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又看过他说戏和演戏。说来也是一个奇迹，他本是不善言辞而口齿结巴的人，但只要一进戏，他就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当然，他不是剧评家，也不会讲抽象的理论的东西，他只讲了对《雷雨》的理解。大意是，这出戏写的是一个资本家的家庭，男主人虽留过洋，却仍是一个封建家长。对外他是个残暴的资本家，对内他是个专横的丈夫和父亲。外相是洋绅士，内里则是伪君子。这是个阴森森的家，这个老式布置的客厅，曾见证了这家两代人的罪恶。不过，两位被伤害的女性——鲁妈和繁漪，却有各自不相同的性格。鲁妈被迫自杀不成，终于站立起来，独立承担后果。繁漪却是个叛逆的新女性，她热情似火，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她蔑视礼教习俗，也不在乎周朴园的专横跋扈。她的“乱伦”之爱是公开的挑战……总之，郑哀伶认为，繁漪是《雷雨》的主角，他给演繁漪的演员说戏，激情洋溢，甚至使我怀疑，他“哀”的那个“伶”，大概就是演繁漪的。可那时我看《雷雨》，全部同情都在四凤和周冲身上。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最无辜的，为什么“报应”在他们身上。我不喜欢繁漪，我认为她有点神经质，我最反感的是周萍，他在我眼里就像个浪荡公子。这自然只是一个没有多少社会经历的懵懂少年的直感，哪里能体会到作家的富于时代精神的寓意。
保留在我印象里的这出《雷雨》的演出，演技最精湛的，自然是郑哀伶饰演的鲁贵，那副谄媚小人阴险无耻的嘴脸被他刻画得淋漓尽致。其次是老葛（忘记了名字）饰演的周朴园，那故作威严，专横狡诈，以及一副买办资本家的面孔，都表演得惟妙惟肖。我最佩服的是，这两位老兄都是结巴，却能运用慢节奏不仅克服了这种生理缺陷，而且生动地塑造了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如第二幕鲁贵和鲁妈、四凤的对话；第四幕鲁贵和繁漪的那场“对垒”，台词虽然不多，却把鲁贵的庸俗、无耻、狡诈、阴险，都表演得很到位，一点看不到他结巴的窘态，反而让我觉得，这结巴更适合他角色创造的临场发挥，这真不可思议。我最欣赏葛兄饰演的周朴园和鲁妈的那场“偶然”相遇。根据我的体会，曹禺同志写这段情节时，就像压缩饼干那样，把两个人物间的一段痛苦的“情史”，浓缩在几句内涵丰富的对白里。这位葛兄用他特有的南方语言的普通话，既从容又急迫地表现了周朴园这一刹那间复杂的内心世界。50年代，我也看过北京人艺的《雷雨》，郑榕、蓝天野扮演的周朴园，那娴熟的表演，葛兄自然难以相比，但对这节“偶然相遇”简洁对白显示的感情体验，似也并不逊色，只可惜我们那位傅大姐扮演的鲁妈，却相对缺少内心的戏。刘兄扮演的周萍，多了一点流气，其颓废与内心痛苦，在表演上也缺少深刻的体验。周冲的角色幼稚纯真，演员又很投入，宋桂英演四凤，年龄相当，人又漂亮，是最得人心的了。郑哀伶最欣赏的是繁漪的表演。演员清秀的面庞，燃烧着狂热的会说话的眼睛，虽然带有地方口音，但表演得泼辣、神似，使郑哀伶满意极了。只不过，这位才华出众的女士，在《雷雨》10场演出后，就失去了芳踪。有人说，她已离开了石家庄，这使郑哀伶十分惋惜，念念不忘。
《雷雨》的演出，在石家庄这座新兴小城，可谓街谈巷议，有口皆碑，却“害”了好几位演员。“繁漪”的“失踪”，恐亦与此有关。宋桂英，本是铁路医院默默无闻的小护士，表演并不十分出色，却成了有名的“甜姐儿”，从此不得安宁，惹来了很多追求者。据我所知，后来我的“兄弟姐妹”小团体里，就有好几位兄弟自作多情，同她有感情上的瓜葛。她父亲管她很严，她也很快在剧团“绝迹”了。演周朴园的葛，演周萍的刘，也都因为演了《雷雨》，引起了家庭纠纷而告别了业余剧团。一出《雷雨》，使业余剧团名噪石家庄，没想到给演出者带来了那么多麻烦，以致自己演出悲剧。而在我的记忆里，石家庄的这次《雷雨》，也成了一生难忘的“绝唱”！在十年“文革”中，我和曹禺同志成了忘年交。我曾向他叙述过这段经历和感受。曹禺同志很惊奇，他没想到在沦陷国土的小小石家庄，会有《雷雨》的演出，而且那样轰动。他仔细询问那位韩秘书和他的“同乡”天津人郑哀伶的情况。郑，我是知道一点的，就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韩，我确实知道不多，只知道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突然失踪了。“国军”未“接收”石家庄时，他又露过一次面，匆匆和郑哀伶告别一下就走了。郑只告诉我们，他要回高丽去了。据我的印象，他真实的身份，显然决非日本鬼子的“走狗”，也不像国民党的特务，倒像是非常熟悉中国革命文化的朝鲜地下工作者……那时在东北，两国革命者是联合抗战的。曹禺同志也认为，这人不简单。
《雷雨》演出成功，更让这位韩秘书来了兴头，他不断地催促郑哀伶再排新戏。郑是调来这里专职任导演的，虽已失去《雷雨》的主要演员，却由于《雷雨》的受欢迎，诱发了石家庄戏剧爱好者的广泛兴趣。顾仲彝先生根据莎士比亚《李尔王》的戏剧情节，用中国习俗把它改成了一出中国伦理剧。郑自演老太爷（即李尔王），这时，我和二姐都参加了剧团，二姐饰演《三千金》中的三小姐，正在热恋中的我们的馆长哈墨农，也上了戏瘾，自己排演了田汉同志的《湖上的悲剧》，这是一出独幕剧，只有三个角色：病诗人、少女、渔家少年。墨农兄非要我演那个少年。我那时并不知作者是谁，但我不喜欢这出戏。剧中少女很喜欢病诗人，而渔家少年对这位“姐姐”很痴情。我觉得这出戏很没劲儿，人物都在无病呻吟。可在热恋中的这两位男女主角，墨农兄和丁伶（严大姐）都很投入。我则只能在中间装傻充愣。这是我第一次上舞台，手拿一杆钓竿，人也像竹竿。当时我已17岁，长得瘦高痩高的。这个角色本就没什么戏，再加上我根本不会演戏，角色又不过是诗人和少女的陪衬——有名无实的“第三者”，就那么几句台词，说完就戳着。独幕戏落幕，就是《三千金》大戏开场，但这个戏的上座率和影响力，远不如《雷雨》。可能因为它主要是亲情戏，顾先生又是按照中国习俗把它改成了一个富豪家庭的内部矛盾。这位老太爷，哪有李尔王那样的王者尊严和性格暴烈的气概，以及他的复杂的内心世界。郑哀伶再能演也不能不受规定情境的局限，于是，莎士比亚只能败给曹禺。这次演出计划本来也是十场，演了五场，就只剩下三成观众了……
我当然不是剧团的骨干，也不会演戏，却也是剧团少不了的“催班儿”。首先，郑哀伶就离不了我。郑虽是剧团的主心骨，也够个导演的格儿。就比如演周冲的小王，圆圆脸，眉清目细，虽已二十几岁，论长相，演个中学生，只要换换装，总还有点像。可就那点场面上的戏，就那不多的台词，他就演不出那小少爷的稚气纯真，富于幻想。他自己很努力，也很着急。郑总是一遍一遍地、耐心地给他说戏，念词儿、示范。可郑自己是个“忘词大王”，时时需要提词的帮助。“提词”，这恐怕是话剧“舶来”后的中国的创造。提词人要拿着剧本躲在布景后面，随着剧情的发展，翻阅着剧本，还要时时关注着舞台，手疾眼快，哪个演员忘了词，他要立即提示，以免冷场和“出洋相”。不过，《雷雨》的演出，全剧演员几乎没有忘词的。《三千金》就不同了，或许因为是新戏，郑哀伶也没演过，他既是导演，又是主演，只顾给别人说戏，而疏忽了自己的台词，时时需要提示。于是，郑就叫我当了提词儿，大概是因为我的“普通话”还地道，还比较地手疾眼快，能在布景后面追着给他提示。那时年轻记忆力又特好，四五场下来，主要演员的台词，我几乎都可以背诵下来，久而久之，也渐渐能从他们的对白中找到那简约台词中的历史蕴涵。比如我最欣赏的第二幕周朴园和鲁妈的一节对话。对话语句很简短，但那锤炼出的每一句话，或则寄寓着一段情仇，或则显示着一段悲惨遭遇，时空的断续，语音的急促，动人心魄，令人回味悠长。我曾推想，作者写这节对话，一定是反复推敲、修改，才收获了如此丰富表现力的艺术语言的。为此，70年代我曾求证于曹禺同志。他听了以后不禁笑了，说我错了，他写这段对话，是脑子里有他们这段历史，语言则是一气写出的，没做什么推敲、修改。我听了，虽然有点颓丧，觉得自己的艺术悟性实是太差劲。但是，曹禺同志的这个答复，却也启示了我，真正的艺术，都是“境皆独得，意自天成”的珍品，是如泉涌般自然流出的，绝不是雕琢而成。其后，在60年代、90年代和2007年，我又看过北京人艺三代人演出的《雷雨》，不过，留在我的印象里，使我时常想起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雷雨》。
在剧团演出时，我和小友傅士奎还兼做“舞台效果”。其实，那效果的道具都很简单，像“雷雨”的道具不过三件：一件是10斤重的大铁球，一块长长的铜片，一面大笸箩。大铁球在后台楼板上来回滚动，就算是滚滚的雷声，铜片一抖，就出现闪电霹雳，大笸箩里豆子就成了雨声。总之，石家庄业余话剧团的《雷雨》留给我的记忆太深了，可算是我少年生活中的艺术的启蒙。
在石家庄的一年多，不只使我有条件读了很多书，也结识了一二十位“艺友”，既增长了知识，也开阔了视野。二姐一向是勤俭持家的，我的工资由她掌管。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由她代买，她给我一些零花钱，我当时无可用处，后来都带给妈妈了。家里的生活也有所改善，那一段时间父母和小弟都不再挨饿了。我心情也开朗起来。1944年末，除话剧团艺友外，我还结识了十几位朋友，他们大都是来自北平、天津到石家庄找饭吃的青年，大家所以能集聚在一起，只是因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情绪。他们带给我新的希望和梦想。这新的一群，其中也有一两位是剧团的艺友像萧园、宋桂英。而成为核心人物的，又是两位从北平北洋大学来石家庄实习的大学生。其中一位孙姓（忘记了名字）的学生，年纪最大，南方人，又热情，又健谈。另一位是喜欢唱歌的，叫张家屏，和我的关系最密切。我喜欢他一是他性格开朗，有耐心；二是他歌喉有点像我二哥。他也爱唱那首“微风吹动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她……”。其实，我们只有两三次相聚，就被谭北生排出了名次，孙为小一哥，贵宪尧次之，萧园第三，张家屏第四，谭北生第五，回族姑娘丁漪第六（偶然来过一次）。
这丁漪，我得多说几句，她是回族人，并不漂亮，还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但确实有点风度。北生喜欢她，可能写过情书，遭到拒绝。丁漪写过一些短诗，在《石门日报》发表过，算是石家庄的小才女。抗战胜利后，她结识了一位“国军”驻石家庄第三军的叶姓少校军官，而且相爱，要结婚，这在她父亲眼里，等于“叛教”，不能容忍，后丁漪叛家出走，而叶某本是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也逐渐暴露，奉命返回故里工作，丁漪跟他回到浙江金华。不料叶有“糟糠”在家。丁漪虽是新女性，却自觉处于尴尬地位，遭遇了大不幸。1956年，这“叛逆”婚姻终于离异，丁漪已回到石家庄。我接到过她冷眼看世界的几封信，虽曾回信劝过几句，自知无力抚平她思想感情上受到的绝望的伤害，到了60年代，就再也听不到她的任何消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