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一直处于敌对状态。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系才逐步改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稳定发展，中国人民走上富裕之路。在此过程中，中国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发展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国家形象大大改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与此同时，在国内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基本形成并日臻完善。这是中国模式问题的最新发展背景，也是探讨中国模式问题的基点。
第一节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
中国模式问题，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首先是由国外学者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并明确提出来的。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东西方“冷战”，一些国外学者不仅关注东、西方发展模式问题，而且开始关注“后工业社会”发展问题，这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最早探讨中国发展模式的也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在20世纪70年代末编著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就集中分析、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利因素及主要障碍等问题。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在1968年出版的《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一书中，从传统社会文化的秩序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变迁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的路向问题。国外学者的这类研究，可以说是当前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的前奏。
一般地说，中国模式问题真正得到关注，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特别是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问题才成为一个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并不断取得巨大的成功，中国的发展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罗斯的“西化”式改革并不是很成功，于是，中国模式问题便变得越来越热。1993年4月，美国学者乔·克莱因在分析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就把“渐进性改革”列为首位，并把它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对峙起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3年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循序渐进地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战胜了苏联集中推行的休克疗法。1998年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亨利·朱发表文章认为，在今天全球陷入经济动乱之时，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正在重新评价对自由市场的看法，这时，中国模式看起来是十分明智可取的。[1]这一时期的文章，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重点，集中放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方面。
在西方的研究论著中，有许多用来形容“中国模式”的词汇，例如，市场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威权资本主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学者乔舒亚·库伯·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雷默2004年5月7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反意义上的“北京共识”。同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智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雷默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由此引发了中国模式热。
雷默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和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称为“北京共识”，并把它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集聚能量。雷默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重塑国际秩序，中国发生的事情正在改变国际发展、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整个图景。[2]
雷默的研究报告很快引起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响。2004年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发表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2004年5月24日，墨西哥《每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2004年5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
“北京共识”命题的提出，使人们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研究中国模式问题。即从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模式问题，进而探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问题。人们从当代科技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着眼，从各国最新发展现状出发，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优劣，试图对当代社会发展模式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这一讨论过程，可视为中国模式问题正式成为国际性热点问题的过程。也可视为将中国模式问题泛化为重新探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新起点。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升温，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讨论中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讨论也越来越深入。“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媒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第二节 焦点问题：有无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提出后，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中，很快出现了一个焦点问题，即有无“北京共识”？这个问题在国内外有不同的解析。
一、有无中国模式：中国模式问题的国外解读
（一）中国模式的国外解读
中国模式在国外有许多种解读，根据本书的主题以及上面的分析，下面侧重分析三种主要观点。
1.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并关注其创新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上述“北京共识”概念的创造者雷默的观点为代表。此外，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许多与雷默相近的观点。比如：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作出了如下的解读：“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中国模式”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
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格认为，“中国模式是上个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他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有4条：第一，通过将廉价劳动力与东亚市场充裕的资本相结合，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独特的机遇之窗：一项被证明非常有效的战略；第二，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后，继续实行开放政策，与许多19世纪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过渡期治理则相当成功；第三条是成功的外交；第四条经验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巨大的创造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个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就可能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3]
显而易见，上述观点是研究者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以关注社会发展模式研究的态度来研究中国模式问题并承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
2.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或者极力贬低中国模式
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总是有一些人习惯于从“冷战”思维出发，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敌意。他们或者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或者极力贬低中国模式的创新性和先进性。美国右翼智库企业研究所2007年底出版的《美国人》双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对“中国模式”作了这样的分析：中国模式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效仿自由经济政策的成功要素，……第二部分就是允许执政党保持对政府、法院、军队、国内安全机构以及信息自由流动的牢牢控制。”他们认为，描述这一模式的一个较为简捷的方式是：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他们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只好通过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模仿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同时强调中国存在“政治压制”，甚至干脆说中国存在“专制”、“独裁”来贬低中国模式。他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是极力贬低中国模式。
而有的学者，则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2010年2月18日美国《华盛顿日报》网站发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媒体研究员本杰明·泰里的文章《思想斗争迫使西方后退》，文章援引剑桥大学太平洋研究项目主任、尼克松研究中心著名研究员史蒂芬·哈尔伯的话说，“中国带来的经济和军事挑战十分严峻，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认清或明确中国所构成的观念挑战，它的市场权威模式比美国的产品、也就是市场民主对第三世界政权更富有吸引力……”。“哈尔伯主张设立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中央政策部门并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处理重大威胁，A级和B级的。中国是A级威胁’”。[4]2010年3月23日，日本《富士产经商报》发表文章认为，“北京共识”“实际上并不存在”。“认为中国‘将取代华盛顿共识，是可复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代表’的观点并没有理解该国的复杂性，‘北京共识’这一假说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国内外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本质的不同见解”。[5]
显而易见，上述观点是按“冷战”思维从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相互斗争角度来看待中国模式。笔者撰写本书过程中，正好发生了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欧美国家又借撞船事件鼓吹“中国威胁论”。[6]怀疑中国、唱衰中国、否定中国或捧杀中国和误导中国，等等，是西方一些人的惯用伎俩。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和发展，必定会招致非议，13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必定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3.关注中国模式的发展，重视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
这方面的文章很多，以一些有敏锐观察力的官员和著名学者的观点为代表。2003年4月29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访华之后》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公式：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的技术管理”。文章援引久加诺夫的话说，不仅俄罗斯共产党，整个俄罗斯社会都应当从我们的近邻中国的发展中汲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对理解15年来世界发生的根本变化至关重要。[7]2004年底，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远东问题》第5期发表了《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一文，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及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主席恩里克·凡胡尔在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7月31日发表文章，题目是“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新样板？”文章说，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结果之一是“中国模式”的浮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北京共识”可能会最终替代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虽然因为中国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中国模式”很难被复制，但中国经验仍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题为《中国新经济模式将使各方受惠》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正在试图摆脱一直实行的出口带动型增长战略。……“它正努力建立世界水平的体制”。[8]
上述权威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论点，从一个层面说明，中国模式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它对世界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国外学者热衷研究中国模式问题的缘由
国外学者为什么关注中国模式问题，这很难准确解答。一般说来可作如下解释：
1.出于对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的需要
历史地看，国外有相当多的学者特别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研究。自文艺复兴以来，具有世界影响的创新性概念和社会发展理论——诸如《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理论、“第三次浪潮”理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地球村”概念、“经济全球化”等等，都是欧美学者提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就是这种学术性较强的发展模式研究。西方重视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传统，也在一些官员身上体现出来。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金融家沃尔芬森在回答记者关于民主与扶贫的关系时说：“有证据表明，透明度和民主也是有作用的。但是，也许这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果拥有一个像中国那样有效的政府结构，就会有一个较好的结果。必须考虑到地方文化和历史。”这也可以视为从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角度看待中国模式问题的具有权威性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