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荷塘与河沿
武定庵、三官庙、水月院，都地处通州新城南门的东南角，从这里进向城中心，半路上还有两座大庙，一是华严寺，僧房很多，和尚挂单的不少；二是城隍庙，道士主持，每年都有抬城隍巡城的活动，还都驻有军队（老百姓称他们为“老一军”），据说是老西（即山西）兵。祖父过早去世，我家只有大姐曾经是他的爱孙，那也只是她三岁时的事。父亲虽有旧学根底，却也没有文物考古的兴趣。从我家保存的房契上看，我推测，在通州作为繁盛的“漕运”终点时，我家这一带可能还是宗教香火胜地呢！只是由于漕运的衰落而破败了，并渐渐地变成了居民区。留在我想象里的胜地的遗迹，并非几座破败和失落的庙宇，倒是周遭的荷塘。其实，我称之为“荷塘”，只不过是因为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写得太美了，一种宁静的美，它的诗情化与人格化了的典雅意象和意境，使人沉浸在引起共鸣的自然美的感受里，秀色可餐，回味悠长。
自然，我当时面对那“荷塘”，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眼光。不过，留在我印象中的那个“塘”，规模却是要大得多。武定庵都把它叫做“莲花池”，莲即荷也。而那池的广大，据我今天的估计，约有二里长，又被人行大道和几座桥分开，大概有七八个“塘”。最大的一个塘，应是西邻水月院和武定庵的高坡，其东北已属旧城南门的地界。塘的中心还有一块圆形土堆，武定庵人都叫它“王八盖儿”，冬天是我们溜冰的憩息地。水面很宽大，夏天荷花开放的季节，红白相间的花苞与花朵，从浓绿的叶丛中亭亭玉立，占了大半个水面，真是艳丽极了！这当然不可能为我们这些小伙伴们所欣赏，相反，伤害“满湖佳丽”，倒是我们经常的作为。因此，我几次受到姐姐们的呵斥。七八个荷塘的水可能都是源自西关外的白河支脉，夏天多雨季节，溢出的水，就是沿着武定庵高坡下的水沟出“水关”而流入护城河的，所以，它是一股活水。所有的塘，花叶都十分茂盛，如果要去城中心，从武定庵出发，沿着水月院东墙小路，经过塘两边的大道，一直至城中心的大关庙（即关帝庙），终点处的小荷塘，也是在一座尼庵的前面。
这些荷塘，最早都是有人承包经管的。我记忆中是一位驼背的中年人，姓杜。平素只他一个人，在荷塘开花结实的季节，蹒跚地巡视着。这样多的荷塘管理起来自然很艰难，好在塘的周围居住的都是朴实的人群，对他既友善又同情，或许大家都对这荷塘美景有着自然的感受吧！在杜驼子不在时，都替他维护着荷塘，呵斥小顽皮们折毁荷花，偷摘莲蓬和荷叶。自然，杜驼子也绝非“满湖佳丽”的鉴赏人，而荷塘无疑每年都有经济收益。他护着荷花不被毁损，也不是怜香惜玉，正经的是为了她的果实。据说，几个荷塘能收获几万斤莲藕，就是绿油油的大荷叶，即使干了，也有人收购，特别是莲藕的收获季节，莲蓬已摘完，荷塘要放水，杜驼子自然也没有林黛玉欣赏“留得残荷听雨声”的雅兴，而且不只残荷尽除，就连荷塘也要遭遇深挖深掘的“浩劫”，这时总有几十人在工作，每个荷塘在上冻前都是坑坑洼洼，一片狼藉。杜驼子为了这一年的邻里的帮助，在第一遍收莲藕后，也允许孩子们去挖第二遍，其实，这也只剩下莲藕之中间节了，稍现藕形，却无藕味。我的二哥不知有什么窍门，每年总能挖到一两枝肥壮的白藕，这时，那荷塘更是不堪了。但我一直弄不明白，荷塘每年经受如此严重的创伤，究竟第二年是怎样平复的，虽然挖藕后，又会放水，且严冬成冰，可第二年夏天，那浓绿的荷叶又会布满全塘，在浓绿肥大的荷叶丛中又会有红白相间的“艳丽”俏立在水中，于是秋冬之季再受劫掠。年复一年，在我的记忆里，有那么两三年，荷的覆盖在那大塘的水面上还不断扩大。可日本鬼子一来，杜驼子也不再“承包”荷塘了。我不知那时的荷塘主人是谁，据我今天猜想，在这片寺庙围绕中间，遍植莲藕，可能和佛寺尼庵有关，因为佛总是要盘腿在莲座上，特别是中国本土创造的观世音菩萨，是个女体，并负担着多重“送福”的职责，即使在她云游天下的时候，足下也是离不开莲的，不过，武定庵、水月院都早已没有了尼庵，而且，连佛祖和菩萨都已无影无踪，当已不是庙产，那就只能是塘的中心所谓“教育馆”所属了。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这教育馆只剩下几个人看管书，哪有人来管荷塘！很快，荷塘便荒芜了，浓绿的水面缩小了，夏天再也看不到那遍湖“佳丽”，即使冒出几枝荷苞，也高不过荷叶，而显得孤零零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几次回家，荷塘已大部分干枯，最大的荷塘也只剩下一片水，只长着芦苇而没有荷了。20世纪90年代三关庙、武定庵、水月院都已被拆迁，而荷塘也被填盖成工厂了，90年代初我偶去天津开会，那时京津高速尚未建成，我回京顺路拐进城里，武定庵东口只剩下李氏家族的两棵树了。一棵是我家那棵果实甜脆的枣树，一棵是我祖辈义买存留的200年的古槐。我想，那枣树只是因为好吃而暂时存活的吧！古槐则是受到区政府保护而不准砍伐，现在已不知那古槐旁又耸立起什么样的楼台馆舍，都已不再是武定庵，不再有荷塘了！
通州人叫河沿的这块地方，坐落在清代皇上万寿行宫后门河对岸，所以，也叫它万寿宫，它之有名，自然不是因为它在河边，也不是因为它是皇上行宫，而是因为它是通州城唯一的娱乐场所。那里有戏园子，有书坊，空场上有变戏法的，有耍猴的，有拉洋片的，有摔跤的，也有临时摆下场子耍枪弄棒的，总之，这是个江湖流浪艺人卖艺的集中地。它濒临的这条河，横贯东西，从西水关到东水关，穿城而过，流向运河。在我幼时，它实已变成一条大“龙须沟”，我现在还没有考证出这条河姓甚名谁。河的北面是个空场，并不大；白天、晚上都热闹非凡。同时，伴随着人们的“娱乐”，也有各色小吃摊的叫卖，尽管有些酒摊，也撑起白布幔帐，有桌有凳，还是招揽不来阔佬，即使穿长袍马褂的穷酸，都宁肯进小饭铺，而不坐小酒摊。当然，所有小吃摊都不缺少顾客。只不过他们都是普通通州人和过往的贩夫走卒，花一两角或几大枚铜钱，或喝两盅二锅头，或吃碗馄饨、面茶、油炒面。至于我这类听蹭书、看蹭戏，溜来溜去的“小耗子”，身上顶多只有两三个“铜大子儿”（即铜币），只能喝碗豆汁儿，饶几根咸菜。我记得，那时流通的钱币“袁大头”、鹰洋、光绪币的银元和“法币”纸币同时使用。一银元或一法币，可换三百多枚“大子儿”。有一次，施大爷的学生隋大哥（河北省政府的秘书长）来看望父亲，给了我两块现大洋（银元），后来被母亲用20个“大子儿”换走，这样我还成了小伙伴里的“财主”。那一天，也曾在《三侠剑》说书场的大木盘里扔了两大枚，并坐在头排凳子上听了一回书。这是唯一一次在说书人打钱时，我没有溜号儿。
这河沿的娱乐场，并非都是江湖野班子在演出，他们只能在空场上租得一席之地，戏园子和室内说书坊，那都得在京城有点名气的角儿才够份儿。那时我对四大名旦、四小名旦、马连良、谭富英等一概不知，也不记得有什么名角到来引起轰动。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也不具备鉴赏古典艺术的能力。想混进戏园子听蹭戏，一是好奇，二是看热闹。只记得有一次混进去，戏将终场，演的是孙大圣闹天宫（新中国成立后的剧名改为《美猴王大闹天宫》），主角美猴王是姜铁麟演的，虽不能欣赏他的武打艺术，却很喜欢他挥舞金箍棒时的那种灿灿生光，虎虎生威。他当时很年轻，扮相也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看过李少春同志的《十八罗汉斗悟空》。我虽对京剧艺术并无研究，可总因工作关系，看得多了，对它的唱、念、做、打，多了一点知识，少春同志作为多才多艺的大艺术家对美猴王的独特的艺术创造，当时已享誉国内外，自是我幼时所看姜铁麟的表演无可相比。但是，每逢我想到猴戏的时候，仍然会首先想到姜铁麟的表演形象，这大概正是鲁迅所说的：“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吧！”（《朝花夕拾·小引》）记不清是80年代哪一年，吴素秋先生有事来找我，也曾引起我幼时的记忆，还询问起姜先生的近况，据吴先生说，他的健康情况不好。他究竟是哪年去世的，我不知道，但他似是比吴先生年轻，而吴先生已年过八旬。虽不大出来，却仍健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虽没有再看过姜铁麟的演出，但他总是留给了我“京剧启蒙”的记忆。
其实，在民间艺术中，从幼时来讲，是评书和章回小说给我的影响最大，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当我上大学中文系时，我爱上了宋元明清小说戏曲课，并在我近60年的工作与写作生涯中，留下了160多万字的笔迹，占我评论研究文字的三分之一，也总有这幼时“启蒙”的根因吧！
那“启蒙”虽然始于儿时为母亲夜读《三国演义》，同时也有着刘大爷和河沿露天场上的说书。因为室内说书坊是通州上等老太爷、太太们去的地方，每天有包车（拉人力车包月）拉来，或有跟班随行，室内洁净鲜亮，每张桌上都摆着干果盘，瓜子、花生、蜜饯和一壶好茶，供高贵听众们慢慢品尝，消遣时光。有时是说书，有时是唱大鼓，有时是说相声，来的总是从京城下来的有点名气的艺人。像戏园子一样，门口把守很严，孩子们溜不进去，只有在听众少的时候，守门的才会放人“顶缺”。在我的记忆里，我也就蹭进四五次，一次是听《三国》，那位老艺人的说书艺术，虽不及柳敬亭那样神妙：“柳生侈于口，危坐掀髯，音节顿挫。或叱咤作战斗声，或吁喁喁效儿女歌泣态……童仆以下，咸助其悲喜，坐客莫不鼓掌称善……”（王沄《漫游纪略》），但白文“刚口”，描述刻画，也有细致入微，生动感人之处。比如关于长坂坡这段情节，他就说得有声有色。可惜通州的上等人不太喜欢听《三国》，所以，他没说几回书，就因“不上座”而离去了。说相声的，我只记得，有个哑嗓儿的高德明来过通州。但也说的时间不长；这个上等人听的书场，经常是说唱大鼓书的女艺人属地，男艺人的说书，只有一位说《鬼狐传》（即《聊斋志异》）的陈志和，最受欢迎。我当时一般是听不太懂他说的是什么，但成年听众却反应强烈，他是一位说《聊斋》的名艺人。我只记得他的眼睛不大好，打钱时有人在前引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广播电台上还听过他说《聊斋》的段子。这引发了我的联想。因为《聊斋》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大都是描写女性的美好与男女情爱的。蒲松龄老人运用的“拟古体”优美的文笔，把她们写得款款多情，艳丽动人，而陈先生能把蒲松龄简约而又内涵丰富的描写，化为现代的语言，含蓄而又酣畅地描述出他们的“儿女真情”，显示了说书人深厚的文化素养。不过，当时我蹭听的，只有《宫梦弼》的故事留有印象，这故事不涉情爱，歌颂的是一个义友，一个义妇，其描述的语言，时而义愤填膺，时而扼腕痛恨，时而充满柔情，十分引人入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