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作者曾经尝试以西方的性语言去捕捉与描绘人们生活经验的实情，但很快发现源自西方的精英话语以及解剖学与生理学的医学语，未必能在多样化的语言实践中精确、完整、契合地做到心有所念、语有所指。普通人所使用的非正式的日常用语会夹带着无法抽离的私人情感甚至不堪入文的口语，以此去理解和组织自己的生活世界，并表现出“创造性与颠覆性潜能”。这种巴赫金笔下的“众声喧哗”，体现的恰恰是实际生活中语言体系的局部性和不完整性，并折射出日常生活本身的“不可预知、波澜不惊和变故良多”。
不过，关于性与性别的论述，并非只是微观与碎片化。两位作者在探讨香港男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繁衍流变”时，并没有将男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局限在对婚姻、家庭、性与社会性别角色等文化定义上，而是从法律、伦理、社会等层面上对香港这座“看上去西化的大都市”进行检视。他们敏锐地发现，在这样一个由男性主控的、为“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男人”下了定义的社会里，男人在实现社会期望和家庭期望方面承担着繁重的义务，需要在压力环境下实现成功、强大、独立，以便支撑起整个家庭。“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成为这一类人，可能会被拥有这些品质的男人吸引”，于是男同性恋者会决定和什么样的人约会，并决定应该将什么样的意义带入这些关系中，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得到了社会地位、意义与关系，可以与社会抗争，批评爱、性、婚姻、家庭等方面的主流价值观。
有趣的是，当同性恋者的标签从“同性爱”、“基”、“基佬”、“豆腐婆”、“基婆”逐渐变为“同志”与“女同志”，同性恋的身份成为了一个更“有市场的”标签和产品。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被归入这种社会类别之内，并享受与之相联系的“西方化、自由、先锋前卫、少数派成员等形象”，变得“稀有、与众不同、高深莫测、超越常识，还有着特殊的品位和生活方式”。简而言之，他们希望自己不再是个“平凡普通”的人，哪怕会因此而遭致社会负面的评价与歧视。
更重要的是，“性的身份认同就是权力”。两位作者在梳理港英当局治下的香港同性恋运动后发现，政治运动有时不一定需要采用组织化对抗或是制度变革的形式，“那些不去投票、不注册为选民、不正式参与任何组织、不在公众论坛发表自己看法的人们也有可能是政治行动者，这甚至包括了那些明确表示自己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这些人可以通过坚持非常规的生活方式或者通过坚持多种身份认同来参与到政治领域中，违逆日常习俗、扰乱既定社会秩序或者质疑现存的社会规范，借以削弱政府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权威影响力，“带来政治场所的多元、政治空间的增长、抗争策略的增强以及民主运动领域的拓展”。
研究“未曾走过的人生道路”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两位作者选择性和性别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真正是用心良苦。因为性渗透在各种个人经历和社会活动中，位于日常与异常的交界，看似无色无味，但一旦显露与爆发出其颠覆性，就有可能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勇气和决心去超越各种既定的界限。
在现实当中，性受到社会体制太多的压制与歧视，被社会的各种规条、规范、规则刻意隐藏，“既有的性别角色依然存在，家庭与社会依然对那些无法按社会期望的方式与标准去生活的男女施加压力”。因此，深入了解人的性选择、性经历、性行为，坚持探求性为身份、关系、思想等带来的细微裂缝，并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窥视欲，而是为了探究性被隐秘化、污名化、禁忌化的过程，从而更好地了解整个社会真实的一面，并让我们看清自己内心深处的潜能与悸动，人性的坚韧与脆弱。
多年以来，两位作者都提倡与重视种种“越界”/“出界”（transgression）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对象从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其实都有相同之处：没有谁甘愿成为完全被驯服的个体（docilebody）；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采取不同的抵抗策略（strategy of resistance），试图挑战社会的既有观念与规范。通过研究“自己未曾走过的人生道路”，接触“与自己贴近、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研究对象，两位作者期望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接受新的“身份”考验。
事实上，性只不过是一个切入点，“和其他方式的自我表达和自我书写一样，都是认识自己、创造自己和超越自己的途径”，正如在性行为、性身份、性取向、性关系方面的选择，只不过是种种人生抉择中的一面。诚如何式凝博士所言，我们如何作为一个有性别的个体（gendered be-ing）在社会上生存？我们如何在人生舞台上找出适合自己的关系模式和思维模式，更有个性地演绎合乎自己性情的剧本？
何式凝博士曾被一名同性恋知名人士拒绝访问，理由是“我信不过你这支笔。你有没有进过男更衣室？”正是来自外界的这些意见、看法、异议与挑战，帮助作者去反思和质疑，而不是全盘接受既有的概念与理论。其实，这已经不拘泥于性与性别研究了，而是与种族、生活方式、宗教、艺术、政治取向、职业等其他论争范畴有关，或者更一般地说，与人生的存在、反抗、颠覆以及改变等各种可能性有关。
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
我有幸为本书的简体中文版进行译校，并亲身感受到何式凝博士精益求精、数易其稿，不断诘问和反思学术界固有的条条框框，同时不断尝试和采用新思维、新理论，努力创造更广阔、包容和开放的讨论空间，增进学术发展与个人历程之间的相互理解，建立中文学术世界与英文学术世界之间的联系与交汇，促进知识重建、社工介入与政策规划。另一方面，我也得以近距离了解到何式凝博士如何在面对个人的、宏观的、学术的转向时重新定位自己，如何探求知识以解决自身的疑问，“找到一种能让自己隐忍求活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如何曾“为了一种爱，为了一段情，为了一个人”，而义无反顾地从社会工作领域转向更为形而上的政治哲学研究。
“理论绝不是冷冰冰的、抽离所有个人因素的工具与手段；它源自鲜活真实的生命，有血有肉的生活”。何式凝博士明确指出，一个尊重知识的学者应该有勇气去承认，“自己对某种理论的选择、认同与支持，源自个人的执着与因缘”。正因如此，她才会通过研究Sex、Gender、Sexuality、Desire这四个相互联系、彼此关涉、难以处理、难以翻译、难以捉摸、难以言说、难以定义的术语，尝试超越当下的、转变中的世界（the world of becoming），深入地去理解本质的、客观的、存在的世界（the world of being）。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涉及的性别研究领域及其研究视角、策略，尤其是大量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中国内地读者来说是不多见的。何式凝博士曾多次强调，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既艰巨又微妙的、“手艺式”的技巧，类似于那些只能靠师徒传承才可以保留下来的“非物质性遗产”：她常常不得不“一个人在家做学问，一个人外出进行田野调查，一个人接触为数不多的受访者和研究样本，一个人开展深度访谈，一个人与曲折的书写过程和投稿流程相抗争”。但正是这一看似孤独的、内省的过程，让自己的学术思想被反复加工、雕琢磨治，让自己的研究对象展现出鲜活的、细腻的、人性的肌理。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的融合、人生哲学与学术逻辑的统一，或许正是学者应追求的最高境界吧。（原刊《南方都市报》2012年12月30日A02版）
高铁与中国大战略：可建言，应慎言
“高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出来的唯一的可以改变整个二十一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的战略产业，它的建设可以对中国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在各界对中国高铁建设众声喧哗之际，这样的产业分析逻辑与政治—经济话语由一位社会学家道出，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越过“主业”、跨界研究的印象。但事实上，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高柏教授一直以来的研究就主要聚焦于经济社会学、全球化、比较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等相关领域。《高铁与21世纪中国大战略》（高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版）一书，正可以说是高柏教授在历史演变的脉络与现实的理论政策间游走的又一次尝试，因为在他看来，“高铁的发展体现着中国模式的光与影”。
高柏教授认为，中国高铁产业升级换代的经验与日本、韩国等代表的“完全倚靠本国内生创新系统独自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的模式全然不同——它是政企合一、高度集中的铁路运输管理体制下的产物，却又是“至今为止中国在用市场换技术方面最成功的一个案例”，不应该被过分简单化、粗暴化地一概否认。
书中收入的《中国铁路体制一无是处？》一文，将与铁路体制十分相似的国家电网、与铁路体制完全相反的钢铁业以及与铁路体制有重大区别的电信业三个产业和高铁进行比较，提出铁道部“这一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堡垒”，恰恰在与外资谈判和组织国家队消化引进技术方面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铁道部既可以利用自己对中国铁路市场的垄断地位在与外资谈判时获得相对有利的技术转让条件与价格，又可以利用自己政企不分的体制从全行业调动力量组建引进、消化、再创新技术的国家团队。更进一步地，这种由政府主导、利用“大一统”体制优势、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来实现自主创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可以被总结为“政府导向集成创新模式”。
高柏教授对高铁的分析与研究并不止于“把它视为单纯的交通工具或是一个应该自负盈亏的单一产业”的技术与实操层面，而是将高铁视为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应该得到大力扶植的战略产业。高柏教授强调，在当今纷繁芜杂的多极化国际态势下，在交通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外部环境中，中国应该建立起一种长期化、制度化、自觉化的“对冲”全球战略意识，即：“应该建立以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为基础的，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相对冲的战略必要”。而高铁建设，则有利于中国以铁路为支撑，切实贯彻这种国际战略谋划以及相应的国内发展战略意图，使中国摆脱对过去“蓝海战略”的路径依赖，重新布局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把开发西部作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把发展动力由过去只依靠海权战略的单向驱动变成同时依靠海权战略与陆权战略的双向驱动。
高柏教授指出，全球化神话的破灭已经让中国目前尊奉的对外的“蓝海”战略的几大支柱都出现了严重问题：美国在短期内无法再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最后消费者，并开始重新强化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欧洲地域层面的欧元和欧盟与国家层面的福利国家制度在金融危机下受到严峻挑战；日本经济在2011年的地震、海啸与核泄漏三重冲击下愈发低迷，但中日利益的冲突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连越南、菲律宾等邻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都采取了对冲的战略，唯独中国自己仍然不得要领，只会一味地讲友好外交”。在高柏教授看来，中国必须要通过铁路支撑起面向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这一战略选项，才能避免在自己一味倾重环太平洋战略中利益受损。
另一方面，高柏教授又提出，建设高铁可以从促进西部的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国内战略高度来考量，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装上第二台发动机，还能帮助中国解决过去三十年来蓝海战略在城市化、族群关系、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等方面带来的严重的发展失衡。
当然，高柏教授并不认为中国的铁路运营体制“存在即合理”，也并没有一味地对高铁建设加以歌颂与褒扬。虽然他坚持主张高铁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面子工程，而应该是一个必然会和必须要“交学费”的国家工业技术与管理现代化的长期过程，但他也承认，2011年温州动车特大事故正揭示了前述“中国模式”在特定条件下会出现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强大的政府、庞大的行政权力、巨大的国家资源垄断格局，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腐败；同样不幸的是，中国这个“具有六面体的魔方国家”，各种观点、看法、原则、立场与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策略和行为都是杂糅并存乃至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
可以说，高柏教授的这一分析是清醒的、正确的，是与国内的普通民众和真正学者的观感、认识与思考一致的。正因如此，在对高铁规划与建设几乎一面倒的指摘中，本书并未流于语出惊人，强作特立，而是努力地、诚恳地想要以事实为论据来阐述与支持自己的论点。更为可贵的是，书中还收入由若干作者分别撰写的关于高铁建设的跨国对比，从票价定位到投资规划，从经济评估到社会意义，均有涉及。当然，有心的读者不妨将这些“外国经验”视为中国高铁建设与铁路运营需要勇敢趟过的一个个雷区，需要越过的一道道标杆，他山之石、他山之玉，尽皆在目，了然于胸，将对它们的期盼与热望转化为更多的客观分析、理性建言与大力鞭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