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八年（乙卯），年巡抚建言湖广七府以地丁征收税银，部议允准，此为雍朝“摊丁入亩”制度前身。《八旗通志?年遐龄传》：“三十八年奏言湖北、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徳安、荆州、襄阳等七府应征匠役班价等银千余两，自明季迄今年代久远，子孙迁徙亡绝，阙额无征，有司或代为捐解，或派累小民，官民交困，查江浙二省，因匠班无征归地丁带征，湖北事同一例，请自康熙三十九年为始，亦归地丁征收，每亩加增丝毫，而赋无阙额，官民俱免赔累，部议从之。”该年六月十五日，因总督郭琇进京陛见述职，暂时署理总督印信及大小事务。九月十九日与郭琇合词具题重新丈量湖广田亩，查收帑米事。十一月十三日，得旨依议。
该年，次子羹尧参加顺天京闱高中第四十二名，不第士子揭帖，声言此次科场腐败，贿赂公行，其中，湖抚年遐龄为子馈赠考官一万两。主副考官二人李蟠，姜宸英因此下狱。姜宸英在狱中留书喊冤，服毒自尽。康熙亲自带领皇子监考，举行重试。认为从考试结果来看，本次科举案为不第之人嫉妒冤诬所致，年羹尧由是中举。
康熙三十九年，自正月起，湖广七府亩税新制施行，二月与总督郭琇具题内阁，议定新税法章程。该年清查库帑亏空，因以往督抚、司道州府等有三十余人因操办历年军需，浩繁过巨，亏空无法补足而上折题援恩诏，请户刑工三部会议酌免追比。七月十三日与总督郭琇再次合词保题徐惺，豁免其银豆追取，圣祖从议。七月二十四日，与总督郭琇合词具题湖广移员弭盗章程，八月部议允行，九月奉旨施行。该年四月，年羹尧参加会试，考中进士，之后于畅春园经由圣祖躬亲核试，钦点庶吉士。
此时，王渔洋也春风得意，升任刑部尚书。康熙曾亲征王渔洋的精华之作，定名为《御览集》，这在朝士中极为罕见。更加巩固了他的诗坛领袖地位，当之无愧的被推为“诗坛盟主”，“文坛领袖”。王渔洋官高权显，文坛地位显赫，交友却不论势位高低，以人品和文品论交。最值一提他与蒲松龄的关系。两人是文字至交，敬重各自的文学造诣，结为好友。他们交往的一条重要纽带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其前，王渔洋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去淄川，是为吊唁毕盛育而来淄川的。同时也顺便到淄川城里造访唐梦赉，对唐梦赉前处冬天到新城吊唁其父丧，表示答谢。这次，唐梦赉向王渔洋准荐介绍了淄川秀才蒲松龄。王与蒲第一次见面了。淄川蒲生后来给王书信“耳灌芳名，倾风结想。不意得借公事，一快十年书，甚慰生平。”蒲还有回忆此次见面的诗句“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馀年怅别离。”“遥忆黑头已珥貂，相知快语彻清宵。”我们由书信诗句显现的融洽热烈、轻松和谐的气氛，可断定王此次来淄川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交友。
王渔洋和蒲松龄是同时代的文化名人。然而，朝中大官王渔洋当年是大江南北莫不敬仰的“文坛领袖”，家庭教师蒲松龄则偏居乡间一隅，闻者甚少。有趣的是，经历四个世纪的历史沉淀，两个人的知名度颠倒过来，王渔洋尘封于少数文学研究家的笔下，而蒲松龄则妇孺皆知，人人耳熟能详。王渔洋当年独创诗论“神韵说”，领袖诗坛风雅50年，再加上入仕45年，官至刑部尚书，地位显赫，冠绝当代。蒲松龄则籍籍无名，穷困潦倒，初写《聊斋》时，很少有达官贵人赏识。
两人一在京城做大官，一在乡间教书著书，犹如萤虫与日月争辉，不可同日而语。由于王渔洋祖籍是山东省桓台县新城镇。王与淄川大学者蒲松龄是真正的同乡。王渔洋非常欣赏蒲松龄的道德学问，蒲松龄也非常敬重王渔洋为官清正和诗文造诣，两人终以文字结交为友。蒲松龄在信函中称赞王渔洋“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王去世后，蒲作诗纪念，其中一句“儒林道丧典型尽，大雅风衰文献亡”，道出了对王的推崇。
蒲松龄著的《聊斋志异》初稿，“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未所解也。”《聊斋志异》初稿虽没有明显的犯禁之语，但一时难以获得一致肯定评价。流布于世后，一些仕绅文士叫好。唐梦赉、高珩等名士也为作序。《聊斋志异》的高序写于康熙十八年(1679)，唐序写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也有一些仕绅文士读后，拍案大骂：‘一派胡言，有伤风化。’‘蒲生孤介峭曲，尤不与进世相俯仰，终难成才!’”，
《聊斋志异》还有属淫词小说的嫌疑。清代查禁淫词小说，自顺治间开始。顺治九年，“题准琐语淫词，通行严禁。”至康熙二十六年，发布“禁淫词小说及僧道邪教”，四十八年四月“九卿议定坊肆小说淫词，严查禁绝，版与书尽销毁，违者治罪，印者读者流徒。”《大清律例》内有禁止坊肆印**词小说的条款：“民坊肆市卖一切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1687年，“王氏什丁父忧家居，他看到驿丞送来邸报上关于禁‘淫词小说’的的圣谕后，心情有所触动，深为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的前途担忧。
在《聊斋志异》书稿难以定性之际，王渔洋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力排众议支持蒲松龄，不管等级界限贵贱尊卑观念，以‘批经史杂家体’之笔，给《聊斋志异》作了高度评价。此笔力沉雄，以千钧雷霆之势力挽狂澜，使《聊斋志异》得以广泛流传。
当年，蒲松龄以感激和期待之心去求王渔洋作跋，借以提高《聊斋志异》的知名度。王渔洋欣然为其点评注说，眉批36处，并写诗作了极有眼光的评价。使名不见经传的《聊斋志异》身价倍增，很快流传开来。王思忖再三，最后以诗代“跋”，曰：“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下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雨，爱听秋坟鬼唱时。”在王士禛一方，他是以一位朝官、文学名流的身分，对一位本来不出名的文学作者发生了兴趣，赞赏其文字，给予了一定的鼓励；在蒲松龄一方，他是由于在落拓不遇和文学创作的困惑中，受到了这位高官、文学名流的褒誉，而感到非常欣慰，颇有知己之感，自然对王士禛非常钦敬。
尽管王渔洋著书560卷，被尊为“一代诗宗”，但知名度最高的诗竟然就是此一首。时空变换，物是人非，如果地下的王渔洋有知，或许应倒过来感谢蒲松龄。因为，今天普通人能够记起他，恰恰是他的这首《戏蒲生〔聊斋志异〕卷后》。
在民间的逸闻趣事中，人们往往同情弱者，将处于弱势的蒲松龄说的比王渔洋更聪明敏捷。关于两人初次见面，流传着“蒲松龄巧对王渔洋”的一个故事。当年，周村毕家与新城王家联姻，毕际有和王渔洋就是姑表兄弟。当朝尚书王渔洋回乡省亲，前来毕家看望姑母。毕际有设宴招待，请在毕家设馆授徒的蒲松龄作陪。王对蒲的才识早有耳闻，却从未领教过。王看到桌前有只狗在啃骨头，就乘机发难，装作醉酒大喊：“什么东西，必（毕）是一只狼！”毕际有自然听出言外之意，却苦笑无言一答。蒲松龄见状，便敝了一眼王渔洋，不慌不忙地认真看了看那只狗说：“大人错矣！这东西尾巴往上竖（王尚书），就是只狗阿！”王渔洋闹了个大红脸，心里暗赞：“蒲松龄才智过人，果然名不虚传。”
康熙三十六年，王渔洋的儿子王启钫官至唐山县令，王渔洋作《手镜录》一册，予以教诲，告诫儿子审慎处事，洁己爱民
王渔洋一生以“清、慎、勤”为做官准则，告诫儿子也要牢记这三个字的精神。王渔洋在政治忌讳上，绝对谨慎，小心翼翼，从严为官。就连康熙也说他“人品学问，老成忠厚。”从中可以看出，王渔洋是一个反腐倡廉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