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手！”
人人嘴里发出的，都是这个词，甚至还在州里的警察赶到之前。
不过，我却过了好久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似乎我已被定格，四周寂静无声，万事万物凝固，就连空气也凝固起来。
除了那一摊鲜血！
我站在达莉娅尸体旁边，也不知过了多久，呆呆看着那个深红色的图案扩展开来，四面延伸，吞食掉衣料，宛如鲜花绽放！简直就像是在自然生态影片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按顺序定时间隔拍摄的镜头！我目不转睛，无法移开！
突然，一张脸跳进了我的视线。接着又是一张，再跟着一张。嘴巴张开，嘴唇动了，现出关切的神情。有人拉着我的胳膊，领着我离开那堵砖墙，那摊红色。此时静默逃遁，话音开始传来。
“我没事儿。”话语从我嘴里传出。
“不，你需要人照顾。”一个声音说道。“请坐下。”一个男子抓住我胳膊。“请让开！”他命令道，语气严厉。
人群分开，让我通过。我坐在路缘石上。有人把一瓶水塞进我手里。人群重新聚拢，围住了我。“别再围观！”
“她怎么样了？”
“有人报警了吗？”
“你心跳怎么样？”
“她看见杀手了吗”？
一个男子背对着我，弯腰查看达莉娅；片刻之后，直起腰来：
“她死了。”
我听见一阵低语声，一声惊叫，几次深深的吸气。
“你确定？”有人问道。
查看者转过身：“我是医生。”他看了一下手表，然后向我走来：“你呢？你感觉怎样？”
我看了一眼达莉娅的尸体：
“我活着！”
狙击手！
我从到达现场的第一个警察的脸上看出，他也判断是狙击手所为。警车冲上坡道，一个急转停了下来。警官跳下车，但没熄火，车顶警灯闪烁不停。他年纪轻轻，神情焦灼，身穿卡其制服，头戴宽边毡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伊利诺伊州警服就是这样的。他一见达莉娅，顿时脸色刷白，身子僵硬，时间长达一分钟！我以为他马上就要呕吐。就在那时，他好像回过神来，意识到人们都指望他来引导大家，以便处理现场，于是腰杆一挺，双手叉腰；只见他屁股上插着一把枪，还有一个鹰徽童子军[1]的标记。唯一泄露他内心的是：下巴上的肌肉不断抽搐。
不过，他一旦弄明白我为什么在场、皮卡已经开走，现场无人处于危险之中，就立即用警车里的通信设备向上级报告，边说边点了几下头，然后，从车里拿出一个扩音器。
人们一群一群地聚集在柏油碎石坝子里，有些人围着我，有些人在停车场里，还有些人就在休息站大门外站着。
“请大家都进休息站里去，”他用扩音器大喊道。“什么也不要触摸，大批警察随后就到，警方要一个一个地询问你们。”
人群开始变得稀少，我也站起身来，开始走向大楼，但那个警官举手阻拦：“你不要去，就和我待在一起。”
他领着我走向警车：“探长要和你谈谈。”
“会耽搁多长时间呢？我要回家，我女儿……”
他打断我的话，拉开车门：“很难说。”
我很不情愿地上了车；其实以前也坐过警方的巡逻车，这一辆也没多少不同：还不就是无线电通信设备、仪表板灯、驾座旁边一台微电脑之类的东西！
我在后排坐好以后，掏出手机，拨通了蕾切尔。
“喂，宝贝儿，怎么样啊？”
“无聊透顶。”她语气很不爽。“我用即时通讯软件联系了每一个同学、朋友，结果全都不在本地；他们都去野营了，要么就是去了欧洲。人人都有地方可去，除了我！”
假如我不大了解情况，还会以为她患上了一种“北岸病”：富裕家庭青少年的通病——他们认为享受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蕾切尔还算头脑清醒，至少大部分时间如此。
“你不是说过，你就是那种‘去野营年龄已经太大了’的吗？”
“对啊，呃，可我无所事事，闲得无聊啊。”
其实从三月份起，我一直就试图提醒她这个问题，但是任何建议，例如去打工，社区服务（春季她就做过），甚至——算了吧——暑期培训班，都没有引起她的注意。我的女儿就像蚱蜢，她觉得做什么事都无须事先打算；对于如何度过暑假，一直毫无准备。通常，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我早就叫你计划好要干什么”；鉴于她现在的情况，重要的是知道她在哪儿以及是否安全，至于她做得如何倒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等我回来再说，好吗？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说我今天回家比较晚。”
一阵沉默；然后：“你说过我们今晚去看电影的！”
“很遗憾，出了点事。”
“你今天又加班到很晚，”她埋怨道。
“不全是这个原因。”
谢天谢地，她没再追问下去：“那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瞥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八点或八点半，但愿。”
“唉”，她重重地叹了口气。“唉，我……干脆给爸爸打个电话，看看他是否有空。”
我抑制住自己，不要做出任何反应。我与巴里离婚差不多10年了；在此期间，只要我俩的关系不是紧张到快完全破裂，蕾切尔就很擅长利用这一点。长期以来，她巧妙地制造我们之间的对立以便从两边得利，但这丝毫也没减轻我对她的负疚感，尤其是在关系到她的事情上。不止一次，我深感纠结：由于我养育孩子的技能太差——或者说，由于我不会教育孩子——是否会产生又一起“斧头谋杀案”[2]呢？甚至更糟——培养出一个政客呢？不过，我以后肯定会谨慎对待此事。
“你决定了就告诉我吧”我平静地说。
不一会儿，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闪着警灯而至，同来的还有救护车与无标记车辆。两个警察把剩下那些打着呵欠的人们赶进了休息站大楼，另一个警察用标志犯罪现场的胶带把达莉娅的尸体围了起来，还有一个注视着医护人员检查生命特征，那个医生徘徊于他们之中。
一辆黑色的厢式货车停靠在旁边，车身印着“伊利诺伊州刑侦实验室”。两名取证技术人员下了车，从车厢后部取下几个大大的帆布包。与此同时，几辆公路维护工程车隆隆地穿过绿洲，越过柏油碎石地面停了下来，堵住了绿洲与外界的通道。一个取证技术员啪啪啪地连续拍照，其他技术员则拿出纸张、塑料袋和标记物。他们似乎每人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忙而不乱，具有一种微妙的默契。
如此熟练的杀人——枪响人死、凶手瞬间不见踪影——很可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所为。这已经是第二起狙击手枪击案——或者说是开车经过目标枪击案，不管你叫它什么都行——就在芝加哥地区，而且就在今年！第一起发生于四月份，就在南边的一个休息站。受害人是个护士，名叫帕姆·布雷德斯，当时带着十多岁的儿子刚从绿洲出来，被一辆缓慢开过的皮卡连射两枪，立即身亡。警方花了大力气侦破此案，然而三个月过去了，凶手依然逍遥法外。警方找到了一颗子弹的碎片，表明杀手用的是一只高性能步枪；但枪击行为究竟是由于心理疾病、行为怪异、复仇，还是恐怖分子所为，没人知道。
这时，无标记车里下来一个年龄较大者，他走路的样子仿佛还没睡醒，我疑心他是不是边走边打盹儿。此人个子瘦小，一头金发；上穿海军蓝高尔夫球衣，下着丝光黄斜纹裤，肚子从皮带上凸出来。他一边把车钥匙放进衣袋，一边和那些医护人员、取证人员以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那个警官交谈，然后，双手插进衣袋，盯着我。
狙击手！我想。一定是狙击手干的。
红日西沉，阳光从树丛后面沿着路面射过来，云彩现出粉红与紫色的条纹。取证摄影师收起了相机，另一个技术人员点起了一支香烟。验尸官早就把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停在了柏油碎石场地的边缘，此刻推着一架轮床走向达莉娅躺着之处，轮床上放着一个深黑色塑料裹尸袋。
海军蓝缓步走向我坐的这辆警车，边走边眨眼。我摇下车窗。
“福尔曼小姐？我是警督、探长沃尔特·米拉诺维奇。”与他那一副厌世的外表相比，这样的声音可以说温和至极，令人吃惊。
“来一杯咖啡，怎么样？”
我慢步走回休息站大楼时，那个枪击现场戴草帽的老妇人也在里面，她一见我就再次瘪起了嘴唇，好像达莉娅之死毁了她这一整天的兴致是我的错一样！
米拉诺维奇向我指了指星巴克吧台前面的一张桌子。几分钟以后，他就端过来两杯拿铁。他面颊红润，额头粉红，眼睑的颜色比头发还浅，使他那双蓝眼睛大得不太正常；给我的印象是，很难有什么东西能逃过这双眼睛。
他坐了下来：“好吧，请说说事情的经过。”
我就说了一遍。
他眨了眨眼：“达莉娅在吵架？”随即把三包糖放进了他的咖啡杯。
我点点头。“和她的男朋友，我猜。不过他们很快就和好了。”
“你怎么知道？”
我就告诉了他达莉娅打电话时所说的话。
他再次眨眼：“她用的是借来的手机？”
我再次点头。
“你能说一下借给她手机的那个人长啥样吗？”
我回想了一下。当时好像简直没注意到那人。“他……很普通。”
他似乎早就预料到我会那么说。“能具体一些吗？”
“平头，我记得，好像就是平头；角质框架眼镜。”
“头发颜色？”
“褐色，我想；但很短。”
“身材？”
我耸了耸肩。“中等？”
米拉诺维奇瞥了我一眼。“眼睛呢？”
我想了一下。“没注意。不过，他穿着牛仔裤——哦，等等。还给他手机时，达莉娅说‘希望你收获一些大的。’”
米拉诺维奇眉毛一扬：“大的？”
“对，大的。像鱼儿那样的。他好像就是在钓鱼。”
“很好。”于是他低头做笔记。“威斯康星只有大约1000个湖泊。”他抬起头来：“你看没看到他开的什么车子？”
我摇摇头。
“也没看见他开走？”
“没有。他转过了拐角，我没看见他的车。”
他又眨了一下眼。“对了，你说达莉娅住在日内瓦湖[3]？”
“她就是这么说的。”
他用那双锐利而超大的眼睛盯着我——让我忍不住想起一条大鱼。“她说了具体在哪儿吗？”
“没有。”
他又呷了一口咖啡。“她要去哪个方向？”
“我猜想是要去芝加哥。”
“为什么会那样想呢？”
我拉通回想了一遍。这时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并不知道达莉娅要去哪儿。我们当时在休息站南边，但是她并没有表明她要去哪儿或者要做什么。“好吧，既然你提到了，我猜，她可能是要返回日内瓦湖。”
“她从没给你说过要去哪儿？也没说过她要去干什么？”
“没有。”
“你没问？”
“我们只是一般性的交谈。”
米拉诺维奇又眨了眨眼。
我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但她的确说过她损失了一整天。我的理解是，她那天的什么计划都泡了汤。”
他又眨眼：“你说你不认识那个女子？”
“当然不认识。”
“但你偷听到了她和她男友吵架，然后你就在砖墙那儿和她搭讪。”
“对啊。”
他语气中有一丝不满。他究竟怎么想的？他刚要开口，就被走过来的验尸官打断了。
“我这儿干完了，警督先生。”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他大腹便便，目光机警，短胡茬儿蓬勃生长。
警督起身离席，示意那人跟着。他俩在几英尺以外停下来。“你发现了些什么？”他压低声音，但我依然能听见。
“没多少。”这个人真是一个三维的霍默·辛普森[4]。“子弹钻进处的伤口不太大，但出口处大得多。”
“凶器还是高性能步枪？”
他点点头：“绝对是。”
“伤口在胸部？”
“对直穿过心脏、肋骨、脊椎，从背部出来。”
米拉诺维奇眨眨眼：“还没人找到弹壳、子弹碎片？不过警犬已在路上了。”
“天色还早。”
米拉诺维奇没理睬这话，只顾接着问：“还发现了什么？”
“有一样很明显？”
“什么？”
“那家伙的枪法真他妈准。”
探长身子动了一下：“你明天验尸？”
霍默点点头。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验尸官走了，边走边擦脸。
米拉诺维奇回到桌旁坐下：“这么说来，你以前从没见过那女子？”
“不错。”我说；已经问了第三次——或许是第十次了！
“但你听到了她和男友吵架？”
“对。”
“然后他们和好了？”
“对。”
“男友说要过来接她？”
“从她的话里听出来的。”
“从她什么话里？”
“有点像‘谢谢。我等你。请快点儿来。’”
“还说了什么？”
“你什么意思？”
“她还说了别的什么吗？”
我沉默片刻，竭力回忆。“对，还说了她的手机没电了。”
“又说了一次？你不是说你踏进绿洲以前就听她说过？”
“对，她说了两次。”
“这么说，是她自己重复的？”
我点点头。“借给她手机的男子就在几英尺以外，我猜想她是便于借用并归还手机。”
“所以她就重复她的手机没电了。”
我坐直了一些；他却有了点儿变化。
他放下杯子，双手交叠。“咱们从头清理。你来这儿……回家路上买杯冷饮。那女子……达莉娅”他暂停。“一个你以前从没见过的女人似乎很沮丧，你就停下和她聊聊。”
他停止了眨眼——这就是变化。
“然后她进去了又出来；五分钟以后中弹身亡，离你不到三英尺。”
他看着我，好像我是某种温和而古怪的实验室标本。
“听着，米拉诺维奇探长：我不认识那个女人，但她显然心情不好，至少最初如此；然后她才安静下来。我只是想让她好受一点。就这么回事！”
他靠向椅背，依然在评估我。“好吧，给我说说那辆皮卡。”他的生气勃勃消失了，又变回了那条厌世的鱼儿。
“绿色。后面有篷布，黑色篷布。”
“什么牌子或型号的？”
我的朋友福阿德有一辆红色的道奇公羊皮卡，这就是我对于皮卡的全部知识。“不是道奇公羊。”
“你怎么知道？”
我解释了一番。
“那个房车呢？看得出什么材料做的？”
“看不出。”
我记起了第一次皮卡枪击案。“四月份那次枪击案的皮卡也是绿色的，对吗？”
他没回答。“说下去。”
“那辆皮卡车跟在一辆宝马后面，减速，然后经过我们面前，后窗打开。”
“房车的后窗？”
“对啊。”
“看见车里是谁了吗？”
“没，没看见任何人。”
“开车人呢？”
我想了一下。“没。我觉得——我认为，遮阳板是拉下来了的。”
“没看见驾驶座上有人？”
“看见一个身影，就这些了。”
“辨不清到底是男是女？”
我想了想，然后摇头。“刚好没有注意到。很抱歉。”
他看着我，然后短暂地点点头。“透过窗子也没看见任何人？”
“什么也没看见。”
“也没看出皮卡里面有多少人？”
“窗子打开时，车子还离得很远。”
“你的意思就是没看见，我的理解？”
“当然没看见。”我答道，语气尖刻。“但至少，一定得有两人。”
“为什么那样说？”
“呃……常识嘛。”
“一人开车，一人开枪。”
“我以为你说过没看见开车人。”
“我不能，我是说——别介意。我没有看。反正那时我转身看向达莉娅。”
“为什么？”
“我当时想给她说，她的男朋友肯定很快就会来接她。”
“她给你说了男朋友的名字吗？”
我摇摇头。
“她说了男朋友什么样子吗？干什么的？在哪儿工作？或者类似的任何情况？”
“没有。她只说了厌恶吵架。”
米拉诺维奇点点头：“好吧。你只是想给她说她男朋友很快就会来。”
“对，我当时面朝着她。”
“那你听见什么了吗？”
“破裂声，但很响，差不多像是爆炸声。然后是皮卡的引擎加速，轮胎尖叫，还有——”
“警督！”一个警察急匆匆跑过来，喘着粗气，后面跟着一男一女。我认出是宝马里那对夫妇。警察把拇指猛地指向那对夫妇：“我们在皮卡上找到了半截——”
注释：
[1]美国男童子军的最高级别。
[2]斧头谋杀案：1892年，32岁的女子利奇·鲍顿（1860—1927）用斧头砍死父亲和继母的案子。当时媒体报道沸沸扬扬，舆论多认为利奇有罪，却被陪审团宣判无罪而释放，至今尚有争议；该案轰动全美，故事广为流传，进入小说、芭蕾、戏剧，甚至编进童谣而进入了日本教科书。
[3]日内瓦湖：这里指日内瓦湖市，位于威斯康星州沃尔沃斯郡。参见《加倍偿还》第19-21章。
[4]霍默·辛普森是美国1989年出品的电视连续动画片《辛普森一家》的主角，是个虚构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