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定庵没有这样的大户，街中心的崔府，很少看到主人出入，听说是在北平做大事儿，常见的是“老妈子”出来买菜，男仆送小姐上学，上的是南大地育英女子中学。平素紧关大门，和邻里无来往。还算不上胡同里的久居户的两家被私下称为发洋财的暴发户杨瓦匠和曹木匠家，杨家却占了武定庵原庵址。杨大爷占了偏南前院，杨六大爷占了偏北后院。菩萨已不存在，杨大爷早已作古。儿子出国留洋后在北京工作，家里只留下两个孙子上学，陪着杨大妈。杨六爷还继承着瓦匠祖业。另外一家曹木匠，在胡同南面盖了一个四合院，外加一个工房院。曹爷爷已退休，是个教徒，长袍坎肩，绅士打扮；他室内家具，都一色硬木，十分精致，他的继子是他的侄子和徒弟曹大叔，虽是个罗锅儿，但手艺甚精。杨、曹两家都是靠承包南大地教堂、潞河中学、育英女中发家的。有一种传说，杨、曹两家发的不是洋财，是他们在南大地开工时挖出了宝。说曹爷爷到现在还时不时地拿出一个10两的银元宝到银号去换兑。不过，令大家不解的是，杨、曹两家虽同一来路，却对口不吹，互无来往。杨六爷的孙子杨瑞祥，是我初小的同学，曹爷爷的孙子曹永福，是我从小的好友。所谓“发小”，那是因为他的大姐、二姐和我的大姐、二姐是好朋友。我二姐和曹二姐总是背着抱着我们一起玩耍。曹大姐自幼受到爷爷、奶奶娇养，而曹奶奶的家教甚严。她还认为，女孩儿不裹脚是嫁不到好人家的。曹大姐高挑身材，瓜子脸，明眸细眉，是胡同里出名的大美人，但却在奶奶的管教下，裹了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好不艰难。其实我家也有此家教，姑妈就力主两位姐姐应当裹脚。只不过因为大姐自幼倔犟，又是祖父爱孙，上的小学是所谓“洋学堂”，那时已有了妇女不裹足的宣传，大姐坚决反对裹足，即使夜里姑妈给她裹上，第二天她也拆掉；二姐虽然听姑妈的，但她怕痛。妈妈尽管对孩子严厉，但她自幼受过这个罪，也并不附和姑妈的主张。父亲虽遗憾于自己没有考过秀才，却并不赞同女孩子裹足，还送女儿上洋学堂。正因如此，在我家男女受到同等待遇，女孩子学历高过男孩子。大姐、二姐都是高师毕业，大姐还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先修班。后来连妈妈都成了“解放脚”；大姐也曾力劝曹大姐起来反抗，可这娇弱的曹大姐哪有这个胆量呢！曹大姐18岁就出嫁了。虽是嫁到北京去，却受了媒人的骗，曹奶奶一心想把孙女嫁到上等人家去，事实上是嫁给了一个推车买菜的。上有公婆，下有小叔子、小姑子，都靠她小脚媳妇伺候，听说还不到30岁就在一次难产中去世了。
曹、杨两家都自视甚高，不大和胡同的老住户来往。和我家有点联络，也主要是因为孩子们的交往密切，或许也因为我父亲曾是真正的“白领”，在邻里中是个有学问的人。杨六大爷因为还干的是泥瓦匠工头儿，家境就逊于杨大爷家，为人又豪横，他的两个儿子都有过打架斗殴的纪录。杨大哥还残了一条腿，外号杨瘸子，残了也还一言不合就动手，邻里大妈们都说他是“混混”，但在胡同里也没什么恶迹，为人反而有点仗义。抗战胜利后，每个胡同都必须有保甲长，基本上是被指定的，没人愿意干，杨瘸子自然是合适的人选。只不过，这位杨大哥倒没有倚官仗势地欺侮邻里，老街坊有事，他总是出来说好话。记得1947年初，大姐来信要我去青岛做姐夫的助手，帮助他写作，我则梦想上大学，常去北平北洋大学友人处补数学课。有一天，晚上回来被国民党抓兵的盯上了，一直追到我家，硬说我不是李家人，想乘机抓我走。幸亏这“杨保长”仗义执言，多方证明，我是他的儿子杨瑞祥的同学，老李家在武定庵住了一百多年了，这才得以免灾。不过，这也成了他夸饰的口实，每一见到我总要说一句：“老三，那天没我证明，你可够呛！”我也真没忘他这点好处，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寒假从山东回来，这时我不仅参加了革命，而且成了新中国第一届大学生，就想到，如果没有他那次帮忙，可能真会改变我一生的命运。但是，妈妈告诉我说，他腿脚不便，1948年就因跌跤瘫痪，很快去世了，只有我的同学杨瑞祥，还在承继祖业，做泥瓦匠。
武定庵还有个瓦匠刘家，这是个人口众多的特殊家族。一家10多口，哥儿们四五个，都打着光棍；姐三个，大姐已守寡，无子女，只好又回到娘家；二妹出嫁生了两个儿子，丈夫在塘沽盐场工作，她则留在娘家。她的大儿子张宝珍，上过我父亲的私塾；也是我幼时的好友。刘大哥是个包工头，上阵兄弟兵，我家每年修房，都是他家做，连后来盖的五间房，也是他家承包盖成的。其实，那刘大哥年长于我父亲，但老街坊排辈，他们都称我祖父为六爷，父亲为老叔。刘家小妹（我们叫刘老姐），一辈子没嫁，替哥哥们管家。这位刘老姐高高的个儿，大大的眼睛，白净脸，长得挺好看，不知为什么误了嫁时，一辈子给哥哥们管家，还把他们一个个送了终。她自己则是两个外甥养老送终的。妈妈和她很谈得来，经常一起聊天。
如果说武定庵西半条胡同独门独户多，那么，我家住的东半条胡同多是大杂院，我家西邻，虽是个大户的院落，两进房屋足有二十几间，但主家不在国内，委托人代管出租，住有十几户人家，多数是县城内的市井小民。我们李家的“第二支脉”，我的二大妈家，就已沦为这大杂院的租房户。这院子虽大，却已被分割，占据，装扮得不像样子。而且经常“锅碗瓢勺”大碰撞，没白天黑夜地吵骂，吵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却敢怒不敢言，以避免卷入战团，更加不可开交。只有我二哥有时大声嚷一嗓子：“别吵了，还让人睡觉不？！”妈妈怕招惹是非，又极力呵止他。
不过，这大杂院里也住着我幼时心目中的两位“奇人”！一位是刘大爷，胖胖的，蓄有三络长髯，夏天穿一身黑绸衫裤，衫上有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一把梳子。乘凉时，他常用那小梳子细心地梳理他的长须。他看上去表面很威严，人却很和善。他在大杂院租有两间房子，和刘大妈一起过活，无子女。武定庵前，有两棵大槐树，还有一个大空场，炎热的夏夜，东边的左邻右舍大人孩子们，都在槐荫空场上乘凉，刘大爷总是坐在大杂院门口台阶上。大娘婶子们嫌孩子们闹，又怕他们打架，就会有人喊一嗓子：听刘大爷说书吧！于是，我们就一个人拿个小板凳儿围坐在刘大爷身边。刘大爷是喜欢孩子的，也许还因为抹不开邻里大娘们的面子，只好做个孩子王以消夏。显然，刘大爷年轻时有过听书场上的经历和爱好。他虽未以说书为业，却能绘声绘色，抑扬顿挫，并以他的折叠纸扇为道具，作一番表演。我做总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明代卷里，在曲艺艺术方面，曾请吴文科同志（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专章评述明末大说书家柳敬亭，并进行了一次专题讨论，因为他是“名见经传”得到尊崇的第一位曲艺艺术家。柳敬亭那令“亡国之恨顿生”的凛然的风神，以及使“檀板之声失色”的高超的艺术技巧，自是刘大爷比不上的。不过，刘大爷的“说岳”，对少年岳飞矢志报国的英雄气概的描绘和刻画，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童稚的心灵里，特别是《明英烈传》的大将军常遇春和儿子常茂向“骚达子兵”的冲锋陷阵，英勇战斗，在刘大爷的“说演中”，也有那么几分“往往于刀山血路骨撑肉搏之时，一言导窾，片语解颐”的风姿（钱谦益：《为柳敬亭墓葬地疏》）。现在想起来，刘大爷钟情常氏父子，可能同常遇春攻打元军在通州附近战死有关。刘大爷当然不会有“寓教于乐”的思想，但在他“刚口”中充溢着的凛然正气，给我们的幼小心田种下了仇恨外来侵略者的种子，这使得我们对随后发生的“通州事变”，有了亲身的感受。我们曾经多么崇拜29军的大刀队呵！就连跟着汉奸殷汝耕冀东22县自治的张竟余的那些兵，因为他们终于向西仓的日本兵开炮了，我们也原谅了他们，替他们辩解说：“他们原就是卧底的。”
不过，刘大爷的《明英烈传》并没有说完，因为即使在夏天，那也是时断时续的，不可能风雨无阻，所以，我终未听完这部书，而且在我从北京西服店学徒回去时，刘大爷就已作古了。可直到我上大学，我也没有忘掉这段“情缘”，还是找来了《明英烈传》这本书读完，遗憾的是，我却并没有找到听刘大爷说书时的那种感觉，反而认为，在历代讲史里，《明英烈传》是写得最索然无味的书。
另一位是苗大爷，他孤身一人在大杂院租一间房。他长得光头细目，身材精瘦，精神抖擞，脚步矫健。用武定庵人的话说，一看就知是个练家子。他穿着很讲究，夏天一身黄绸裤褂，黑礼服呢洒鞋。他不是武定庵老住户，稍微有点口音，有人说他是河南人，也有人说是山西人。有人说他在过去的镖局子保过镖，也有人说，他做过看家护院的。有一次，大杂院里闹贼，他蹿上房顶大吼一声，把那贼吓得连滚带爬从西边短墙逃跑了。苗大爷不喜欢和邻里来往，一个人活得很富裕，房子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所以，有些不喜欢他的邻里，甚至说他可能是“避祸”的江洋大盗，说不定哪天官府会找到他。但苗大爷很喜欢和孩子逗，特别和我们几个“淘气包”很合得来。在我们的心目里，他有一身功夫，还会飞檐走壁，总想拜他为师，跟他学艺。有一个夏天，苗大爷被小伙伴磨得一时兴起，答应教我们一路拳；让我们把武定庵前的空场打扫干净，还洒了水。我已记不清这路拳叫什么名字，反正不是后来在教育馆学的那套“少林拳”。开头，苗大爷一招一式教得很认真，小伙伴们学得也很“投入”。但不到三天，就被空场乘凉的婶子、大娘们搅了局。她们既嫌我们挤占了她们的属地，又嫌我们闹腾。闲言碎语，指桑骂槐，骂人又不吐脏字，这可是武定庵女界的拿手好戏。苗大爷自然听不下去了，就找个生病的托词，不只散了“武场”，连乘凉都不出大杂院了。很久很久，我和小伙伴们都为没有学到苗大爷的“真功夫”而失望、而抱恨……
人的记忆，是个奇怪的东西。在成年后的几十年间，现实的文治武功，人生的酸甜苦辣，经历多多，却往往容易淡忘，只有这库存的幼时记忆，哪怕并没有什么动人的趣味，却还是铭刻在我的脑际，甚至带着一点温馨和甜蜜……
武定庵的住户自然不止这些，我的邻里乡亲，即俗话说的老街坊，包括高台阶的崔府在内，都没有高官政客，也算不得名门大户。说实在一点，连个高级一点的知识者也难找得，多数是小市民和手工业者。所以，在人们眼里，我的父亲就成了唯一有学问的人，受到普遍尊重，从无一人说过他的坏话。不过，生活也不是平静无波的。大妈大婶们总难免因为孩子打架，甚至猫狗纠纷，闹得彼此不和睦，吵骂一场，三月半年不讲话，也是有的。我的母亲和对门韩婶，虽是近邻，却对火不吹多年，还可以说，从我懂事就没瞧见她们讲过话。听二姐说过，她们曾大吵过一架。可是，“通州事变”炮声一响，韩婶一家三口出走保定，一年不归。我父亲虽未受委托，却“全天候”地替她“看了家”，直到她回来，发现寸草未失，左邻右舍告诉她，是对门“李老叔”一直守着，连孩子也不许进院子。这事儿可感动了韩婶，回家没几天，就买了一纸匣的北京大八件亲自登门道谢，并主动和妈妈说话儿，道辛苦。妈妈再厉害，也不好意思记仇了。即使父亲和韩婶死后，妈妈和韩二嫂也还是彼此照顾，几乎天天都有来往。特别是日寇统治时期，武定庵有七八家的年轻人，都在所谓“大后方”“抗战”，我大哥在于学忠军队里做军医，更是众所周知，却无一人向敌伪机关告密。在敌伪统治下，通州人真可谓到了水深火热的境地，我家相继遭遇不幸事件，先是父亲酒后中风偏瘫在床，随后是二哥患脑膜炎猝死。实是难为死二姐了，她给大哥写了信。那时于学忠的军队在山东“打游击”，大哥只得通过“全聚德”的关系请假回京。这实在是一次冒险的行动，连病中的父亲都感到震惊，邻里们也很担心，却并无一人泄露。他在家住了两个月，是在父亲严厉催逼下才走的。临别时，父亲说了很决绝的言词：“就是战死沙场，也别回来！”他走后，好几位邻里大妈婶子，笑逐颜开地来安慰妈妈，都说：“还是回那边的好，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何必让孩子陪着咱们受罪！还得担着份心！”
多么好的邻里乡亲，多么识大局、有气节的人民！有谁敢说他们无知无识！尽管我幼时是那伙小淘气包的头头，没少因为惹是生非，受她们的斥责，或者被告状而挨打，但留在我印象中的大爷、大妈、叔叔、婶子、哥哥、姐姐的音容笑貌，为人个性，至少也有70多年的“历史”，但他们仍是鲜活的，使我感到朴实、亲切、温馨！
1990年代初，武定庵整条胡同被拆迁了，老一辈都早已不在了，我只看望过我幼时的同学和小友张宝珍，他长我两岁，那时已60多岁，过后不久也去世了；小友曹永福，据小弟说，他在河北省某县某区做卫生院院长……我爱他们，我想念他们，好在还有这些琐细往事让我咀嚼，使我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