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之中醉汉从长凳上摔了下来——这时比留声机更响亮的高音喇叭响了，招呼我们这些可敬之人出去登机。在机舱门口的过道里，我和门罗·施塔尔撞在了一起，一头栽倒在他怀里，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就是有这样的男人，不管他有没有挑逗，任何姑娘都会趋之若鹜。我绝没有受到挑逗，不过他是喜欢我的，直到飞机起飞他都一直坐在我对面。
“我们都去把我们的机票钱要回来吧。”他建议说。他那双深色的眼睛令我痴迷，我真想知道他坠入恋河时它们会是什么样子。那双眼睛善良、超脱，虽然它们经常在温柔地打量你，显示出些许的优越感。如果说这双眼睛见多识广，那也不是它们的过错。他娴熟地围绕着“普通小伙”这个角色里里外外地穿梭——可总的来说我觉得他并不是普通人中的一员。但是他知道怎么保持沉默，怎么退隐到背景中去，怎么倾听。他站立在那里（尽管他个子不高，却显得鹤立鸡群），审视着周遭世界里芸芸众生的纷繁杂事，犹如一个心高气傲的年轻牧羊人，对他来说白天和黑夜毫无二致。他天生不需要睡眠，既没有休息的天分，也没那个欲望。
我们默默地坐着，但并不觉得尴尬——自从他十几年前成为父亲的合伙人开始我就认识他了，那时候我7岁，他22岁。怀利坐在过道对面，我在考虑该不该介绍他们认识一下，可是施塔尔一直在出神地转动着手上的戒指，这使我觉得自己太稚嫩，像个透明人，不过我不在乎。我既不敢把眼神移开他太远，又不敢直视他，除非我觉得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跟他说——而且我也知道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感染许多其他人的。
“我会把这枚戒指给你的，塞西莉亚。”
“我没听明白。我没想到我还——”
“像这样的我有五六枚。”
他将戒指递给我，那是一枚上面镌刻着阳文的“S”字母的纯金戒指。我一直在想，他的手指就如同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如同他细瘦的脸庞，弯弯的眉毛和深色的卷发一样纤细，戴着这么大一个金疙瘩，显得多么古怪啊。有时候他看上去显得很空灵，但他实际上是个斗士——某个熟悉他的过去，知道他是布朗克斯一个少年团伙中的一员的人曾经这样跟我描述过他：他走在团伙的最前面，那么弱不禁风的一个孩子，竟然时不时得甩过头来撇撇嘴角，朝大伙发号施令。
施塔尔将我手心里放着戒指的手握拢，站起身来，对怀利说：
“到新娘套房里来，”他说，“待会见，塞西莉亚。”
在他们的声音还没有完全消失时，我听见怀利问：“你看过施瓦茨的条子了吗？”
施塔尔回答：“还没有。”
我肯定是脑子迟钝，因为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施塔尔就是史密斯。
后来怀利告诉了我条子上写的内容。条子是在出租车车灯边写的，字迹模糊得几乎无法辨认。
亲爱的门罗，你是他们所有人中最优秀的，我一直都很钦佩你的才华，所以当你转过来跟我作对时我知道一切都完了！我肯定毫无用处了，所以我不想继续这次旅行。让我再次提醒你当心点！我什么都知道。
你的朋友
曼尼
施塔尔看了两遍，抬起手摸了摸下巴上早晨刚刚长出来的胡茬。
“他这是脑子坏了，”他说，“没得救了——绝对没救了。我抱歉以前那么粗暴地对待他——可是我不喜欢别人跑过来对我说他那样做是为了我。”
“也许是真心的呢。”怀利说。
“这是拙劣的伎俩。”
“我倒是巴不得，”怀利说，“我跟女人一样虚荣。假如有人假装对我感兴趣，我求之不得。我喜欢别人的忠告。”
施塔尔厌恶地摇了摇头。怀利继续拿他开玩笑——享受这一特权的人为数不多，他便是其中之一。
“总会有某些溜须拍马的方式你会喜欢的，”他说，“比如那种‘宽矮子拿破仑的心’之类的。”
“令人恶心，”施塔尔说，“不过总比假装来帮你忙好。”
“如果你不喜欢听别人建议，那你出钱雇我干吗？”
“这是生意问题，”施塔尔说，“我是商人。我想拿钱买你脑子里的主意。”
“你算不上商人，”怀利说，“我以前做广告员的时候认识的商人多了去了，我赞成查尔斯·弗朗西丝·亚当斯[9]的观点。”
“他的什么观点？”
“那些大商人他全认识——古尔德，范德比尔特，卡内基，阿斯特，等等——他说那些人当中他见过第一次之后，没有一个想见第二次的。怎么说呢——就是见过之后他们没一点改观，这就是我说你算不上商人的原因。”
“亚当斯大概是个怪物，”施塔尔说，“他自己想做头头，可是他既没有那个判断力，又没有那个人格魅力。”
“他有脑子啊。”怀利刻薄地说。
“仅仅有脑子是不够的。你们这些作家和艺术家挖空心思，却把什么都搞得一团糟，得找个人来帮你们理理思路了。”他耸了耸肩膀。“你们看问题似乎全凭个人喜好，恨一个人就恨死了，崇拜一个人就崇拜死了——总是把人看得太重要——尤其是把你们自己。你们被人家吆喝来吆喝去，那是自讨的。我喜欢别人，我也喜欢别人喜欢我，但是我把自己的心放在上帝放的地方——放在肚子里。”
他突然打住了。
“我在机场跟施瓦茨说过什么？你还记得吗——准确地说？”
“你说，‘不管你想得到什么，答案都是：不！’”施塔尔沉默了。
“他完蛋了，”怀利说，“不过我笑哈哈地让他好受了一点。我们带比利·布拉迪的女儿去转了一圈。”
施塔尔揿了一下铃，把乘务员叫了过来。
“那个机长，”他说，“会不会介意我到他那里去跟他坐一会儿？”
“这是违反规定的，史密斯先生。”
“那就请他有空的时候到这里来一下。”
施塔尔整个下午都坐在前舱。其间我们飞过了广袤无际的沙漠，越过了五颜六色的高原，那高原就像我孩提时代玩过的染过色的白沙。接近黄昏时分，层峦叠嶂——宛若锯齿的皑皑雪峰——在我们飞机的螺旋桨下徐徐滑过，我们快到家了。
当我从瞌睡中醒来，我在想，我要嫁给施塔尔，我要让他爱上我。啊，真是痴心妄想啊！我能给他什么呢？可是那个时候我可不是这么想的。我有着年轻女子身上的那股傲气，这股傲气来自于“我不比她差”的这么一种极端的想法。为此，我要跟那些肯定已经向他投怀送抱过的大美人一样尽显娇美。我脑子里闪现的一点点智慧的灵光肯定能使我成为任何沙龙里耀眼的明星。
现在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太荒谬。虽然施塔尔所受的教育不过是夜校里的一门速记课程，但是很早以前他就已经穿过了人迹罕至的认知的荒野，进入了鲜有人能够企及的境界。可是在我那不着边际的幻想中，我觉得我的灰色眼睛和他的褐色眼睛一样狡黠，正好匹配；我那打高尔夫和网球的年轻的心也配得上他的心，他的心由于多年的过度劳累，肯定已经跳不了那么快了呢。于是我计划着，谋划着，密谋着——这是任何女人都能告诉你的——可这些都无果而终，这些以后你会知道的。直至如今，我依然认为，假如他是个穷小子而且跟我年纪相近，那么我的事兴许就成了，可事实上，我提供不了任何他没有的东西；我那些更为罗曼蒂克的想法事实上是从电影里学来的——比如《四十二街》[10]对我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的我很有可能就是在施塔尔亲自演出的那些电影的影响下塑造出来的。
所以这是挺无望的事。至少，从情感上说，人生在世总不能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吧。
可是在那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也许帮得上忙，那位乘务员也帮得上忙。她可以走进驾驶舱对施塔尔说：“假如我在哪里见到过爱情，爱情就在那个姑娘的眼睛里。”
机长可以帮我说：“伙计，你瞎了吗？为什么不回到她身边去？”
怀利·怀特可以帮我——而不是站在过道里用怀疑的眼光看我到底是睡是醒。
“坐下，”我说，“有什么事吗？——我们这是在哪儿？”
“在天上飞。”
“哦，是这样啊。坐下吧。”我尽量乐呵呵地表示对他感兴趣，“你在写什么呢？”
“老天保佑，我正在写一个童子军的故事——《童子军》。”
“这是施塔尔的主意吗？”
“我不知道——他叫我研究研究。他可能在我前面后面张罗了十个作家在写，这套体系是他精心设计出来的。这么说你爱上他了？”
“没有的事，”我气愤地说，“我从小就认识他。”
“绝望了，是不？这样吧，如果你发挥你所有的影响力帮我一把，我来帮你安排吧。我想组织一支人马。”
我闭上眼睛，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我醒来时，乘务员正在给我盖毯子。
“快到了。”她说。
我朝窗外望去，只见夕阳之下我们周围已是一片绿色的大地。
“我刚刚听到了一件好笑的事，”她自告奋勇地说，“在驾驶舱里——那位史密斯先生——又叫施塔尔先生——我不记得见过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从来不在电影里出现。”我说。
“哦，这样啊，刚才他问了驾驶员们许多与飞行相关的问题——我是说他真的感兴趣吗？你明白吗？”
“我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当中有一个驾驶员告诉我说，他肯定能在10分钟之内教会施塔尔先生单独驾驶飞机。他这个人脑子太灵光了，他是这么说的。”
我开始不耐烦了。
“那么，好笑的是什么？”
“呃，最后有个驾驶员问史密斯先生喜不喜欢他的事业，史密斯先生说，‘当然，我当然喜欢。一帽子的核桃全敲碎了，只剩下我这只核桃完好无损，那感觉真好。’”
乘务员笑得腰都弯了——我恨不得啐她一口唾沫。
“我是说他竟然把那些人都比作帽子里的核桃。我是说比作敲碎了的核桃。”这时她的笑声意想不到地戛然而止，板着脸站起身来，“好了，我得去填写日志了。”
“再见。”
显然，施塔尔将那帮飞行员跟他一起捧上了帝王宝座，让他们跟他一起当了片刻的统帅。几年以后在一次旅行中我遇到了这次航班上的一个飞行员，他把施塔尔说过的一件事告诉了我。
当时他正俯视着群山。
“假如是你个修铁路的，”他说，“你必须修一条铁路通到某个地方。瞧，你收到了勘测报告，你发现铁路要穿过三四条，甚至五六条深沟大壑，没有哪一条线路比另一条好。你总得做出抉择啊——依据是什么呢？你没法测试哪条线路是最佳选择——除非干起来。所以你就放手去干吧。”
飞行员觉得自己遗漏了点什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选择哪条路没有任何理由——就因为那座山是粉红色的或者那幅蓝图的蓝色更漂亮。你明白了吗？”
飞行员觉得这句话是金玉良言。可是他怀疑他会不会有机会得到那样一个地位将它付诸实施。
“我想知道的是，”他沮丧地对我说，“他是怎么成为施塔尔先生的。”
我想施塔尔恐怕是永远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人在娘胎里是没有记忆的。不过我倒是答得上来一二。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乘着强健的翅膀飞上了九重霄。他高飞在九天之上，俯瞰万国，目光炯炯，能洞穿太阳。他奋力地——最后是疯狂地——拍打着翅膀，他在蓝天上停留的时间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长久，然后，当他将他在蓝天上看到的一切都熟记于心，他才渐渐地降落到大地上来。
飞机发动机停了，我们的五种感官开始自我调节以适应着陆。我能看到一溜的灯光照亮着前方和左侧的长滩海军基地，右边则是圣莫妮卡市闪烁的万家灯火。加利福尼亚的月亮出来了，大大的，黄澄澄的，高挂在太平洋上。然而，我只是偶然之间才感触到这些东西的——毕竟它们给人一种到家了的感觉——而且我也知道施塔尔的感触肯定比我多得多。这些是我第一次睁开眼睛时就看到的东西，就像老拉姆勒电影厂后院里的羊群一样；但是这就是施塔尔在经历了这次非常具有启迪意义的飞行之后所降落的地方，在这次飞行中他看到了我们该往何处去，该怎么走，以及这样做是何等的重要。你可以说这是一阵风不经意地把他吹到了这里，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倒是觉得，这是他在一个“长镜头”中找到了一种测度我们飘忽不定的希望、优雅的欺骗和难以启齿的忧伤的新方法，觉得他是出于自愿选择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走完一生。就像飞机降落到格伦代尔机场，降落到温暖的黑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