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寺有个非常有名的亭子，叫侍郎亭。该亭因谁而出名曾经有异议，较早时有人认为是因唐时八大家之首——韩愈而出名，依据是当时韩愈因谏阻迎佛骨被唐宪宗自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期间与三平祖师公结下一段很深情谊。所以，三平祖师公圆寂时，韩愈“自潮来会葬，故山有侍郎亭”。
后经考证，“所谓韩侍郎之说”纯属以讹传讹。据载，韩愈逝世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三平祖师归寂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祖师归寂时，韩愈早不在潮州，且已作古，自然不会“自潮来会葬”。宋孝宗年间，漳州文化人蔡如松考证，认为侍郎亭中的侍郎应指时吏部侍郎漳浦州刺史王讽，这一论点，得到后世普遍的肯定和接受，以致沿用至今，几成定论。
但是，我曾经无数次询问自己，也曾经与人共同探讨过，当年的吏部侍郎漳浦州刺史王讽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到三平寺拜访义中禅师？他和义中禅师早就认识吗？而且，他是在上任第二天就来到三平寺，有“讽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谪居守浦，至止二日，访之，但和容瞪目，久而无言。”为证（摘自王讽所写《碑铭》）。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要去拜义中禅师呢？要知道，当年从漳浦州到三平寺几乎是无路可走的，何况，根据以上记载判断，在此之前，义中禅师和吏部侍郎漳浦州刺史王讽很有可能是互不相识的，既如此，为何会如此崇拜呢？
后来，当我写完《三平祖师公》这部长篇小说后，总算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吏部侍郎漳浦州刺史王讽之所以会在不认识义中禅师的情况下，就去拜访他，非常有可能是经过韩愈介绍的。作为唐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大名，我想是不用再介绍了。王讽当时认识韩愈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两个一个在户部，一个在吏部，可谓同朝为官，没有不认识的道理。不过，有一点存疑就是，韩愈认识义中禅师是在被贬之后，可见，在此之前，韩愈与王讽就素有往来，否则，也是说不通的，但我宁愿相信两人是个好朋友。这一点可以通过王讽的品行加以印证，能够和义中禅师“相见恨晚”的人，与韩愈肯定也是常有往来的。
于是，我的头脑中同样无数次地想象着，当年王讽从漳浦徒步上三平寺沿途的情形和心境。我猜想，他当时的心境一定是很不舒服的，对官场的一切似乎也已经心灰意冷，当时朝廷常常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弄得人人自危，甚至鸡飞狗跑，该贬的被贬，不该被贬的也被贬，这是其一；其二，此时此刻的王讽可能也开始相信命运了。这一点，从他刚上任就抛开政务，来到三平寺向义中禅师请教佛法就可以看出来。当然，也有可能是政务上遇上什么难题，特来向义中禅师请教，就像当年韩愈拜访大颠禅师的情形和心境一样。王讽和义中禅师也算是有缘，虽素未谋面，却能一见如故，大宽了王讽的心，从而找到了知音。历史证明，义中禅师也因为和王讽结缘，之后才有《王讽碑》和《行录文》传世，而这绝不是巧合，从宿命的角度来讲，这也确是互有因果的，人生之玄不过如此。
当年的吏部侍郎漳浦州刺史王讽走到距三平寺院约5华里处，也实在太累了，不料天色又将晚，又遇上当地土著民（即毛人）的为难，差点儿送命，幸亏得救，并转危为安。不仅如此，当地毛人还为他建下侍郎亭，这真是应了那句话“祸福无常”。不过，原来的侍郎亭现在早已被废，如今在三平寺前那个侍郎亭为新亭，于1992年重建。我曾经多次在新亭里静坐，试图感受一下旧亭的脉动，无奈总觉得不如想象中的旧亭留给我的印象深刻，但不知是我的定力不足，抑或是新旧之间距离太远，地点也相差太远。我想象中的那个旧亭肯定没有新亭漂亮和坚固，或许旧亭只是用四根木柱支撑起来的一个木亭而已，而新亭不但是个石亭，而且精美雕工，显得尤为别致，只是太新了，以致太不像了。猛然明白，新亭本来就不是用来取代旧亭的，也取代不了，也不是用来怀念的，只是用来提醒和象征的。想到这，我禁不住有点儿哑然的感觉。
转念一想，何止三平寺如此？君不见，全国各地不断有新亭换旧亭的现象发生？于是，我想到了“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北京陶然亭，还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之滁州醉翁亭。北京的陶然亭因唐代诗人白居易而出名，滁州的醉翁亭因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而出名。此外还有，晋代王羲之的兰亭和苏东坡的喜雨亭等等。其北京陶然亭以“陶然”之境界讨人喜欢，而滁州的醉翁亭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情态惹人迷思。还有一些，显然是因为建筑和文化艺术等方面让人记住。总之，亭文化的味道十分浓厚是无疑的，荡漾出来的山水之美一时也难以言尽，但从亭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亭被后人记住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再说，我国古代就有“亭文化”的背景和氛围。根据这一点，我倒是非常想建议，做为国家AAAA级旅游风景区，三平寺有必要在原来的那个地方，恢复侍郎亭，这样或更有助于旅游和观光，包括文化方面的回归，即便只是出于对亭文化的保护也是应该这样去做的，思维才能衔接起来。
从亭文化的角度来讲，也应该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我国古建筑中，亭文化具有悠久历史，并是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在记录和回忆历史。它的构造简单，但文化的意味深长，经过长期的沉淀和不断的演化，成为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实在难能可贵，把它当成凝固的语言，或一种物化形态的雕塑也是十分准确的。何况，亭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让它保持原样留传下来也是应该的，更何况，作为山水文化的象征和点缀，让它恢复到原样，或许会被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帮助后人找回过去的记忆，包括对历史人物的怀念与肯定，通过亭文化这个载体也是富有诗情画意的。何况亭文化里丰富的内涵也还没有被彻底挖掘出来。我国古代还有五里亭，十里亭，长亭与短亭等等，不知挥洒过多少离人的眼泪，又鼓励过多少出征人的激烈壮怀。总之，三平寺有必要让侍郎亭恢复过去的样子。
休闲与怡情的功能，无疑也是亭文化之所以会被继承下来的原因之一。当年的侍郎亭虽然不是为了休闲与怡情才被建了下来，但它却给后人提供了休闲与怡情的可能，同时也可以让人沉浸在山水和文化当中，这就是意外而又不意外的收获。我理解现在三平寺里的侍郎亭，象征意味大于休闲与怡情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无奈的做法。所谓无奈，其实是一种文化的短视造成的。三平寺要想让侍郎亭获得重生，就应该在原来的地方去续接生命，这样血液才去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