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一至四年级在本村，叫初小；五、六年级在邻近一个大村子，叫高小；那个村事实上初小高小都完备，所以叫完小。
高小果然就高级些，添了一门新课程，叫作文。
记不得我从什么时候爱上了文学，反正从五年级开始我就爱上了这门新添的作文课。那时候作文课总是安排在星期五，每到星期五我就莫名地兴奋起来。我那时候还算聪明，各门功课一听就会，老师反复讲解的时候，我就低下头偷着看课外书——就是文学书，诗歌、散文、小说都有，据说对作文课很有帮助。那书是藏在抽斗里的，一见老师目光扫过来，胸脯一顶抽屉就顶了回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也被老师发现过，也被老师没收过书，但由于我无论哪门功课都学得不错，考试都在前列，老师也就没有认真追究和严厉批评，事后都把书悄悄地给了我。我几乎在所有课程的课堂上都搞过这样的地下活动，所以宽容过我的老师也就不是一位两位了。对我最宽大的老师当然是我的作文老师，姓田，也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不论自习、班会还是什么，看见我看课外书，都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看见。有时想来真该感谢这些宽宏大量的老师，要不是他们的宽容和理解，如今也许就没有我这个一级作家了。社会上少了一个一级作家倒不要紧，可对我个人而言，文学还算是成就了我——“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在其他行道我也干不成什么事。
课外书果然是有些作用，我的作文果然在班里开始有些出人头地。那时候有一种普遍的激励机制，就是老师要把他认为好的作文张贴到教室后面的墙上，往往冠名为“表扬栏”，布置得花花绿绿，谓之“贴堂”。能够获得“贴堂”殊荣，那是很叫人得意和神气的。不知怎么田老师就偏爱上了我的作文，我就不止一次两次地得意和神气过，感觉可是不坏。对这位给我“贴堂”的老师，我的心里就和他亲近许多，对他也格外尊敬。现在想起来，这“贴堂”就相当于发表了作品，田老师就相当于编辑主编，而我的作家“创龄”，从那时候就应该算起了。
真正的发表作品还是上学校办的黑板报，那可是校部办的，规格比我们教室的“贴堂”要高出几倍。其实黑板报就是在教导处的外墙上泥上一层石灰（那时好像没有水泥），用黑漆刷过，用粉笔写字画图。新奇的是黑板报写字用的是彩色粉笔，黄红蓝绿色彩斑斓，和我们教室在黑板上写字清一色用白粉笔相比显得高级了许多。而且版面设计和配图都显得很有艺术性，叫人非常向往。可惜在黑板报上发表作品的都是六年级学生，在完小就是高年级学生了，我们五年级是新兵蛋子，一时间还轮不上，我就有些望洋兴叹，甚至暗生嫉妒了。
有一回我在家里看到一张报纸，记不得报名了，只看到上面有一首小诗，写的是美帝、古巴、黎巴嫩怎么怎么，说一些落花流水丢盔抛甲什么的，觉得很带劲儿，就心生羡慕，于是就照那样儿也弄一篇，把那丢盔抛甲之类也用一回，到学校交给黑板报编辑部，然后就望眼欲穿，焦急等待。两天后，黑板报还就真的刊登了出来，我的名字用红粉笔端端正正地写在作者的位置，校园里立刻引起了一场轰动：五年级学生上了黑板报，在学校里这是第一次。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投稿，一枪命中，脸上的高兴和心里的得意怎么也掩饰不住。
乐极生悲，又过了两天，田老师就找了我，说我那篇“创作”两成算仿作，八成是抄袭，如此这般批评教训一番。我的心里格外难受，抄袭败露不必说了，以后田老师要是不喜欢我了，我要想“贴堂”那是再也没有指望了。没想到说着说着，田老师的口气渐渐缓和起来，后来竟然说道，就这样的仿作和抄袭，全班级也就你一个人能玩得了这花样，其他的同学都还差得远哩！受了一顿教训又得了一番鼓励，我算是没有遭到致命打击，心里稍有了一点安慰。更没想到，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批评临结束，田老师特别声明：他只是私下批评，绝不会在同学们面前公开我的抄袭行径。
这是我创作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田老师要是公开批评了我，以我这样脸皮薄的禀性，我也许就再也没脸弄这舞文弄墨的事了，也就真的不会有我这个一级作家了。而且我早早地就获得了一个重要教训：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创作的时候，就懂得什么叫抄袭了。我一辈子无论作家当得怎样没出息，我都不会犯抄袭的错误了。这件事的伏笔一直埋到二十多年后，当我已经可以算作是一个作家的时候，才敢去问田老师：你怎么知道那首小诗是我抄袭的呢？我的田老师笑着回答：那时候你懂得个什么黎巴嫩？一看就知道你是抄下的。你是只会日鬼不会捣蛋！
于是我才恍然。
于是我就成了一个作家。我成为作家的启蒙老师，或者说第一个辅导老师，就是我高小时候的作文老师，就是经常给我“贴堂”的作文老师，田老师。
田老师名字叫田随久，高个，精瘦，我好多年都没见过他了。但是我的心里，永远记着他。
《山西教育》2009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