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克公爵称之为酒鬼的那位丈夫喜欢安静而不喜欢车辆声。屁股躺在石楠草上比躺在阴沟里会觉得软和一点。这倒不是说他常常倒在地上。与他同住的那个农民萨瑟兰，对他照看得很周到，很注意不让这类事情发生。萨瑟兰的威士忌是锁着的。但是约瑟夫·克拉克在他卧室的地板下面私藏了一些酒，凯斯内斯的冬天很长，当他感到意志消沉的时候，他会独自进行一番他所谓的小小的庆祝，而且当他喝得酩酊大醉，但还处在发酒疯的第一阶段时，他会一本正经地为总司令殿下的健康干杯。
“不是人人都能，”他大声地说，反正没有人在听，“因为纯血统的王子而戴上绿帽子的。”
遗憾的是，这种心情不会持续很久。接着他就顾影自怜起来了。他本来可以干很多事的，但是命运与他作对。从头至尾他的运气都不好。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能干什么事，但是从来没有机会显示出来——他无法启动，总是有什么在挡道。现在只要有人将一把榔头和凿子放在他手中，让他站在一块六英尺或者六英尺三英寸[2]——就像总司令那么高的花岗石前面，他会……他会创造出她一直想要他创造的杰作，或者是把石头敲得乱七八糟，再把威士忌干了。
不管怎么说，凯斯内斯的花岗石太多了。郡里到处都有花岗石。这就是他首先被送到那里去的原因。“你是个石匠，不是吗？好吧，那就去干吧。”石匠？不！是艺术家、雕塑家，充满梦想的梦想家。喝了一瓶威士忌以后，就成了三者合一了。
然而她居然有脸在下议院站起来告诉首席检察官和所有聚集在那里听证的人，说他是无关紧要的。
“你丈夫还活着吗？”
“我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对我来说他是无关紧要的。”
“他是干什么的？”
“他什么也不干，只是个男人。”
她这么一说，人们就哈哈大笑起来。报上是这么写的。他买了报纸看过。人们哈哈大笑。只是个男人。
喝到第三杯威士忌，他就忘掉了这一侮辱，他一把将窗户推开，让苏格兰的薄雾充斥在寒冷的卧室中，躺到床上，凝视着天花板。他见到的不是那些他本来可以雕塑出来的模糊而严肃、正在盲目地仰望着天堂的圣人的头像，而是那个笑容，还听到了笑声，那天清晨他们站在圣潘克拉斯的教堂小院子里，她朝他伸出了手。
“出了件可怕的事。”他说，“我忘了带结婚证。”
“我拿着呢。”她答道，“还得找第二个证婚人。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谁啊？”
“潘克拉斯教堂的掘墓工人。我给了他两个先令，麻烦他一下。快点。他们在等着我们呢。”
她异常激动，因此先他在注册簿上签了名。那天是她的十六岁生日。
什么也不是，只是男人。不过他也有讣告，不是在《泰晤士报》上，也不是在《绅士杂志》上，而是在《约翰·奥格罗茨日报》上。
“1936年2月9日，约·克拉克先生逝世于本郡沃廷教区比尔博斯特的萨瑟兰先生家中。人们都认为他就是那位著名的玛丽·安妮·克拉克的丈夫，由于曾在对已故约克公爵殿下的审讯中起了显著的作用而引人注目。他沉溺于无节制的嗜好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加上他所遭受的家庭不幸，明显地损害了他的精神。据说，人们发现他所拥有的几本书中签有玛丽·安妮·克拉克的名字。”
最后一点联系也就此消失了，在熏天的酒气中飘向了永恒。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留下任何东西，只有一束束的信件和庸俗的小册子以及沾满灰尘的旧报纸上的报道。但是那位笑容的拥有者，一直到最后都占着他们的上风。她不是幽灵，不是一种记忆，不是早已消逝的梦境中见过的幻觉，让那些愚蠢地爱上她而且爱得太诚挚的人感到心碎。在她七十六岁的时候，她还坐在布洛涅家中的窗户旁，望着海峡对面、已将她忘得一干二净的英国。她最疼爱的女儿已经死了，第二个女儿住在伦敦，那些小时候由她抚养的外孙儿女为她感到羞耻，从不写信给她。她敬重的儿子有着自己的生活。她认识的男人女人都被遗忘了。
只有梦想是属于她的。
2
玛丽·安妮最早的记忆是油墨味的。她的继父鲍勃·法夸尔回家的时候，衣服上总是带着这种气味，事后她和她的母亲就要费劲地将它洗掉。不管她们费多大劲去刷洗，那油迹还在那里，他衬衣的袖口永远是不干净的。他的身上总是显得不干不净，而她母亲却是非常清洁和讲究的，因此，母亲老是抱怨他。他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双手沾满了墨迹——那玩意儿甚至钻进他的手指甲，将指甲变得漆黑。玛丽·安妮非常灵敏，又善于察言观色，会看到她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那是一个殉难者、一个长期受折磨的人的优雅的脸。玛丽·安妮喜欢她的继父，不愿意看到他受责骂，所以就在桌子下面拧她的某个弟弟一下，弄得他大哭起来，从而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闭上你的嘴。”鲍勃·法夸尔说，“我都听不到自己吃饭的声音了。”他稀里哗啦地将食物塞进嘴里，用左手从口袋里抽出一支铅笔和一卷清样，那清样还是潮湿的，带着印刷时的气味，他就这样边吃饭边修改清样，油墨的气味与肉汁的热气混杂在一起。
玛丽·安妮就是这样学会认字的。一个个的单词让她入迷，那些弯弯曲曲的字母的形状，有些字母重复的次数多一些，说明它们很重要。字母有不同的性别，“a”“e”和“u”是女的，那些硬邦邦的“g”“b”和“q”是男的，好像是依靠着女的。
“那是什么意思？把它拼出来！”她对鲍勃·法夸尔说，而她那随和的、好脾气的继父就搂着这孩子，告诉她字母如何组成单词以及如何使用。这是她能够看到的唯一的读物，因为她母亲的书籍和家私早就被卖掉，用来补充鲍勃·法夸尔从休斯先生那里赚来的为数不多的收入，休斯先生在他工作的地方拥有一台印刷机，受雇于不知名的拙劣的作家，印刷大量的小册子，半个便士一张。
就这样，在大多数孩子学习问答或者谚语的年纪里，玛丽·安妮却坐在鲍灵客栈巷狭小的屋子的门槛上，钻研着对政府的谴责、对外交政策的抨击、对受人爱戴的领导者的歇斯底里的喝彩以及同样歇斯底里的痛斥，这一切又夹杂着许许多多的脏话、丑闻和暗讽。
“玛丽·安妮，照看一下孩子，替我把碗洗了。”她那劳累而烦躁的母亲喊道，而她的小女儿就会把继父留下的肮脏的清样放在一边，从门口站起来，把早餐，或者是又挺着大肚子的母亲无法面对的其他任何一顿饭的餐具洗了。这时，查利，她的亲弟弟，正在吃果酱，而她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乔治和埃迪却在她脚跟前的地板上爬着。
“听话，我会带你们出去的。”她吩咐道——不过声音很轻，免得待在楼上卧室里的母亲听见。过了一会儿，玛丽·安妮把碗洗好，把用来吃下一顿饭的桌子铺好，就趁母亲上床休息一小时之际，抱起一个孩子，让他叉开腿骑在她脖子上，拉着另一个，让第三个牵着她的裙子跟在后面。于是，他们就出去了，走出太阳永远照不到的黑暗的巷子，穿过隔壁迷宫般的小天井，来到法院巷，再到舰队街[3]。
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也是她热爱的世界，这里五彩缤纷，有许多声音和气味，但不是小巷的气味。在这里，人行道上人山人海，车辆陆续驶向路德门山和圣保罗教堂，驾车人噼噼啪啪地挥动着鞭子，大声吆喝着，在大马车溅起泥浆路过时将自己的马车赶到路边。有时，一位穿着入时的绅士会从车上下来去书店看看，这时卖紫色花的妇女将一束花伸到他的鼻子下面。在马路对面，一辆货车翻倒了，苹果和橘子撒了一地，顺便将一个盲人乐师和正在修椅子的老人推倒在阴沟里。
伦敦的声音和气息，一阵阵地传到她那里，她感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受到那潮流和喧嚣声的吸引，那种持续的激情一定会导致什么事情，将她引导到什么地方——不仅仅是圣保罗教堂的台阶，在那里，孩子们可以远离溪水，安全地玩耍，而她可以站在那里照看他们。
这里可以有奇遇。那里可以有奇遇。可以碰巧捡起一位女士扔下的花束，献给一位年长的绅士，他会拍拍她的头，给她两个便士；可以壮着胆子朝当铺的窗户里张望；可以在赶车人笑眯眯时坐上他的货车；可以同当学徒的男孩子们扭打；可以在书铺外游荡，等老板待在屋里时撕下书中间的几页，拿到家中阅读，因为前来购书的人一向是只看个头和尾。
这些是她爱干的事，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不让母亲知道，因为她会骂她，不让她这么干的。
街道是忠实的朋友和游戏场，是老师和伴侣。流氓在街上扒窃，乞丐能讨到施舍物，人们买进商品、卖掉废物，男人们在哈哈大笑、骂骂咧咧，女人们在嘀嘀咕咕、微微一笑，孩子们在车轮下死去。有些男女穿着讲究，有些衣衫褴褛。前一种人吃得很好，另外一些人在挨饿。要避免穿破衣服和挨饿，就要观察、等待，比其他任何人更早地捡起掉在人行道上的硬币，迅速地跑开，快点藏好，在恰当的时候微笑，过一会儿就把笑容藏起，保护好你所有的，管好自己的东西。要记住一件事，就是不能长成母亲那样，她软弱，不会反抗，在伦敦这个与她格格不入的世界里束手无策，她唯一的安慰是谈论过去，当年她曾度过的一些好时光。
好时光……好时光是什么呢？好时光是指穿着亚麻布的衣服睡觉，是指有个仆人，是指有新衣服，是指四点钟吃正餐，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些事都是不现实的，但是由于她听她母亲谈起过，在她心目中它们就成了真实的。玛丽·安妮看到了好时光。她看到了仆人，她看到了衣服，她吃到了四点钟的正餐。她唯一不能理解的是母亲为何放弃了这一切。
“没有别的选择。我是个寡妇。我要养活你和查利。”
“为什么说没有别的选择？”
“你继父要我嫁给他。我没有其他办法。再说，他人很好，很善良。”
男人毕竟不像她所想的那样依赖于女人，而女人却需要非常依赖于男人。男的很脆弱，他们会哭，很娇嫩，很没用。玛丽·安妮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三个弟弟中间，她是大姐姐，那个小婴儿伊莎贝尔根本不算数。玛丽·安妮知道这一点，因为她的继父鲍勃·法夸尔总是这样。然而，男人出去工作。男人赚钱——或者像她继父那样，浪费钱，结果从来没有足够的钱给孩子们买衣服，她母亲艰难地过着日子，攒一点钱，在烛光下缝缝补补，常常显得劳累和疲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不公正，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不平衡。
“等我长大了，我要嫁给一个有钱人。”她说。那天大家正围在桌旁吃晚饭，而不是四点钟的正餐。当时正值仲夏，巷子里的热风从敞开的房门中吹进来，散发着烂菜和阴沟的气味。她的继父已经把外衣挂在椅子上，穿着衬衣坐在那里，腋下露出一大圈一大圈的汗迹，同往常一样，手上全是油墨。她母亲正在哄伊莎贝尔吃饭，但是那孩子热得很烦躁，把脸转到一旁，呜呜大哭。乔治和埃迪在桌子下面相互踢腿，查利刚好把肉汁溅到桌布上。
玛丽·安妮挨个看了他们大家，然后发表了这一声明。当时她十三岁。鲍勃·法夸尔大笑一声，在桌子对面朝她挤挤眼。
“首先你得找到他。”他说，“你打算怎么办？”
不会像她母亲找到他那样，她心想。不会耐心地等着别人来找她。不会变成一个照看孩子和洗碗碟的苦工。她心中是这样想的，但是由于她喜欢鲍勃·法夸尔，她只是笑笑，也朝他挤挤眼。
“在他骗我之前先把他骗了。”她说。
她继父听了觉得很有趣，点燃烟斗，咯咯笑着，但是她母亲并不觉得好笑。
“我知道她是从哪里学来这一套的，”她说，“都是晚上跟着你出去，从你和你朋友那里听来的。”
鲍勃·法夸尔耸了耸肩，打了个呵欠，将椅子往后一推。“这有什么坏处？”他问，“她像猴子一样机灵，而且知道这一点。没有女孩子会因此而遇到麻烦的。”
他将一卷清样从桌子对面扔过来，他的继女一把抓住了。“要是我抓住猴子的尾巴，会怎么样？”他问。
“猴子会咬人。”玛丽·安妮说。
她扫了一眼清样。有几个词很长，她吃不准意思，但是她知道她继父要她去修改，因为他正穿上外衣，朝门口走去，在经过她的椅子时拉了拉她的一缕卷发。
“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怎么去找你有钱的丈夫。”他取笑说。
“你来告诉我吧。”她答道。
“好吧，你就站在街上，对你喜欢的第一个人吹声口哨。你长的那双眼睛，什么人都会上钩的。”
“是的。”玛丽·安妮说，“但是我喜欢的第一个人可能并不有钱。”
她听见他笑着走出巷子去会朋友。她以前经常跟他一起出去，她知道他要干什么。首先沿着胡同和小巷邀他的好朋友，然后在街上转一圈，笑笑、开开玩笑、看看行人。最后，六七个人一伙，来到小酒馆，欢快而热烈地探讨时势。
男人的谈话比女人的谈话有趣。他们从不谈食物、孩子、疾病或需要修补的皮靴，而是谈人，谈发生的事情，谈原因；不谈家中的情况而是谈军中的情况；不谈隔壁的孩子，而谈法国的反抗者；不谈瓷器怎么会碎的，而谈谁破坏了协定；不谈衣服怎么被洗坏的，而谈谁泄露了机密。辉格党是爱国者，青蛙是法国人，保守党是叛徒，女人是婊子。有些是令人费解的，有些是废话，但总的来说要比给查利补袜子强。
“这天气让人感到口渴，是吧？”
“这天气是让人感到口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