子不能说不重要，可惜我所知有限，也只能轻描淡写地带过。
另外，《南方都市报》刊出文章时，因版面所限而删减了部分内容，现在已逐一补入；我也稍为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如讨论《相见欢》的那篇和结语中的那个故事。原来有些较口语化的句子，我在书中也做了修订，力求风格一致。
但愿以上所述能解释明白这部书的来龙去脉。
本书得以出版，实有赖《南方都市报》协助，特别是记者陈晓勤，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