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一天夜晚，9点时分，制片厂对面的杂货铺还聚着一些临时演员——我看到他们正在埋头玩跳棋——当时我在停车。“老”约翰尼·斯旺森[11]穿着一身牛仔似的服装站在一个角落里，神情忧郁地凝望着月亮。以前他跟汤姆·米克斯[12]和比尔·哈特[13]一样，在电影界大红大紫——可如今跟他说话都是件让人伤心欲绝的事，于是我匆忙穿过街去，进了大门。
制片厂里永远都不会有绝对安静的时候。实验室和录音室里总是有技术人员在上夜班，还有维护人员到食堂里来用餐。不过传来的声音各不相同——轮胎沉闷的摩擦声，发动机空转的细细的突突声，女高音歌手在沉沉夜色中对着麦克风不加掩饰的尖叫声。在拐角处我遇到一个穿着橡胶靴子的男子正借着一道明晃晃的白光在洗车——在死气沉沉的工业化的阴影中这简直是一道清泉。当我看到马库斯先生在行政楼前被扶上车时，我放慢了脚步，因为他无论说什么话都太慢吞吞了，哪怕是一句晚上好——就当我在那里等的时候我意识到原来那个女高音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唱那句“来吧，来吧，我只爱着你”；我至今还记得这个是因为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她不停地唱的就是这句歌词。她唱完才5分钟，地震就来了。
父亲的办公场所设在旧楼里，外面有长长的阳台和铁护栏，寓有永远如临深渊之意。父亲的办公室在二楼，一边是施塔尔的办公室，另一边是马库斯先生的——这天晚上一溜的办公室里全都亮着灯。走进施塔尔的办公室时我心里不由得一沉，不过随即又掌控自如了——回家以来这一个月里我还只看到过他一次。
说起父亲的办公室，那真是怪事多多，不过我只简要说说。在办公室的外间里，有三个端着一副扑克牌脸的秘书，自从我开始记事起她们就像巫婆似的一直坐在那里了——一个叫波迪·彼得斯，一个叫毛德什么的，还有一个叫罗斯玛丽·施米尔；我不敢肯定她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但她是这三个人中的头头，也可以说，她的办公桌下有一把脚踢锁，打开了它你才能进入父亲的金銮殿。这三位秘书全是资本主义的热烈信奉者，波迪独创了一条规矩，那就是，假如在一个礼拜之内有两次发现两个打字员在一起吃东西，那么就得卷铺盖走人。那个时候制片厂都害怕暴民统治。
我继续朝里面走了进去。现在所有的大老板都有轩敞的会客室，但在那时候我父亲还是头一个。而且那还是第一个在巨大的法式落地窗里装有单向透明玻璃的会客室，我还听到过一个故事，说地板上有个机关，可以让不受欢迎的访客落到下面一个秘密牢房里去，不过我相信那是瞎编的。里面还在醒目的位置挂着一幅威尔·罗杰斯[14]的巨大画像，我想这是有意为之，是为了显示父亲是这位好莱坞的方济各的嫡亲。另外还挂着一张施塔尔的亡妻明娜·戴维斯的签名照片，公司其他明星的照片，以及妈妈和我的巨幅铅笔肖像画。今晚那几扇单向透明的落地窗敞开着，一轮硕大的泛着月晕的火红的明月，无助地镶嵌在一扇玻璃窗里。父亲，雅克·拉·波维兹，还有罗斯玛丽·施米尔围坐在办公室顶头的一张大圆桌边。
父亲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除了有一次在纽约跟他不期而遇的样子，我难以描述，我当时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样子有点腼腆，我希望他再走近点——然后我才看清真的是父亲。后来回想起父亲给我的这种印象令我震惊。父亲本来是很有魅力的——他有着宽厚的下巴和爱尔兰人特有的微笑。
至于雅克·拉·波维茨，我还是饶了大家吧。就这么说吧，他是个制片助理，就是个政委那样的角色，就此打住了。施塔尔是从哪里捡来的这样没脑子的死鬼，还是别人强行要他收下的——尤其是他要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处——这一直让我困惑不解，也使那些刚从东部来的攻击他们的人感到困惑不解。雅克·拉·波维茨有他的长处，这毋庸置疑，可是亚微原生动物也有啊，四处找母狗找骨头的公狗也有啊。雅克·拉——哦，我的天哪！
看他们的表情我就可以肯定他们在谈论施塔尔。施塔尔是命令他们做什么了，还是禁止他们做什么了，还是跟父亲顶嘴了，还是把拉·波维茨拍的片子给废了，还是发生什么天大的事了，反正他们结成一伙在那里静坐示威，表示反抗和无奈。罗斯玛丽手拿记事本坐在那里，好像是准备随时把他们发泄的情绪记录下来。
“我死活都要开车把你接回去，”我告诉父亲说，“所有的生日礼物都在盒子里发烂呢！”
“生日！”雅克连忙充满歉意地叫道，“多少岁了？我还不知道呢。”
“四十三。”父亲干脆利落地说。
他不止这个年龄——大了四岁——雅克知道的；我看到他在记事本上记了下来，以备不时之需。此时那些记事本正拿在手里摊开着。上面记录的那些内容看得一清二楚，根本不用看他嚅动嘴唇默读，罗斯玛丽·施米尔是被迫在记事本上记录着。正当她擦掉那些记录时，我们脚下的地面开始震动了。
我们这边的震感没有长滩那边那么剧烈，在那边，商铺两层以上房子就像是呕吐在街心里，小旅馆则漂到海里去了——整整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五脏六腑和地球的五脏六腑都搅到一起了——就像一场噩梦试图把我们的脐带重新接上，然后一把就将我们推回到创世之时孕育我们的混沌之中去。
母亲的相片从墙上掉了下来，露出一个小保险箱——罗斯玛丽和我疯狂地伸手抓住对方，尖叫着在房间里转圈，就像在跳奇特的圆舞曲。雅克晕倒了，至少是不见人影了，父亲抓住办公桌大声叫道：“你们没事吧？”窗外，那个歌手正好将那首《我只爱你》唱到了高潮，唱了片刻，然后又从头开始，我敢发誓这是真的。或许他们是在放录音机让她跟着唱吧。
房间仍然没倒，只是有点摇晃。我们朝门边走去，突然冒出来的雅克跟我们走到了一起，头晕目眩，踉踉跄跄地穿过前厅，来到围着铁栏杆的阳台上。几乎所有灯光都熄灭了，我们能听到处处有叫喊声传来。我们站在那里时刻等待着第二次地震的到来——接着，就像是同时一个激灵，我们一齐冲向施塔尔的门口，进入了他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挺大，不过没有父亲那间大。此刻施塔尔正坐在沙发的一端揉着眼睛。地震发生时他睡着了，所以他不敢肯定是不是梦见发生地震了。当我们告诉他这是真的时他觉得挺可笑的——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观察着他，尽量不让他察觉。他在接听电话和传话机时满脸疲倦，面色发青，可是当他听过汇报后，眼睛又开始闪闪放光了。
“有两根主水管爆了，”他对父亲说，“——他们正在往外景摄影场赶。”
“格雷正在法国村拍摄。”父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