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光复”一年，就变成了“刮民政府”。通州虽是北平边的县城，但“国军”代替了日本兵，并没有给贫苦人带来谋生的出路，也没有带来和平与安宁。即使我家有了姐姐、哥哥的一点接济，也还是时有困窘，因为他们都不能按月寄钱，看来也都并不富裕。更令母亲为我担心的是，“国军”也在学日本鬼子的“榜样”，四乡到处抓夫抓兵。有一次，我从北平坐晚车回家，途经十字街口，店铺早已关门，行人稀少，路过兵营，我走得快一些，就被抓兵的坏蛋盯上了，直追到我家门口，硬说我不是李家人，要带我去“审查”。幸亏我前面讲的那位杨“保长”仗义，多方证明我确是李家三儿子，他们才悻悻然离去。妈妈很害怕，又给大姐大哥写信，让他们无论如何给我找个事做，能上学也好，反正不能留在通州了。现在知道，那时大姐夫赵纪彬，也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因为参加进步的教师组织，被东吴大学解聘，随后是上海形势紧张，地下党通知他去苏州暂避一下。直到1947年春尽，已是四月底了，我才接到大姐来信，说姐夫已应聘到青岛山东大学执教，六月间离开上海，叫我准备七月间去青岛。路费是大哥寄来的。
这是我进入20岁时，过的没有挨饿受冻比较平静的一年，可在我的感受中却也觉察出，社会并不平静。“日本鬼子”虽然滚回了他们的小岛，可“沦陷区”的人民，在所谓“光复”后，也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优抚，反而成了它压迫、鱼肉的新对象。我不懂为什么一个打胜了的国家，还会这样民不聊生，看不到希望；更不懂为什么打跑了一个侵略者，又引进了另一国鬼子兵横行我大城市，我们究竟是胜利国，还是附属国？“沈崇事件”，开始使我愤愤不平，也开始怀疑我上学是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自然，一个人的少年时代，应该是上学求知的最好时期，这无可厚非。但在“光复”后的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里，我能安心上学吗？什么是我上学的理想呢？亲眼目睹我的几位“兄弟”的上学现状——家屏兄未来温馨的梦，我还没有……小一哥那种维护“政府”的行为，很使我不满；萧园兄的投身运动的热情，又使我想到他没有多少时间读书。我虽不在其中，却也有些困惑了！
记得1956年，我的入党申请得到批准，组织上吸收我入党时，一位宽厚仁慈的老人，文艺部主任林淡秋同志和我谈话，直率地向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你那时活得那样苦，为什么不找党呢？”这显然是对我少年时代落后的一个拷问，我无言答对……后来我知道，我的很多上级领导人和我一样，在少年时代，即使上过学，也是有始无终的。大多在学生时期，就已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甚至为此而被捕或被开除，四处漂流，在穷困中为革命奋斗，可我的少年时代却是在混沌蒙昧中度过的。
1947年春节，那时应当叫中华民国36年岁末，我是在通州家里度过的。时势已很紧张，通州城曾经受到“老八路”（人民解放军）的夜袭，连县长和警察局长都吓跑了。我们南城人只听到了枪声，武定庵人都拍手称快。遗憾的是那个贪官没有被打死。在这种情况下，妈妈更不让我外出了，我只能去那莲花池中心图书馆看看书，碰巧了那里有一套残破的巴金的《家》、《春》、《秋》。小说中那没落家族的衰败、腐朽，那窝囊大哥觉新和觉醒而敢作敢为的觉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图书馆本来是我看武侠小说的地方，现在我要找的却是别样的书了。
四五月间，夏天来了，我也接到了大姐的来信，叫我7月间去青岛。6月中，我跑了趟天津，住在老朋友贾士元家中，托他给我买了一张7月12日去青岛的船票（因为那时陆路已不通）。于是，等到7月10日，我就辞别了妈妈，由小弟锡洪帮我提着行李送上火车，这时小弟已12岁，正在上小学，也是个淘气包，但学习成绩不错。我叮嘱他：妈妈就一个人，不要尽出去闯祸。我当天就到了天津，第二天还是士元兄送我上了船，我扛着被褥，提着一个大衣包，挤在人群里上了船，也不知那是海河的哪个码头。又是第一次看到海轮，它当然是一条大船，分二三等舱（实际上还没有我80年代过三峡乘的江轮大）。乘客大概有一二百人，我自然只能买三等舱票。上船后，看到很多人挤着下舱，可也有人把行李堆在甲板上坐着，我就问一位山东口音的中年人，他们为什么不下舱。他看出我没坐过海船，就告诉我：三等舱在船底，是个大闷罐，颠簸得厉害，很多人都会呕吐，就是你不怕颠，也会熏得呕吐，不如就在甲板上，吐也吐个痛快。那时，我对大海毫无知识，虽读过几篇写海的散文，有的写静静的港湾，有的写波涛汹涌的大海，我记得还有一位作家写他“留洋”时在晨曦中的甲板上漫步，享受大海的爱抚，可这都是在书里看到的，大海究竟是什么样，我没有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船是半夜起航，那天天气闷热，就是坐在甲板上，也汗流浃背。不过，船一开动，立刻有微风徐徐吹来，遍体生凉，很惬意，觉得幸好没下船舱，不然，闷在舱底，这么热的天，就是没有颠簸，也会呕吐。船虽是还行驶在海河湾里，两岸灯火却渐行渐远地向后退去，那清凉的海风还残存着暑气，却已裹挟着海上的腥冷扑面吹拂，使人精神一振。天蒙蒙亮，船已驶出了海口，我毕竟是第一次乘船，第一次海上行，那可真是汪洋大海，一望无际。当时的海风并不大，但在船的起伏中，却能觉察出它在潜流中并不平静。望着大海，我确实感到它的博大和壮观，但内心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渺小和恐惧。想到如果落入海的怀抱，恐怕是比一只蚂蚁落在热澡盆里挣扎的时间还短，一瞬间就会被吞没，最多冒两个水泡。
我的眼睛是红绿色盲（这是后来参军时检查出来的），而且识色的能力也弱。所以，眼中所见，虽是一片汪洋，却难得感受海的蔚蓝色的美丽，何况我眼中的这艘“大船”，在这四望无际的大海中，也不过是一个游动着的摇摇晃晃的小黑点。因而，这海天一色，也没有唤起我什么胸怀壮观的大志向。船上的乘客，多数是为生活奔忙的劳苦人，虽散坐在甲板上，却是没有人在欣赏海景。船行不到半天，甲板上的人就有几个开始呕吐了，我自是最厉害的一个。那位好心的山东老乡就过来和我说：“小伙子，没坐过海船吧？这一路上有你吐的呢！你得吃东西，不能让肚子空着，吃了还得吐，那不要紧，不然会伤了胃的。”我本来已吐得昏昏沉沉，什么也不想吃，听了他的话，就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士元兄送的夹着猪头肉的烧饼，硬吃下去。果然舒服了一点。不过，过了一个小时，又开始吐了，连胃液都吐得干干净净。就这样，周而复始，吃了吐，吐了吃，我在海船上度过了三天。散文家笔下的那种海上奇景，我一点也没有欣赏到，只是顾命要紧。我看到的唯一美景是那些白色的鸟，它们或者浮游在海上的层层波浪上，或者围绕着海船低飞掠过，它们既不怕船，也不怕人。我见过的海鸟只有这一种，它大概不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燕，而是我在云南昆明滇池岸边看到的那种遮天蔽地的海鸥，因为在海上它们也是群体活动。
海上阴晴不定，本来是烈日当空，一霎间一片乌云飞来，立刻大雨如注。可能因为正当雨季，三天的海程，我却有五六次遭雨淋，不只身上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浑身腥臭，就是我的打包的被褥，也和我一样经受了海上风雨的洗礼。而且，还被飞溅的海水渗了个透。我在海上颠了三日夜，一直昏吐，完全顾不上它，任它在船上滚来滚去，到达青岛时至少已加了五六斤的分量。那是海上生活第四日的清晨，一个雨后的晴天，天上虽然还浮动着一团团白云，却真是蓝蓝的，天气仍然炎热，但海风吹来，还是有些爽气。青岛给我的第一印象真是好极了！我扛着潮湿的行李，沿着时上时下的碎石路，一路打听着，终于找到了合江路山东大学教授公舍，生活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二、青岛的新家
青岛山东大学合江路教授公舍，像那里的很多建筑一样，是依山阶梯式的坡型建筑，外出则或者上山，或者下山，大都是山路。去山东大学要上行，到市场要上下几次。这样的楼和路，我是第一次见识，几十年后，又曾在重庆见到。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自行车在这里很难派上用场。但是，如果夜间站在高处，就会看到层层叠起的万家灯火，构成一幅奇妙的画面。
1947年7月14日，我开始加入了姐姐的四口之家。我有一女一男两个小外甥。当时大概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姐姐名贞元，弟弟名明因，这是哲学家给子女起的名字。我初不解其意，以为，“贞”大概表示意志坚强的意思。后来看到冯友兰先生著有《贞元天书》，自称“取贞下起元”之意，即通过对民族传统精神的反思，以建立自己哲学的“新统”。才想到，同是哲学家的纪彬，大概也是通过女儿的名字以述志。“明因”，显然是“因明”的倒写，“因明”，是印度古代逻辑学，“因”即原因，“明”则含有学术研究之意。纪彬在哲学研究中，曾致力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可惜最终没有完成。其实，贞元和明因长大以后，学习与从事的工作，都与哲学无关。贞元学的是法律，后来在学校教书，是优秀教师，教的是政治。文艺是她的业余爱好，喜欢的是外国文学和外国电影，以致当今的“韩流”的影视剧也喜欢，自幼就喜欢跳舞。明因原是学地质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户外作业，年轻时曾有过发明并获过奖。晚年退休后，又专心于整理父亲的遗著，撰写赵纪彬传记，考证工作做得很细，大有纪彬遗风。当然，1947年还是他们的幼年时代，今天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往事，大概已经模糊了。我初次见到他们，彼此很陌生，连大姐都看着我笑起来，说了一句：“长这么高了！”因为她离家出走时，我只十一二岁，现在则是20岁，1米81的大小伙子了。在我家，父母、姐姐、哥哥，都只不过1米56的身材，独我，继承了外祖父和舅舅的“传统”，又生得很瘦，像根竹竿。贞元和明因都是见过大舅的，可能没想到我是这么个大个子，虽然陌生也很好奇，一会儿跑过来偷偷看看我，立刻就格格地笑着跑开了。
姐夫赵纪彬，中等身材，河南口音很重，两眼炯炯有神，长袍大褂的穿着。大姐长我十四五岁，纪彬长我22岁，确实可以作为我的师长了。我仿佛有点眼熟，好像什么时候见过他。后来知道，“通州事变”前后，他和另外一个朋友（秦林舒）在通州教育馆前和大姐说话，我和小伙伴跑过，大姐叫住我说，回家不要告诉爸妈。我知道，大姐本在北京师范大学先修班学习，用父亲的话说，后来因为“闹学潮”退学回家了。父亲说了她几句，那几天她正和父亲怄气，不出屋吃饭，每天都是二姐端饭给她吃。我当时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大姐是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她退学回家，也是在酝酿南下参加抗日。只不过，她又在北平和二姐一起当了半年电话局话务员，才悄悄离去。父亲没有阻拦，那时家里虽然已经困难，他对儿女参加抗日一向是支持的。直到大病瘫痪，他也不肯把大哥留在沦陷区。大姐是先去了西安，她究竟是在西安还是重庆结婚的，我至今也没弄清。不过，不管她曾经有过怎样的激情的青春岁月，这时我看到的大姐，似是已做了几年的“贤妻良母”，因为她已有了两个孩子，已无法出去工作了。大姐本是通师的高才生，也是我家的才女，我虽然没有读过她写的文章，却看过她笔录的纪彬的著作。我想，在我去青岛以前，她一定是姐夫的好帮手。纪彬因为几次坐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监狱，留下了手颤的后遗症，写作有困难，需要有人帮他笔录、抄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