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统区经济恶化虽已显形，但我刚到青岛，并不了解姐姐家的经济情况。家刚刚在安顿，那宿舍是日式的建筑，一家三室，一间略大点的，作了书房，除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其余都是书架，那两间房是没有隔扇的，偏南窗下放两个木沙发，偏中间放一张大床，东面墙有两个内橱柜，原是收放衣物的，纪彬喜欢住上面有“榻榻米”的橱里。大床是姐姐居中，贞元、明因左右一边一个。书房的那张床是我的。纪彬虽是二级教授，但因为他一直接受党的派遣和进步的学生运动有联系，从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到山东大学，总因政治原因被解聘，职无定所，也家无积蓄（这都是我在近几年从明因和大姐写的《赵纪彬传略》中了解到的）。我当时还不知道，他这次应聘山大，是因为在上海参加进步的大学教师联谊会，才被东吴大学解聘的。全家能来青岛，也是在杜守素先生（中共党员，老左翼）的帮助下，并预支了《中国思想通史》的稿费才得以成行。地下党的关系，则是由王昆仑先生介绍青岛中纺公司刘泓夫妇、毕中杰夫妇联系上的。这位刘泓同志，我没见过，据姐姐回忆，刚到青岛时，“人地生疏，家徒四壁，亏他照顾，才安顿下来”。“当时物价飞涨，一位教授薪金只能买一桶美孚油烧饭吃。亏得刘泓留下的40斤大米和300斤煤贴补过了冬”（山东大学青岛《校友通讯》2006年12月30日李慎仪：《赵纪彬传略》）。我去青岛时，这位刘泓同志已取道天津，去华北解放区了。所以，我并未看到家里的困窘情况，我也是得益于他们接济的，亏了刘泓的大米，因为全家我饭量最大。
我初到青岛，正在暑假，纪彬在备课。我不仅在家务上帮不上大姐的忙，我那套经过海水洗礼的行囊，倒连累大姐用了两三天时间拆洗，我当时所能做的，只是当个买买生活用品的采购员，和带着孩子们出去玩。贞元活泼嘴甜，明因调皮执著，都很可爱。但都还小，青岛好玩的地方，对孩子来说，自然是中山公园和水族馆了，特别是水族馆，那不过是一个代名词，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鲁迅公园”沿海滨的一大片青岛人的“休闲”地。从栈桥沿着高低不平的礁石海岸，修了一条时上时下的石阶路，“终点站”是水族馆。要说“鲁迅公园”怎样林木参天，或生长着奇花异草，那是找不到的。最多只不过沿着路的两旁疏疏落落地遍植着伞式的松柏，在这海滨公园构不成风景的亮点。不过，即使在我这缺少自然美鉴赏力的人的眼里，这里吸人“眼球”的，都与花卉园林无关，而是大海、海滨和它们的“附属物”！那静静的港湾，那不动的蔚蓝，一眼望去，无边无际，而俯首海滨，又有层层波浪不断地涌向岸边，击打着“千疮百孔”的礁石，激起阳光下多彩的浪花。
我是刚刚经历海上风浪的远方来客，深知那静静的潜流涌动起来有多大威力！因而，很久很久，我虽生活在人人称赞的美丽的海滨，却并不能引起我审美的向往，也不能体会孩子们一到海滨就欢呼雀跃的愉悦之情。我每次带贞元、明因去海滨，总是走着同一路线，先上栈桥，然后回头，沿着公园上上下下的石路走去。孩子们跑跑跳跳，望着礁石激起的大浪，时而尖叫，时而大笑，直奔水族馆。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这样的上上下下，一会儿就会气喘吁吁，可孩子们却不怕劳累想着法儿跳来跳去，兴奋极了。而每一次这海滨之游，都搞得我很紧张。我既不敢让他们靠近礁石，或爬上礁石，又得叫喊着让他们慢些走，因为就是跑在平整而有起伏的砖石路上，一不小心也会摔破和擦伤。
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水族馆，是不是还叫水族馆，我没有再去过，但60多年前的水族馆，不过是海滨的一个很小的建筑。“所谓”水族，也少得可怜。鱼类都分养在馆内两廊隔开的玻璃窗里，每格内都游动着海鱼，也不过是些小鱼，有的格内还空着，似也引不起孩子们的兴趣。只有这小小的建筑内占据面积最大的海水池里养的两只海豹，游来游去，偶尔还跳跃一下，永远是孩子们围观欢笑的对象。我忘了全家或者我带着孩子去过多少次海滨和水族馆，反正除去这水族馆，就是中山公园。现在我真记不起那中山公园是什么规模，只记得那里有高大的遮阴树林，还长着香甜可口的水蜜桃。我们有时也到青岛市的最高点去看看，那不是什么山，除去崂山以外，我不知道青岛还有什么山，我想这大概因为青岛市本身都是高高低低的山地，所以，那“高地”也不知是什么山，只不过德国殖民者把总督府建在那里，可俯视全市，望着那高低不平、明明暗暗的万家灯火，平添一种神秘感。我记得，1988年访问西德，在从慕尼黑到柏林的路上，曾看到一座貌似青岛总督府的建筑，陪同的翻译女士告诉我，那是德国的旧城堡。我用“傻瓜照相机”把它拍了下来，自觉还有点意味，回国后，偶然被摄影家朱宪民同志看到，还给我放大了一张，拿去展览过一次。要去这个貌似德国城堡的总督府高地，从合江路要下行过三道街，还要走下几丈“谷底”，然后才能爬上高地。这总督府的建筑，确有点古朴威武的气势，贞元很好奇，我带她上去过一次，但当时那里出入的都是美国兵，不让靠近。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这里是市政府的“交际处”，又成了苏联专家的来往住地，但我只去过那一次，我想，这德国殖民主义者的遗迹，理应还保留在那里，也会派上个用场。
青岛三面环海，只有一条陆地通道、自然是海洋性气候。又因为它在海的包围之中，是胶州湾内海的一块，虽空气清新，却又多雾。特别是春夏之季，哪怕是晴空万里，一霎时，海雾就遮天盖地而来，再加上海上的风雨无常，夏季的雨又多，潮湿闷热的天气是经常的。说实话，我在青岛生活了四五年，并不认为它是避暑胜地，而且，很不喜欢这海雾。或许它也是我当年患上肺病的原因之一吧！但因为有这海雾，德国殖民者在沿岸礁石附近埋藏了一种在雾天能发出声音的装置，青岛人给它起了个“铜牛”的名号。在浓雾中它能自动发出闷闷的响声，向进港的海轮和船只示警。不知为什么，我在读《基度山恩仇记》和海轮进马赛港时总会想起这青岛的“铜牛”。不过，1950年，我重回山大时，就很少听到它的吼叫了，1953年我从山大毕业时，它的声音已完全消失了。有人说，这是年久失修锈住了；也有人说，是被人偷挖走了。可能因为它不过是德国殖民者留下的遗迹，很快也被人们遗忘了。
当然，这些都不是我带孩子们常去的地方，常去的只有合江路上面的小石山。这小山上几乎没有绿色，遍山都是石头，有点土的地方，也只长些细草。明因爱找石头，偶尔也能拾到几块玲珑剔透的小石头，高高兴兴玩几天。主要还是在半山中的一块大石上看看周围的风景，那虽不及德国总督府的高位，也还是可以看看远处的楼群和绿色。那时贞元也还在上幼儿园，她喜欢唱歌，也喜欢听人唱歌。坐在那块光滑的大石上，她总是要让我唱歌给她听。我家的确有一个唱歌唱得非常好的成员，那是我的二哥李锡纯，可惜他过早地夭亡了！我曾写过一篇纪念他的题名《我家的男高音》（见拙著《冬草》）的文章，抱憾当时没条件让他学音乐，发挥他的天赋。我则在小学上音乐课时，不识五线谱；后来上了革命干部学校，也没学会识简谱。我自觉应属于“喇叭嗓子”一类，可以哼几句，大概也是五音不全。脑子里能想起的，也是小学毕业时，音乐老师反复教我们唱的歌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和《苏武牧羊》之类。就这样，我还唱不全，能唱全第一段歌词的，只有一首《松花江上》，那还是在石家庄多次听北生、家屏在抗战后那段时间总是唱它才学会的，可能还贴近曲谱。站在山石高处，唱一曲《松花江上》，总是掺入一点个人的沧桑之感，却不料会惹来“国军”的干涉，山那边驻军有一位军官老远就喊起来：“喂，小朋友，别唱这歌了，东北已经光复了。”看来是个年轻的军官，好像还有点文化，可我一看到那些“老子抗战八年”的“兵爷”，就没有好感，远避之犹恐不及，没等他走过来，就带着孩子们离开了。贞元和明因幼时真没什么可玩的，留在我记忆里的，明因只有一辆儿童车，在屋里骑着转来转去，即使出去骑，也只能在楼道里转。贞元虽然是大教授的女儿，我也没见过她有过几本儿童读物可看！我不记得是否带贞元去看过电影，只记得1948年曾带她到鲁迅公园对面青岛剧场看过一次话剧《万世师表》。这当然是一部进步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仿佛又改编成电影，由赵丹主演。描写的是一位大学教授的苦难和奋斗，我记不清剧本内容了，仿佛是有点闻一多先生事迹的影像。演出单位是否山大学生组织，或者是青岛的文艺团体，当时也没弄清楚，反正票是中文系同学送给赵老师的。纪彬当然不能去看，就由我带贞元去了。贞元那时不过六七岁，我相信，我虽然小声作一些必要的解说，她也不一定能全懂，但她乖得很，瞪着眼睛看舞台上的表演，直至剧终谢幕，她还拍着小巴掌，不肯离去。那时候的话剧都很长，《万世师表》演了三个多小时，都是年轻人演的，有充沛的热情，很受观众欢迎。只是在我听起来，只有几位女演员的台词还有点普通话味儿，连那位“师表”都是满口山东腔，未免使演出有点逊色。但贞元却看得津津有味，连我们还要走很远的路也忘了。那时已是夜间10点多，她一点困意都没有，一路上还问这问那。可走到半截却耍赖了，说路太远了，她走不动了。我只好背她走，她虽不重，可背起来走远路，也很累人，我出了一身大汗，她却睡着了，回到合江路，已是11点多，大姐直埋怨说应该早回来。实际上，我们此后也再无戏可看，因为政局一天比一天紧张了。我的新家生活得很和睦，孩子们的玩闹，就是明因，也不过是小淘气，时时是想充“英雄”而已，贞元则是只要小朋友肯和她玩，她就处处让着人家，从不和人吵架。明因憨憨的，但问题最多，不管干啥他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似是比姐姐更肯用脑子。孩子给全家带来欢乐。纪彬很宠爱他的一对儿女，特别是明因，自幼养成了敢于直言不讳地和父亲讨论问题的习惯。
我说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不等于说，这家就真所谓相敬如宾，毫无矛盾，纪彬夫妇之间也经常发生争吵，只不过，大姐生性内向，她恼怒时就会一语不发，躺倒不干，谁也不理睬。纪彬可能由于职业习惯，喜欢争辩。这时会瞪眼直呼大姐的名字——李慎仪，如何如何。每逢这种场面，我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因为他们所争的都是一些小事，并未构成感情伤害，而我所谓的“和睦的家庭”，是和我家的经历相比。因为在我家，妈妈的吵骂，总是和“经济”有关。家里一出现生活困难，她就要骂一顿父亲为什么好好的要从邮政局辞职，谁家男人闲在家里不找工作，逼着父亲出去违背自己的志向屈就一个小职员。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只要父亲在家，就很少有一天不吵的，我们都站在父亲一边，却敢怒而不敢言。只我敢吵吵几句，也要挨一顿臭骂或笤帚疙瘩，所以自幼就厌烦这种家庭争吵。在这个新家虽生活并不富裕，却从无这类争吵，使我没有感受过一点精神压力。当然，我并不知道我那时的生活，也是享用了革命同志的补贴，至少刘泓和毕中杰同志的支援，我都是受惠者。后来我逐渐知道，大姐和纪彬本就是在志同道合中相爱的，由于纪彬执教，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敢于明确表态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而且几次都是因为“共党嫌疑”而被解聘，他们的婚姻岁月，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同甘苦、共患难，怎能会有“世俗”的争吵呢？我爱这个新家。
合江路教授公舍，住着好几位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如杨向奎、萧涤非、王仲荦、刘泮溪先生等，后来都是我的老师。萧先生就住在赵家的隔壁，杨先生虽住在上一层楼，却是赵家的常客，他是系主任。看来，杨和赵友情甚笃。在1947年至1948年间，杨先生几乎每天都拿着一串钥匙来赵家和纪彬聊天，而且经常发生争论，有时是历史分期问题，有时是历史人物思想评价问题。起初我听不懂，后来渐渐听懂一些，赵是充满自信，杨则很难说服他。因为赵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他都着眼于唯物和唯心的本质差异，抓住要害，进行驳诘，杨则出于人物道德品质的爱憎，当然有时也故意说反话，挑战赵的基本观点。争论半天，一笑而罢。实际上，我倒觉得杨先生的不时来访，可能由于当时还是单身，工作写作之余，生活有些寂寞，他又喜欢贞元和明因，来赵家凑凑热闹，孩子们也喜欢杨伯伯，他一来屋子里就充满了笑声。我在《迟到的悼念》（见拙著《冬草》）的纪念文章里，曾叙述过这段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