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管收音机叫话匣子。那年头老北京的话匣子几乎清一色的日本造。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话匣子黄木壳，摆在桌上四平八稳老座钟似的，前面蒙着月白色的粗帆布。一打开话匣子，里面电子管的灯黄灿灿地亮了，罩在前面的粗帆布也由月白色变成奶黄色。转动开关，话匣子里先是远远地仿佛深山幽谷中起了暴风，刮得树摇枝动，嘎嘎喇喇响一阵后，渐渐近了，仿佛风也小了，声也息了，这才出来播音员的声音。天气不好，信号不好，那就“千呼万唤始出来”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的日本话匣子现在已是不多见的古董了，那时候却时髦得很，洋气阔气得很。谁家有台话匣子，整个胡同的人走过这户人家都要竖起耳朵，想听听话匣子里播什么，甩过去的目光都有几分敬羡。
有话匣子的人家自豪，没有人不把声儿调得高高的，四门八窗大敞大亮着，马连良的《借东风》一进胡同口就能听见。你要是怕惊扰了别人，把音量调得低低的，人家会瘪嘴，捅你后脊梁，说你小气，怕费电，自私，人缘不好的还会被四邻五舍恶狠狠地骂一句：“被窝里放屁。”这就是那个时代。
一旦遇上“大事”，主人会把话匣子搬到当院，方桌上再摆个小凳子，为的是声音高，听得清。到时候，全胡同的男女老少，都会挤到你院里听广播，这一点儿都不夸张。胡同里有三五家有话匣子的人家还好，就一两家有的，真会挤得院满屋爆的。
1949年元月31日，解放军和平进北京城，广播解释军管会的安民告示，有话匣子的人家都成了会议中心，人们自发地挤去，踮着脚尖探着头，想听得更真更明白一些。那安民告示两个小时广播一次，听完一遍人们都不散，说着聊着，有坐着的，也有蹲着站着的，都等着听第二遍、第三遍。那可是解放军进城的安民告示啊，漏听一句半句的可了不得。那工夫，话匣子真成了命根子。
我上小学时，一放寒暑假，学校都要组织假期学习小组。我们都愿去有收音机的同学家学习，家里有收音机是被选为学习小组长的先决条件之一。当然家里也得有地方，八九个孩子闹腾起来，打把式似的，没有三房两室的也折腾不开。
那时候我们都团团围坐在收音机房边，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收音机，看着收音机里的指示灯一闪一亮的，听完还要写日记，题目是一致的：听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周六最精彩，八九个小脑袋挤在桌上，像鱼缸里的小鱼游在缸边上瞧风景。我们是在听“小喇叭广播”。这么多年了，我依然记得“我叫小铃铛，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嘀嘀嗒嗒”。我们学习小组给小喇叭写了一封信，小喇叭真给我们回了信，还一个人给我们一张小喇叭签名的书签，我一直都留着，直到去插队时，不知怎么的才弄丢了，真可惜！
后来不知从哪个学校刮起自己动手装矿石收音机的风，连《中国少年报》上都教开了，我们都开始学起来。大家都自觉地把吃早点的钱省下来，买零食的钱省下来，又把家里的废瓶子烂纸盒子空牙膏皮都找出来卖了，装一架矿石收音机。那时我们把矿石收音机的计量单位称架。在墙上钉个钉子，把耳机挂在上面。放学回来，书包一抛，耳机一套，手脚朝天一躺，听听“小喇叭广播”，真美得赛过活神仙。
后来就有了半导体。一开始神神秘秘的，仿佛是太空导弹中的一个关键部件，涉及国家机密。那光景，就像话匣子刚进北京城，前辈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人家院里看稀罕，谁能想象得出这小木匣子里又是说又是唱，又是拉又是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比孙悟空的能耐都大。光那个名就够解释的，导体还好说，电线呗，半导体就难让人明白，在电线和棉线之间？科学家们脑筋都是“酱疙瘩”。这是胡同口大爷的高论：半导体收音机就是不用电线导，走哪儿听到哪儿的话匣子。老爷子真有水平。
老师把一个敦实得像方木樽似的半导体收音机端端正正地放在讲台上，那可能是我们国家产的第一代或前几代半导体收音机，好像是红灯牌。红灯牌是当时的名牌，“横行霸道”几十年，在中国大陆畅通无阻，直到改革开放，终于让踹门而入的日本货击倒在地，数了十个数再也没见爬起来。记得半导体收音机里播出的是新华社穆青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听得我们全班五十五个同学个个都哭得稀里哗啦的，鼻涕眼泪一起流，不少同学索性趴在桌上呜咽成声，连老师也一遍一遍用手绢擦眼泪。那种感动我一辈子都没忘。若干年后，我和穆青夜宿在黄河边偏关县的招待所里，那时穆青已是新华社社长，我们人前脸后的都亲密地敬称其“老头儿”。说起我当年学生时期听穆青那篇长篇通讯时全班同学几乎抱头痛哭的情景，禁不住又有些热血沸腾。没想到老头儿抽着烟，眺望窗外的黄河，然后缓缓地说：“要是县委书记都像焦裕禄那样，人们也用不着那么哭啦……”
再后来，学校又组织我们集体收听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的亲信，内容忘了，当时也不太懂，但那半导体收音机中传出来的声音那么严厉，那么庄严，那么咄咄逼人，让人觉得像短刃相搏的时刻到了。播完稿子，又紧跟着放《国际歌》，震得桌上的半导体都微微颤抖，让同学们都有股子在枪口和刺刀下马上就英勇就义的感觉。
真没想到的是，收音机也能闹出“反革命事件”，揪出“现形反革命分子”来。
我们宿舍大院对面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宿舍，那天开批斗大会，批判“现形反革命分子”、“投敌卖国分子”、偷听敌台向国外传递情报的“特务分子”张郎郎。张郎郎我们不认识，但他弟弟张辽辽我们都熟悉。他哥比我们大，是大学生，白面书生似的，怎么弄出那么多“帽翅翅”，那么多黑牌牌？真够吓人的。院里的孩子们传说，是让“炮局”的“雷子”们抓了个现形，原来他们有四个同学正在屋里趴在半导体收音机前偷听敌台呢，让人踹门进去，按在桌上，想跑想赖都不成。后来听说张辽辽他哥赶上风了，又是什么“公安六条”，又是什么“文革八条”，又有什么内部讲话，三批五斗的，大镣蹚着，背铐锁着，亡命牌插着，拉到荒郊给毙了，让大伙儿可唏嘘良久。没想到，感慨之余，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发自不知什么心理的念头：听敌台广播就那么大罪？那敌台广播都播些什么？不听听丫挺的怎么知道它孙子不孙子？得，老北京的京片子有道是：日本船——满丸（完），越批斗越斗出反面来了，批斗成了导向了。顺便说一句，几十年后看到张郎郎出的书《宁静的地平线》才知道，他真乃九死一生，都五花大绑准备押送刑场了，命大，又解绳退镣，再回阳间。
老话说的吃一崭，长一智，我们可没张郎郎那么傻。三道岗，眼线撒出一百多米去，一有风吹草动，就玩《鸡毛信》那招儿“消息树”倒了。我们几个围在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旁极严肃、极认真，极像从事地下工作收听密电码。没想到收音机里除了刮风就是下雨，除了锣鼓就是打雷放炮，噪音太大，什么也听不清楚，从那些巨大的电子干扰声中隐隐约约听见有一种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腔调，也没听出什么名堂来。大家都感到很失望，想冒冒险都没丫挺的机会。后来有人说肯定是这架红灯半导体收音机不行，功能不行，美国离得远，听美国之音非有好收音机不可。于是去找张辽辽，辽辽他爹是张仃，收音机肯定是高效多功能的，没想到，他们家被抄得几乎家徒四壁，张辽辽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啦。
收音机也真是灾星，我们楼的郭胖子他们家就是因为收音机倒的霉。
郭胖子他们家祖孙三代都胖，他爷爷有派头，都“文化大革命”了，还挺着绅士肚，穿着背带西装裤，拄着“文明棍”，据说还是英国一位叫爱德华·查李的名人送的。红卫兵抄他们家是因为他爷爷太扎眼了，典型的资产阶级老爷，有人举报他们家有电台，是英国潜伏特务，定期还给英国发送情报，因为从外面都能看见，他们家虽然黑着灯，但是却有小蓝灯一闪一灭的，好像还有发报机发报时嘀嘀嗒嗒的声音。这还了得？敌情如火情，红卫兵把他们家抄个底朝天。“电台”也真抄出来了，原来是一台安装在床头柜中的直流电收音机，因为安装在床头柜中，收音机就没有外壳，安装收音机是他们家老爷子的爱好。老爷子讲究睡时要关上灯，听收音机，这就产生了敌台发报的效果。郭老爷子被红卫兵拿皮带锁着拉走好几十天，回来以后，人瘦出好几圈，绅士肚也瘪进去了，不知从哪儿找了条劳动布的大裤裆工装裤穿着，扫了几天马路，再也没见他出来。郭老爷子自己装的那台装在床头柜里的收音机，“文革”后清退抄家物资时又退回来了，已然是一堆废铁了。郭胖子流着泪说，就他妈这么个破玩意儿，要了我爷爷一条命，我日它，也日陷害我们家人、抄我们家的红卫兵他们大爷！他双手举那收音机过头，像拜佛敬先似的，没想到一使劲儿，竟然当众摔了个稀里哗啦，可怜的收音机。
1968年我去山西插队，临行父亲送给我一台旧的红旗牌半导体收音机，一开始我没稀罕，但到了农村就成了宝贝。
晚上农村没电，到处漆黑一片，老乡们除了上炕睡觉，点灯熬油也舍不得，我那儿就成了“裴多菲俱乐部”，因为咱有半导体收音机，放在窗台上，小灯一闪一闪的，里面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念又是唱，那岁月，觉得样板戏真好听。连听惯山西梆子的老乡们都伸长脖子，竖起耳朵，眯起眼睛听得入迷，后来一播《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老乡们都能哼哼出像模像样的西皮导板。我们的威信、地位也不一样了，老乡们包括生产队长都觉得，咱到底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想听听北京的声儿，想听听伟大领袖的音儿，拧开就听上了。紧跟着也长叹一口气，北京天安门啥都好，就是没播北路梆子。真有乡亲们极认真极庄重地问我们，毛主席就不听听山西梆子？
农村真乃广阔天地。半夜了，我们就爬到房上，山西农村的房屋都是“一面倒”，屋顶都是平的，能晒粮食晾东西，夏天年轻人铺道席子就睡在房上，又凉快又没蚊子。
农村没人管，半夜在屋顶听“敌台广播”比在北京像搞地下工作似的清楚得多，只是台湾的“敌台”收听效果差，听得最清楚的就是苏修的和平广播电台，听着也议论着，看着星星也胡思乱想着。不论怎么努力听，好像真正反动的内容也不多，有的说得还挺对的。
有一天，突然听到苏修广播说林副统帅外逃飞机摔在蒙古温都尔汗了，把哥儿几个都吓醒了。农村的空气多纯净，那么长时间了，一丁点儿消息都没有，生产队墙上还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肩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笑得那么甜蜜、知心，怎么会一下子叛逃呢？议论的结果还得用毛主席阶级斗争的观念去分析，一致认为是苏修叛徒集团挑拨离间，颠倒黑白，亡我之心不死。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后来又听《美国之音》，没想到美帝比苏修还阴险，说得更详细，更可怕，还听了几个“敌台”，短波也不知哪台哪段，但几乎异口同声都说林副统帅外逃叛国了。用现在的话说叫热点达到沸点。但我们也并不太关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叛他的，他叛不叛，我们不都得修理地球？
后来不知怎么说出去了，差点儿闹出“政治事件”“现反事件”，队长紧张得直往紧里系腰带，他一紧张就掉裤子，那缅裆大裤一掉就完全彻底了。过了一段时间，公社终于派人来了，要彻底查，吓得队长又一遍一遍紧裤腰带。我们也挺紧张，这罪该不会比“反标”轻吧？一想起张辽辽他哥，除了后脊梁发凉出了一层白毛汗，就是想解裤子撒尿。
但公社来的两位干部不像阎王爷，也非判官小鬼那么瘆人，虽然脸铁青着，阴得像蒙了块没拧干的旧抹布。记得那位头戴假国防绿军帽的领导开口只说了三个字，我们每个人的心就都稳稳当当地放到肚里，小肚子里的膀胱再也没有压迫感了，那舒坦劲儿竟然一下子让人想起当年装完矿石收音机戴上耳机在床上手脚朝天躺着听“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哪三个字堪比原子弹？原来那位公社来的领导开会第一句话就说林秃子……然后转过身去，仿佛有深仇大恨似的把生产队队部墙上贴的那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彩色挂图愤愤地揭下，像卷过期年画似的囫囵卷起，胡乱塞进书包。最后又再三表明还是北京知青有阶级斗争眼光，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
乡亲们也觉得挺神乎，毛主席还和林彪亲密地肩并肩站在画上，贴在墙上，你们就看出他脑后有反骨了？林彪戴着帽子你们就知道他是林秃子？后来才闹明白了，原来是那小匣匣里说的，半导体收音机！再来我们知青点串门，再看那台半旧的不起眼的半导体收音机，眼光竟然不寻常了，带着几分神秘和崇敬。
啊，收音机，那个时代的收音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