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妈妈跟着我来到广东之后，就很少回武汉。大武汉，成了她离别已久但怀念尤深的故乡。这次回武汉，她多少有些兴致，终于与多年未见的故友相逢。她的精神很好，健谈得很。故友们并不知晓，她们的老同学，我的妈妈，刚刚被诊断为癌症晚期。
第二天，我拿到了检查结果。拿着检查结果单子，直接跪倒在地。感谢上苍，这一次的检查结果显示，全身没有显著转移的征象，排除了眼球转移的可能。这至少说明，妈妈暂时不用摘掉眼球。
从这天起，妈妈开始了漫长的抗癌过程。
妈妈患的是肺腺癌3B期，医生给了我多种化放疗方案。由于妈妈身体原因，只能选择一种名为NP的化疗方案。这个方案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掉头发。
决定做化疗的当天，我带着妈妈去了理发店。妈妈的头发很长，留了很多年，她总跟我说：女孩子就应该留长发，这样才好看。
那天她很听话，不闹着说不剪，坐在椅子上，等待理发师的到来。一刀剪下去，妈妈低着头，眼眶有些湿润，哭了。我喋喋不休地跟理发师说，一定要剪好看一点，务必要小心。理发师有些不耐烦了，说：那你们考虑好了，我再帮你剪吧。妈妈坐在那儿，眼泪流得更厉害了。
我忍着，把理发师叫到一旁。“这个人是我的妈妈，刚刚被确诊为癌症，这可能是她人生中最后的一次留长发，所以你不要怪我唆，希望你能够为她剪最漂亮的发型。”
妈妈一边剪发一边流泪，我躲在洗手间，眼泪忍不住直往下流。原来，有些东西，即使你再珍惜，它也会有最后一次。
妈妈住进了肿瘤病房。
那是一个毫无生机的地方。每个躺在病床上、坐在轮椅上、走在长廊上的病人，眼里尽是空洞，你不知道他在望向何方，想些什么。他们没有头发，身体发胖臃肿，看上去有两百多斤，那是化放疗的副作用。
某个深夜，你会听到一阵哭声，响彻整栋病房，与此同时一个癌症病人又被盖上白布，装进黄色的袋子，运出病房。病房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护士说，这里曾经有人从窗户跳下去，一命呜呼。于是医院就把窗户钉了起来，只能打开一半。
妈妈的到来，让这个癌症病房多了一个病人，一个不太一样的病人。
妈妈不穿病号服，穿的是一件开胸的全棉小睡衣。在住院前她跟我说，穿病号服显得自己没有精神，我们就奢侈一回，买一件最漂亮的开胸的全棉小睡衣，好不好？我说好。在商场，我们买了一件400多块钱的小睡衣，妈妈很喜欢，穿着它住进了病房。
每次化疗之后，妈妈要去另一栋楼放疗。出病房前，她一定要化点淡妆，给自己涂上润唇膏，穿上有点跟的鞋子，再穿上那件小睡衣，举着个药瓶走出病房，身子挺得笔直。病房里见到护士，她脸上永远都会挂着微笑。医生见了她都很开心。他们说，妈妈是全肿瘤病房最美丽的女病人。
妈妈问医生，在化放疗之后，能不能出去做发型？医生说，不能。于是妈妈买来几个小夹子，夹在头发上，把那原本稀疏的头发点缀得多了些生机。
肿瘤病房里总是散发着难以言说的异味。躺在病床上的肿瘤病人，翻不了身，后背大片大片地溃烂，该有多天没有擦过身子。而妈妈的后背则没有溃烂，我们会给她洗头发，擦身子。
知道妈妈病了，她的老同学、故友都赶了过来。见了妈妈，直哭个不停，埋怨生命多么不公平，说妈妈怎么能遭受这等苦痛。唯独坐在病床上的妈妈，一直安慰着这些故友，让他们不要伤心，自己会好起来。偶尔觉得医院的饭菜不好，我和妈妈溜出医院，在外头吃一餐丰盛些的饭菜，换个新口味以满足胃口，怕自己感冒，她还专门戴了个漂亮的围巾出门。
患癌之后，从来不运动的妈妈，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对着墙做爬墙动作，她说这样能避免肩周炎。状态稍有好转，她便拉着我的手，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爬楼梯，在楼下散步。
我在博客上写了她患癌的事，朋友都来留言安慰、祝福，妈妈知道后让我打开电脑把一条条留言翻给她看。朋友给她寄来明信片，她仍然会提笔回信，尽管她的眼睛还没完全恢复。
显然，她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癌症病人。但她仍然遭受癌症病人该遭受的痛苦。
因为化疗，妈妈体内的白细胞下降得厉害，为了加快骨髓造血细胞生产白细胞，医生在她身上打了升白针。打完升白针的那晚，妈妈彻夜难眠，躺在床上辗转呻吟。她说，这种感觉好像有万只虫子在你身上爬，而你却毫无办法。
8个月的时间，妈妈经历了6次化疗，78次放疗。掉头发、发胖，免疫力下降，这些化放疗该有的副作用，在她身上一一显现。
但她仍会说，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要活得精彩美丽，如果我连这个都做不到，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抗癌近两年后，妈妈因脑转移，与世长辞。去世那一瞬间，妈妈流下最后一滴眼泪，嘴角微翘，笑着。
妈妈的抗癌日记
2010年1月23日，妈妈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并已转移眼睛。
2010年1月27日，妈妈转到武汉检查，发现属肺腺癌，但并非已转移眼部。
2010年1月30日，为妈妈选择化疗方案——TP方案，当天，陪妈妈剪了短发。
2010年2月1日，由于妈妈心脏不太好，化疗方案改为NP方案。
2010年2月2日，妈妈第一次化疗，要打15瓶液体。
2011年11月初，妈妈肺癌发生脑转移，被送往医院治疗。
2011年11月29日，妈妈去世，享年53岁。
勇士妈妈和超级女儿
监护仪上面的曲线有规律地滑动着，此刻血压正常，呼吸正常，脉搏正常，血氧正常。只是她不可能再和我说一句话，我很想摇醒她，告诉她我有多么爱她。
我帮她整理好输氧管，记录好尿液，轻轻地把她翻了个身，摸了摸她的手和脚，再静静地看着她，开始回忆十天前……
那是我第一次帮妈妈洗头洗澡。妈妈的身材很高挑，药物的副作用让她皮肤有些发黑，长期病痛的折磨，让她的身体异常消瘦。我很小心很仔细地擦洗着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不仅仅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那段日子，我每天都会帮妈妈梳头，帮她挠痒，这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
病来如山倒。一天，妈妈突然不肯吃任何东西。我发了一场很大的脾气，我对她说：“你怎么可以不吃东西，再不想吃也得吃啊。不吃，哪有力气抵抗病魔，不吃，会饿死的。”一向强势的妈妈当时没说话，只是看着我，可怜地看着我。
我后悔了，后悔发这场脾气，后悔我到现在才明白，妈妈不吃东西，不是因为放弃，而是因为肺癌脑转移，让她连水都喝不进去，她已经很难再有饥饿的感觉了。
完全禁食后，一两天的光景，妈妈的身体状况急速下降。
那日妈妈醒来后，突然问我：“你为什么还没有去邮局？”我愣住了，她接着问我：“我们来山上做什么呢？这里山清水秀的，风景真好！让宝宝回家，让他看见在这儿挖，不太好。”我顿时明白，妈妈开始出现幻觉了。
我害怕了。
她对着空气讲话，跟我已过世的爷爷讲话，跟那些我并不知晓的亲戚说话，问我为什么她的床上可以睡得下八个人……
我突然明白，我可能会失去妈妈。
朋友和长辈建议我立即送妈妈去医院。在与医生的谈话中，我绝望地接受，妈妈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治疗方案了。治疗，最多也不可能维持到年底，我现在唯一能为她做的努力，仅仅只是选择哪套镇痛方案，让她能安静地走完最后一程。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为她做决定。
做完常规检查后，我才知道，妈妈出现幻觉，不仅仅是因为她脑里的那些肿瘤。更严重的，是她身体内最大的一个肿瘤已经开始出血，并且有脑积水的症状。刚住院的两天，她除了神志不清之外，最让我心疼的，是整夜整夜的叫喊。
我问妈妈，是不是很疼痛。她没回答，只是像垂死挣扎一般，用尽全身力气把脚伸得很直很直。各种镇静类、镇痛类的针药打在她身上，也丝毫无法减轻她整夜痛苦的叫喊。伴随叫喊声的，还有小便失禁。我很绝望，很无力，我觉得自己的心，就要碎了。
在选择镇痛方案中，我选择了一种叫作“芬太尼”的贴剂，那种贴剂的镇痛效果等于吗啡的80倍，她不会再有痛苦，医生同时也告诉我，这种药物有很大的风险，有可能诱发呼吸衰竭，有可能会在一分钟之内失去她。
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希望她不要再有任何痛苦。妈妈，请原谅我，在选择痛苦地多活几日和安静地离开之间，我只能选择让你安静离开，我害怕你受到那般折磨。
脑肿瘤发展的速度快得惊人，2011年11月13日，妈妈开始深度昏睡。医院给我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告知我，我随时都可能失去她。幸好“芬太尼”没有在危险的七十二小时内发生任何突发状况，她只是静静地沉睡着。
我新买了一条项链，链坠可以打开放进一些骨灰。我想，假如妈妈真的离开了我，我也可以永远带她在身边，让她和我一同去分享我未来的幸福。
这些天来，我的领导、同事、朋友都来看望我和妈妈，为我们送来祝福，妈妈的好朋友黄叔叔和杨阿姨也在知悉后从广州赶了过来看望她。妈妈看不到他们，也听不见祝福，所有的心意，我都在夜里，悄悄地说给妈妈听，让她知道，很多人都爱她。
我呼唤着妈妈，希望她能醒过来。我催眠着自己，妈妈这一辈子，一个人拉扯我长大，受了很多苦，她现在，只是朝着更为幸福和安稳的地方走去。我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好让自己不会在病房里，在妈妈和亲人面前，失控地哭泣。
无论她还有多少天，多少个小时，多少分钟，我都得让她知道，我是坚强的，更是幸福的。不会被悲伤和痛苦击倒，要更为精彩地活下去，让儿子健康幸福地长大，这才是勇士妈妈的超级女儿。
我告诉妈妈，这一辈子我最幸运最骄傲的，就是做了她的女儿。下一辈子，她一定要做我的女儿，让我好好地照顾她，像她待我那样，给她很多很多的爱，让她成为最幸福的女孩。
我很遗憾，我没有在她还有感受的时候，好好地亲亲她，耐烦地陪她逛街，帮她按摩，陪她打一次麻将，带她去看大海，帮她洗一次脚，陪她谈整夜的心，亲口告诉她我爱她，让她看到我的幸福婚姻，给她写一封信并寄给她，生日的时候陪她吹蜡烛唱歌给她听，把她说的话录下来……原来遗憾就是，我清楚地知道，再也没有机会了，无论有多想。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分钟，可以照顾她，感受到她。但我知道爱是永恒的。无论富贵与贫穷，疾病与健康，无论从此天各一方，我们的心都会彼此紧靠，妈妈的爱永远都会庇护着我，我将延续她的生命，拉着儿子的小小手，勇敢地走下去。
晚安，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狼！
2011年11月17日凌晨2点，记于康华医院
趁活着，我们告别
妈妈昏迷20多天了，除了仪器上那波折的曲线，没有其他迹象可以表明躺在病床上的妈妈还活着。
20多天来，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心里总默想着：幸好躺在床上的是妈妈，不是我。如果是我，妈妈肯定活不下去了。
这是唯一能让我心里好受一点的办法。
在亲人朋友面前，我一言不发，出奇地冷静，每天为她洗脸，给她擦身。我总以为，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倒下，我不能哭。
直到敲开心理医生的大门，在那个陌生的心理医生面前，我放肆地痛哭，跟发了疯似的。我想，对面那个陌生的心理医生，他不需要看到一个强装坚强的人，只需要看到那个真实的我。
“妈妈连最后一句遗言都没有留给我”“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把妈妈换回来”，我语无伦次地跟心理医生说，不管他能不能理解，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发了疯的女人，几乎要崩溃了。
他很安静地听我说，就像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这么听着一个女人向他哭诉。
“对你来说，如今你最大的心结是什么？”
“我妈妈连最后一句话都没有留下给我，哪怕是一句‘我爱你’，都没有。”
我仍然记得那天早上，一早起来，妈妈忽然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去邮局？我们来山上做什么呢？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了。当天，我立马把妈妈送到医院去。医生告诉我，妈妈的肺癌已经发生脑转移了。躺在病床上的妈妈，全然不认识站在她面前的女儿，这可是她一手带大的女儿，这可是她的掌上明珠。
妈妈歇斯底里地吼叫，为了防止她做出过激的行为，医院将她的双手双脚都绑在病床上。这与囚徒没有什么两样。她不停地想要挣脱，想要起身。我从来都不敢想象，我的妈妈会变成这样，她爱美了一辈子，怎能在最后关头，是这般模样。
几天过后，她渐渐沉默了，再后来，她渐渐失去了意识，再也没有醒过来。她安详地睡着，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我没有办法告诉她，我现在已经很能干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不懂事的女孩，再也不是那个什么事情都需要妈妈帮忙的女儿了。但是，我的妈妈，已经不知道了。
我唯一能感受到她的存在，是病床边上的仪器。它告诉我，妈妈还尚有最后一丝气息。
我第二次敲开了心理医生的大门。心理医生告诉我：“如果你还有很多话想要跟妈妈说，你可以给你的妈妈办一场活体告别仪式。通过这场仪式，我可以帮助你，让你妈妈听到你所有想要对她说的话。”
听上去，这像是一个大人对一个小孩说的，美丽的谎言。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活体告别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