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水浒传》中的石秀，并不是梁山好汉中特别突出的英雄，但书中在记述石秀时，重笔描绘了其在关键时刻不怕死，敢于舍弃性命去斗争的形象。石秀这个《水浒传》中并不显赫的人物形象，被毛泽东抓住了特点：拼命精神。毛泽东透过这部书中较为原始、粗糙、杂乱的描写，看到本质的东西，并将这种本质的东西，幻化成一种精神材料，进行提炼、升华，试图将它熔铸成共产党人的革命魂魄。
四、从“林冲棒打洪教头”学“以弱胜强”
毛泽东读《水浒传》，不是泛泛而读。他每次阅读这部书，都善于对书中故事进行深度挖掘。《水浒传》第九回，有一段林冲在柴进家，与武术教师洪教头比武的描写。
柴进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来，故意将银子丢在地下。洪教头深怪林冲来，又要争这个大银子，又怕输了锐气，把棒来尽心使个旗鼓，吐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也横着棒，使个门户，吐个势，唤做拨草寻蛇势。洪教头喝一声：“来，来，来！”便使棒盖将入来。林冲望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他脚步已乱了，便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柴进大喜，叫快将酒来把盏。众人一齐大笑。洪教头那里挣扎起来。众庄客一头笑着，扶了洪教头，羞颜满面，自投庄外去了。
毛泽东读这段故事，从中悟出的道理非常深刻和独到。他依此启发党和军队的干部——在斗争中，要讲究策略。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先进行战略退却，从退却中发现敌人的弱点，进而打败敌人。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以这段故事，来比喻说明战争中根据形势进行战略退却的重要性：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毛泽东的话，生动而又有趣，让干部和战士们一听就懂，并且容易记得住，得以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本来，林冲与洪教头“放对”，属于两个人的对打，在现代战场上可以称之为“单兵对抗”，但毛泽东却从中发现了大兵团作战的战略思想，即如何对待强大敌人进攻的战略问题，用《水浒传》中的小故事，来说明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退一步，以争取主动的道理。这是毛泽东从通常人们只是作为热闹来看的故事中发掘出的深刻道理。
五、要学宋江善于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一生实践中，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注重调查研究，他是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员的一门基本功课来看待的。但是，毛泽东讲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一道理时，用的却是《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例子。1937年8月毛泽东在他所写的《矛盾论》中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毛泽东用《水浒传》中这个故事，告诉共产党员，要从调查研究入手，才能解决问题。三打祝家庄最终能够胜利，还是得益于宋江最终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此后，毛泽东多次用《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启发干部。
1943年底，京剧《逼上梁山》在延安演出成功后，毛泽东给编导写信，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1944年春，毛泽东又指示延安平剧院创演《三打祝家庄》，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个戏对干部、战士进行“谨慎”教育。1945年2月，《三打祝家庄》排完公演，毛泽东看后讲了这样的话：“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三次？我看宋江这个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要学宋江，要谨慎。”之后又给剧院写了一封信：“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六、不当李逵式的官长
《水浒传》中的李逵，是一个性鲜明的人物。他有拼命精神，朴实，豪爽，疾恶如仇，但性情过于鲁莽，杀人过多。《水浒传》中江州劫法场救宋江一节，描述梁山出动大批人马劫法场时，李逵滥杀了很多无辜百姓。
说时迟，一个个要见分明；那时快，闹攘攘一起发作，只见夥客人在车子上听得“斩”字，数内便向怀中取出一面小锣儿，一个客人立在车子上，当当地敲得两三声，四下里一齐动手，却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众士兵急待把去搠时，那里拦得住……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晁盖等却不认得，只见他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晁盖猛省起来：“戴宗曾说一个黑旋风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个莽撞之人。”晁盖便叫道，“前面那好汉莫不是黑旋风？”那汉那里肯应，火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人。晁盖便叫背宋江，戴宗的两个小喽罗，只顾跟着那黑大汉走。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横遍地，血流成渠。推倒颠翻的，不计其数。众头领撇了车辆担仗，一行人跟了黑大汉，直杀出来。背后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四张弓箭，飞蝗般望后射来。那江州军民百姓谁敢近前？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提着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哪里听得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李逵这个人勇猛无敌，孝顺母亲，对“李鬼”有怜悯之心，在梁山泊中敢于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对宋江赤胆忠心，凡此种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非常惹人喜爱的，因此大部分读者在读《水浒传》时，都不会太在意这段李逵滥杀无辜的情节。但是鲁迅则与一般读者不同，他超越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简言之就是讲“损”和“益”，他说：“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因此，他对李逵的滥杀无辜十分不屑：
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
毛泽东是赞同鲁迅的看法的。虽然毛泽东并未对李逵有更多的贬低，但对于他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人，是持批评态度的。毛泽东的深刻之处在于：由《水浒传》中的这个故事说起，讲明白一种道理，用以启发共产党的干部。
毛泽东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发现，红军游击队里有些干部不注意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往往离开实际情况去估量政治形势、指导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则一律狠整，因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和错误。毛泽东批评这种人是“李逵式的官长”：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毛泽东在这里讲述了这样的道理：共产党人，对于形势要冷静分析，要有头脑，不能乱闯乱撞。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去办事、指导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要调查研究，分清情况，区别处理，不能见自己的同志犯了错误，就乱打一气。那样做，只能伤害同志，抛弃政策，放弃原则，对革命是不利的。
《水浒传》中的李逵朴实豪爽，对革命事业很忠诚，但头脑简单行事鲁莽。毛泽东将红军中“懵懵懂懂”处事的干部比做“李逵式的官长”，是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同时用李逵这样一个中国人喜爱的人物作比喻，也肯定了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因而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节毛泽东发现“《水浒传》里没有农民”
毛泽东读《水浒传》，理解得很深刻，视角也很独特。他虽然曾经把宋江理解为农民造反领袖，但他后来也发现《水浒传》中没有写农民，是一个缺点。他认为，这是这本书中值得研究的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水浒传》是农耕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保留、存积了我国自宋元至明初中期的许多民间语言和文化、社会风俗和习惯。这些内容在官修史书和朝野士大夫的札记、野史里难以寻见。而《水浒传》的精髓，是以形象思维，抒写了那个时代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心态和行为。它记下了当时社会的大多数职业行当。但是，这些学者大多没有看到，这部书中没有写农民。而毛泽东却看到了。
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少年时代。当年他读了包括《水浒传》在内的若干传统平话小说后，发现《水浒传》中所重笔描写的梁山群英，社会成分较为复杂，宋江本是朝廷的下级官吏，其他好汉，有的是旧军官，有的是受到排挤的富裕大户，有的是开店的，有的是卖艺的，有的是游手好闲的乡村流浪汉，有的是小偷。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连晁盖也是乡村富户，有点类似现在村长的角色。可以说，《水浒传》中描写的绝大多数人，很难说是真正的农民或者城市雇工。只有渔民出身的阮氏三兄弟，以及砍柴出身的李逵，属于农民的范畴。毛泽东在少年时代读这部书时，虽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还没有更深入思考。到了青年时代，毛泽东十分注重阶级分析，在读《水浒传》时自然看重这一点。
其实《水浒传》中描写的大多数英雄好汉并不是纯粹劳动人民出身，却在当时代表了普通劳动者求平等的意愿起来向皇帝造反，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当时包括普通农民、城市下层贫苦劳动者的意愿和利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至今中外学者仍然在探讨这一问题。可贵的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水浒传》时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直到他成为中共中央领袖时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
故事发生在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转移中的中央纵队在陕北田次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旁。毛泽东用一根树枝翻动火堆中燃烧的木柴，抽着烟，神情专注地在思考。周恩来小声问：“主席又在想什么？”
毛泽东冲周恩来微微一笑说：“我在想，我小时候读《水浒传》中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事，读得入神。可是，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部小说中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所以我在想，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被统治的农民的思想是不能占统治地位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真正地歌颂农民英雄的作品的，《水浒传》能用这种方式歌颂一些非农民出身的英雄好汉，已经不容易了。这部书能够传下来，也是民间下层口口相传的结果，下层民众用这种方式，竟能让它不胫而走，传世传代，了不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