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术对文学的影响
相术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文人在卑微和显达之时，耳闻目睹，感同身受，与相术有过各种各样的交道。其文学作品免不了要受到影响。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回中即借贾雨村之口对命学有一段精辟的阐述，所以有人说他不只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位命学大师。作者本身即精通命学，命学也必然会对作者的心灵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影响作品的构思与创作。再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的“吴神仙冰鉴定终身”一节，在全书架构中具有提纲挈领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此后人点评说：“此回乃一部大关键也……直谓此书至此结亦可。”至于文学作品有意无意地铺陈演染“数皆前定如此，不必多生妄想”等安分守已、乐天知命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其受命学的影响更是一目了然了。
其次，文人将相术、相士及其有关的事件诉诸笔端，或直接评价，或真实描绘，或以塑造人物，其状不一。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市井风情面貌，也说明了作者本人对相术的关注或研究。在古代文苑中，贾谊、王朗、庾信、韩愈、李德裕、杜牧、皮日休、欧阳修、苏东坡、朱熹、刘克庄、文天祥、赵孟頫等著名文人都曾写过关于相术的诗文。这些诗文有的是与相士酬唱，对相术颇多赞许；有的是对相术的分析质疑；有的是对相术的嘲讽。但不管何种观点，却都为相术迷漫民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相术对民俗的影响
相术深入人心之后，必然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就民俗层面来说，相术不但能够给人们提供心理上的安慰，更能够给人们指点人生的道路。
受相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人们的婚姻和家庭。相术认为，夫妻双方的命相都会直接影响到对方的命运，因此中国古代的婚姻，都非常注重双方的命相。而这对于女人来说，尤为严重。如明朝永乐皇帝朱棣一心想纳个方脸女子为妃，士袁珙连忙劝谏，“凡方脸都为虎脸，犯杀星，岂能入宫为贵人？”于是皇帝只好作罢。皇帝如此，民间自不待言。
此外，相术中所蕴含的封建道德、伦理精神，也通过看相的具体活动释放到民间，通过小说、故事来进行通俗的演绎，潜移默化之间，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从封建道德和伦理纲常。因为相术与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相符合，所以相术从未被官方禁止过，反而被统治阶级有意无意加以提倡，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何为“四柱”？
四柱，是指人出生的时间，即年、月、日、时，分为年柱、月柱、日柱、时柱。每柱两个字，上为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下为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正好八个字，所以又称为“八字”。如甲子年、丙寅月、辛丑日、壬寅时等。
四柱推命是一种依照天干、地支内涵阴阳五行属性之相生、相克的关系，推测人的休咎祸福的算命方法。其始于唐朝时期，初以年柱为主体，以生年干为本命，辅以纳音法推命。唐代的李虚中改以年为主，取年、月、日、时四柱推命，唐朝大文学家韩愈为李虚中作墓志铭称其论命“百不失一二”。五代的徐子平改以日干为主（日主），查四柱间之五行生克制化、刑冲会合为推命重点，并发扬光大。
四柱推命是中国命理学中，最重大的发明，经历了中国几千年的验证，可以说是经历了大风大浪、无数先贤的智慧洗礼，在不断地反复实践考证之后，才得到的重要宝贵资料，也可说是中国几千年来极重要的文明缩影。
【相术之认识——理性批判】
相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民间方术的一种。在重视检讨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相术进行一番审视与评判。
形而上学的先天决定论
中国古代相术所依凭的先天决定论是极其荒谬的。相术依循“天人合一”的理论来展示“人法于天”的现实，实际上是把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体交付给神秘莫测的力量，并预言这股神秘的命运力量可以把人引向理想的彼岸。这股力量可以决定人的生老病死、富贵贫贱，而它的唯一依据就是人的发肤骨肉。这种先天决定论、形相定型说完全不顾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个人后天的努力，看不到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的巨大创造力。由此而论，相术是让人“无为”，生就富贵相，即有富贵命；生就贫贱相，则受贫贱苦。其实，一个人富贵也罢，贫贱也罢，莫不经过许多的周折，有先富贵后贫贱者，有先贫贱而后富贵者。命只是一种虚根，人要衣食住行，要奋斗挣扎，又岂可无为！
人的先天因素对寿夭、智愚、疾病、生育等的确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事业成就以及吉凶祸福等，除了与其家庭出身有一定的关系之外，主要取决于个人后天努力，并受外界社会环境的影响，与人的先天因素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唯物主义的理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先天决定并且一成不变的命运。一个人在社会竞争中是获得成功还是遭受失败，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后天自己的努力，一分耕耘才能有一分收获。只要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注意审时度势，正确地掌握和适应社会发展规律，即便是相貌平平，出身寒微的人，也是能够大有作为的。反之，如果一个人终日无所用心，即便是相貌堂堂，先天条件特别优越，也只能是一事无成，碌碌无为。可见，相术在对命运的解释时宣扬天命论，是不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
封建色彩浓厚的价值取向
相术的价值取向集中地表现在它关于人的命运的断语上，如贵贱、贫富、善恶、邪正、福祸、吉凶、盛衰、忠奸、寿夭、贞淫等。这其中包含了社会行为和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这一套价值系统明显充满了封建道德观念。可以说，相术是把封建观念散布于人的形貌体肤，形成了它以封建观念作为价值取向的系统。
相术试图揭示人的禀性、贵贱、尊卑等有关伦理的命理消息，封建纲常体系中的种种道德规范，常常充斥于相术理论之中，作为其理论骨架。正是因为相术符合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才会得以延续数千年而不断绝。
例如，贵与贱，源于官本位的观念。在中国古代，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其或欣赏，或接受，或漠视。相术用自己的理论诱发人们渴望改变际遇的冲动，明显是用封建道德观念的石块垒积而成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封建伦理道德中的“男尊女卑”思想，同样渗透在相术的理论体系之中。相术认为，人是禀阴阳之气所生，男女的形体和形态特征也相应地表现为阴阳不同的特征。男女差别就在于男主女从、男尊女卑。作为男性附属物的女性，其外貌形态、品德操守都必须符合男性的社会要求。例如，相术之中有一个专题，就是讨论女相，即从女人大至形体，小至毛发的各个部位看女人的贞与淫。《神相全编》卷十一有所谓“达摩妇人相”、“麻衣秋潭月论女人”、“鬼谷子相妇人歌”、“秋潭月说妇人歌”、“女人凶相歌”、“女德论”、“论妇人贵贱格”、“女人九善相”、“妨夫论”、“妇人十贱歌”等，几乎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架在妇女头上的枷锁全部用相术的方式展现出来，令人触目惊心。《麻衣秋潭月论女人》说：“女人也要合人伦，和媚温柔量有余，语言详缓步行舒，妇礼三从并四德，因缘有分字贤夫，准尖齿露并喉结，额侧唇掀骨骼粗，发焦似火龙宫陷，败尽人家克尽夫，球头额广背丰隆，耳反神清唇更红，须克一夫并破祖。”这样的论调在相书中俯拾即是。而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古代的宗法制度与人们的心理诉求而产生的，也是封建思想的组成部分。
有人说，相术是封建伦理观念的教科书，这看来是不过分的，历代的相士实际上是扮演了封建传教士的角色。这种文化信仰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稳固政权的政治手段，显然是不可取也不符合现代社会多元的价值取向的。
对相术的综合评价
毫无疑问，古代相术中迷信内容多于合理因素，真伪掺杂、理性与非理性杂揉、唯物与唯心一体。但是相术把众多无法确定的相与无法十分把握的命运相连在一起，在现代科学也还无法正确论证预测命相的情况下，相术正是抓住了人们的渴望心理，而人的这种原始意识作祟的渴望心理又是永远无法消亡的。这正是相术的生存之道——迎合人们的原始价值观，以神秘对原始，这实在是一种绝妙的荒诞。
对此，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其中有些是古人的文化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反映，有些是古代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有些则是荒谬的无稽之谈，如以人的相貌来断其善恶寿夭、贫富贵贱和吉凶祸福等。
总之，对待相术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相术这种文化现象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要指出其虚伪性和欺骗性，对其唯心的封建迷信的内容进行科学的批判，同时又要承认凡此种种，是古代社会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机制造就的。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才更要求我们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理性地认识与对待相术，对其给予正确的评判。
古代相术中女相的三大关键看点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世间万物皆分阴阳，男人为阳气所化、女人为阴液所聚，所以看相也有男女之别。根据相学中上为阳、下为阴的原则，若以全身划分，头为阳、足为阴；若以头面划分，上额为阳、下颌为阴；因此看男人之相重点在他的头、额，看女人之相关键在她的足、颌。然而世间万物既有阳之分，但“独阴不生、独阳不长”，所以看女人之相除了重在看阴，但也要阴阳兼顾，而观察女人阴阳相兼的最佳部位，就是她们的腰和臀，因为女性纤细柔软的腰，是阴性符号最好的象征；女人丰满翘起的臀，是阳性图腾的典型代表。
因而，女人之相，下颌、腰臀、足脚，始终是人们，尤其是男人们，观察女人最好的信息窗口。具体来说：
下颌：方圆饱满。由于女人体内阴气较重、形体天生圆润柔和，因此最好的下颌之相，应当是方圆饱满、敦厚富实，凡是拥有此种面相的女人，一般都性情宁静、生活安逸、晚年运势亦佳，能够颐养纳福。
腰臀：腰细臀大为佳相。在中国古代，相士和普通人都认为，女性的臀越大、翘得越起，性欲和生殖能力就越强；女人的腰越细、越柔软，越是妩媚、性感、多情。
足脚：从女人足和脚的长相和形态中，看出她体内阴气的强弱，性情的刚柔，脾气的大小。在相学家眼中最好的女人足脚之相，首先应当小巧玲珑，因为小代表着一种阴柔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