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光棍小五几乎成了我王胜利的“干儿子”，这几年我做起了小生意，又学会了配猪、骟猪，收入不错。慢慢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现在，人们常提到一种叫“斗地主”扑克游戏，这使我想起我爹王增亮的悲惨遭遇。说来不免有些感慨，对于那些文革受难者来说，则是悲痛的经历和不幸的厄运，任何忏悔和怜悯对于他们本身已无济于事。我爹被“斗争”的经历是他的一个学生，我们村的一个叔叔辈的老人告诉我的——
1974年冬，当时全公社“三干会（生产小队、大队、公社干部）”在我们村上召开，白天开会，晚上有演出、电影等文娱活动，令记忆犹深的斗地主大会。那晚，我全家人在吃饭，村里不时传来“打倒地主反革命王增亮”口号声，父亲却私下跟我母亲说王增亮教书如何教得好，他曾是王增亮的学生。我丢下饭碗赶去看热闹，见一个小老头身前挂着一块纸牌，上面写有几个颠三倒四毛笔字；由两个握着“专政棍”男知青押着他在村里游走，后面跟一大群喊口号的孩子。直到批斗会正式开始，地主反革命王增亮才被带入早已人山人海的会堂。那会堂就设在我们刘家营村的打谷场上。
事实上，我一直没见着王增亮的真面目，整个场批斗会的前前后后，他始终都低着头，根本没见到他的面孔，即便如此，他还是挨了不少棍子，两位知青总命令他“放老实点”，不时地用“专政棍”敲打他的头部，敲打声通过话筒喇叭，传遍了整个会场，令人不由地心跳肉蹦。我还记得其中一个情节，王增亮本村的干部上台发言，激动之余竟然要人去取劈柴来让王增亮跪，会堂里虽然闹哄哄，但半天不见有人取来劈柴。日后披露出来才得知，原来有外村干部真地找来了劈柴，可在会堂门口被我们村人阻止了。轮到我们村的大队支书上台发言时，他先揭发自己的老师一通，然后来一句“把王增亮带下”，这才使得王增亮躲过了皮肉之苦。尽管会议仍在继续中，戏剧性故事却发生在会场外头：村上几个老妪跟在两个知青后头，骂了一遍又一遍；有人故意将他两引开，一个叫菊花老妇将王增亮接到自家中，做糖水鸡蛋给他充当夜餐。在那特殊的时代里，糖水煮鸡蛋本身就不寻常，用它来招待一个正在挨斗的地主反革命分子便更不寻常，可见王增亮深受我们村人的尊敬。他因其兄在国民政府中供过职，加之富家出身和良好教育，即使他清白无辜和德高望重也难逃文革之劫。
我们刘家营村上只有两家地主和两家富农，如果不是搞运动和上头来人的话，一般本村人不搞批斗活动。有工作组和贫宣队来村上时，这四家的老人必定要倒霉。有一阵子，村里驻有县委工作组，批斗会频繁不断。村上除了王增亮和刘遵高两家祖上留下一些田地之外，其他两家富农则是冤大头：富农刘琦靠自己勤劳苦干和省吃俭用赚了十几亩田，他吝啬得连花几个小钱剃个头都舍不得，长年留着长发，直到长到了不得地步才剪子修一把；另一家富农刘莲芬则更冤枉，她从小媳妇没熬出头便成了寡妇，她公婆在世时放赌抽佃买了十几亩田，丈夫虽然早年去世，可她仍然被抽出来“顶斗”和“陪斗”，本来她因丈夫早逝而终日抑郁寡言和愁眉不展，很少与人往来。一次批斗会上，其儿媳上台说她“派子高，看不起贫下中农”，她听了便突然放声大哭。
我本人直接参与斗地主是我小学三年级那年，其时华国锋在位。那时候，我爹已经上吊自杀身亡，我虽说是地主崽子，但我爹在世时人缘好，学校里许多老师又是他的学生，队长罗金宝——是我爹王增亮教过的最得意的学生，因此，罗金宝推荐我去读书。
一日，公社团委书记胡少华来我们学校，我的老师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他们两人谈了半天工作，随后命我们去把地主刘遵高叫来。记得我们一伙人到刘遵高家时，她瞎子老伴坐门口，一听公社干部要叫他丈夫便一阵抖瑟，但她还是要丈夫取出自制的麻糖来招待我们，我们这些红小兵还蛮有革命觉悟，没有人接受“拉拢”，事后有人便在批斗会上揭发了出来，成刘遵高拉拢红小兵的罪名之一。当老地主刘遵高来到我们教室时，公社团书记没跟他说了几句话便莫名其妙地发火，说他“不老实”；并要我们学生狠狠揭发他的罪行，起初孩子都没反应，结果有一个叫同学揭举说：某日见刘遵高挖地时将石头推进生产队的水田里。这显然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可当时我们几个同学都鬼迷心窍出来作证，结果许多孩子们起哄一般胡编乱造，揭发出刘遵高一大堆子虚乌有的罪行。
刘遵高本人始终是沉默态度，也许他对种场面已是见怪不怪。于是，公社团书记一声下令：“把刘遵高吊起来”，说也怪，我们江老师的书桌里居然有根现成绳索，看来他是早有所备，可他绑人的功夫实在不到家，弄了老半天也没有将乖顺的刘遵高捆起来，还是公社团书记亲自出马，不费力气就将刘遵高高高吊起。我清楚记得刘遵高被吊空的那一刻：屎尿直流、口吐泡沫、眼珠突出，还不停地叫“妈”，甚至叫喊其孙子“本山”的名字。我无法想象一个上年纪的老人被吊空时，生理与心理的承受反应，好在那根绳索不结实，没多一会儿便绷断了，不然老刘遵高不被勒死也得瘫残不可。
不过，我至今不明白他在被吊空时为何要呼喊其孙子的名字？难道要我们老师看在他孙子份上，放他一马吗？但我无法还原老人真实心理，也许只是一种纯粹的无意识，面对一群娃娃学生而叫喊自家的孙子。此外，我至今不清楚那次为何要批斗刘遵高，因为没有任何运动迹象，而且是个农忙时节，批斗会又限于我们一个班级，我现在推论是我们年轻的江老师刚刚当上团支书的缘故，新官上任三把火。
刘遵高虽因绳索绷断而逃过悬吊之苦，可事后写“悔过书”却耗了个把月，尽管他所授过良好旧式教育，但不擅于现代白话文使他的“悔过书”怎么也通不过，如把红小兵木制红缨枪写成“木枪”、“竹枪”、“戏枪”等等，文法和语式更是不符现代书面要求；所以一改再改，而孩子们每天中午上门摧讨，逼得刘遵高必须每天向小学生们交作业，直到公社要来人检查时，我们江老师才亲自为刘遵高辅导“悔过书”。为了向公社干部汇报斗争成绩，我们江老师要全班同学都写一篇作文，优秀作文则被张贴在学校和村里的宣传栏里。我清楚的记得，刘遵高的“悔过书”被单独贴在一角，因为同学们批斗大作是红条边围成一个专栏。
恢复高考后，我们江老师考上合肥工业大学，还有那位公社团书记现时已是我家乡县级主要领导；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看待自己的陈年往事，但愿他们有勇气出来还原那段历史，尤其他们当时个人真实的思想感情和心理动机才是真正历史资料。
最后一次目睹斗地主则在78年，斗的是本大队张泗营村一家三代，批斗主角是地主婆许彩草，但酿成一条人命的悲剧。许彩草家因孙辈一班，两个儿子决定将老屋拆了各家盖新房，结果拆老屋时被人发现了几十块银元，说是有“大鬼头”袁世凯和“小鬼头”蒋介石，加之一本陈年老帐簿，到底是礼本或债帐，我就不清楚了，乡下有礼尚往来的传统，各家均留有婚礼和丧礼的帐本，可地主许彩草家的老帐簿却成了“变天账”，加之她家有亲人在台湾。出漏子的当天夜里便召集大队社员批斗大会，许彩草由大儿子背着进了会场，因为她是个跛脚老太太，常年靠扶着凳子移动，尽管她的家人带来的凳子，可在批斗大会上那有她坐凳子的权利，也不知年纪过高还是跛腿的缘故，她跪也跪不住，只能半躺在台上，所以有人高喊着“把许彩草吊起来”，好象有人事先准备好了绳索，被吊得悬空的许彩草痛苦地哭喊着“吾家娘儿”，好象她的大儿子出来为她求过情；好象她小儿子以及孙儿和孙女婿骂她“老不死的”、“该死不死”之类的话。我不清楚吊人是否是中国古老的一贯刑罚，还是纯属文革的一大特色。
批斗会的第二天早晨，大队里本来应该派民兵押许彩草的大儿子到全公社去游行，可他闻声便偷偷上吊自尽了。我如今忘记了他的姓名，唯独他母亲“许彩草”清楚记得，可我脑海仍旧刻画着他那老实得可怜程度的模样，大概那年头的地主富农都那种样子，特殊历史环境迫使他装得那么“老实”和“可怜”，据说他还是位对母亲百依百顺的大孝子：记得他背着母亲进会场时，有人便说：“如果是我，我才不背这个死老婆子呢，早将她丢到河里溺死”云云，毕竟从张泗营村到我们村子要爬几公里的山岭，背着一个人显然吃力的事情。当他死了，有人便责备民兵连长，民兵连长毫无愧色地回答：“自个寻死，能怪谁呀”，还用“自绝于人民”搪而塞之。不管怎么说，他的死确实挽救整个家庭的危机，本来禁止他家盖新房以及没收其建房木料，可他一死使得人们不好再上门纠缠了，毕竟人命关天，加上那时乡村人比较现在迷信，一般都不愿意跟死人家过不去，因此使得“变天账”一事不了了之，上面也没追究下来，或许是文革已进入尾声，唯独死者不能复活。
我爹王增亮在文革中的遭遇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地主在当时的精彩缩影罢了。这是命中之劫。伟人因一个病毒性感冒而打了一个错误的喷嚏，天下苍生为此不到安宁。多少英雄豪杰、平民百姓为此改变了命运。我爹不过是草芥一枚，无足挂齿。但他地主的头衔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爹死后，我家地主的帽子还在，谁也不会嫁给一个地主崽子，我错过了结婚生子的年龄，我成了“独人”一个。那时候，老光棍还小，是孤儿一个。队长罗金宝让我收养老光棍做“干儿子”，我略有余财，考虑到我老有所依，就答应了罗金宝的要求。罗金宝在文革中帮过我的大忙，推荐我去读书，仅此一点，他是我的大恩人呢。罗金宝的文革轶事，一直是他儿子小麻楞念念不忘的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