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教授从一开始就坦言，自己“主要从战略的角度讨论高铁潜在的意义，而不是提出一个如何建高铁的操作方案”，并认为“目前的反对意见重视的都是些技术性问题”，未必值得付出很高代价去解决。但不得不提的是，“战略”一词当是慎言的，皆因其一兴一废、一起一落、一明一灭，对国计民生的影响都非同小可。本书的作者固然可以质疑单纯地解除国家管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否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中国高铁发展中的问题，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在伴随中央政府‘放权让利’改革而滋生出来的地方和部门利益‘保护主义’仍然没有从制度上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这些体制上的缺陷与劣势，又岂是靠回避、规避、逃避就有望轻松解决的？
须知，民间观点对高铁最大的不满并不在任何技术细节上，而恰恰在于这种建设与运营综合反映出现有“中国模式”下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危机关头。在一个缺乏沟通渠道、上升空间与流动机会的利益多元化、结构碎片化社会中，一切决策与战略都不是单纯的科学化、技术化规划，而很有可能关系到多赢格局的消失与零和博弈的强化，关系到种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口号下的公权力汲取民间利益行为。在重大的战略规划、社会政策与公共工程的决策过程中，如果满目皆是以专家和精英意见代替民众观点的事实“非参与”，或者是不考虑民众在参与中所表达的真实意愿与诉求的“形式主义参与”，那么又如何保证民众的需要可以得到正确识别与充分满足？相反，如果在高铁建设的规划、设备采型、招标、工程建设、验收、运营等全过程中充分和真正地考虑民众的意见，将其与专家的观点、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考虑综合起来，那么纳税人的税金与公共事业建设资金完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民主决策将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科学决策的试炼也会更好地推动民主观念和制度的良性发展。
我们必须警惕的是像马克思所批评的那种“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的错误，避免奄奄一息地活在观念、想象与思想里而不是真正活在现实里。社会的转型、制度的演进，都是一段漫长、迷离、曲折的历史。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最需要的关切点、着力点与突破点，自然应是构建一种超越技术层面的、关于转型期“非常态”的政治—经济—社会学宏观综合视角；但在所有惊心动魄的宏大全景背后，学者还应当捕捉到种种微小的闪光、沉没的声音与坚韧的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言固然不易，慎言其实更难。（原刊《时代周报》2012年4月10日《时代阅读》第21期）
遭弃的孩子，受伤的村庄
隔着玻璃的两个孩子
“我们曾亲眼看到，一个城里的孩子向农村的孩子炫耀嘴里的‘麦当劳’汉堡，一个站在店里，一个站在店外，中间隔着玻璃。那个农村孩子一直盯着城里孩子满是油腻的嘴，直到最后哭出来。”
在两百多页的《伤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忧思录》（聂茂、厉雷、李华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4月版）中，有太多悲伤的故事。但在这部反映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的调查报告中，让我心最为刺痛的却是这个表面上看与全书主题并不相干的场景。在拨开所有关于这个时代进步与上升的虚饰和浮华后，赤裸裸的现实就那么猝不及防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许多看上去很美的概念与口号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虚假与夸张：城乡之间存在着生活环境、生存差距、文化理念、管理制度等各方面的二元壁垒，它们看似咫尺之遥，实际上却和中间隔着的玻璃一样坚硬与冰冷，难以逾越。
“我自己都成了孙子还不够，还要让我的孩子去遭人白眼？”一位农民工的愤怒，更是反映出“农村留守儿童”这个文化符号背后的沉重意蕴——留守儿童问题与农民工问题是看似截然不同、实则难以分割的硬币两面。
“目前，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约一点三亿人。根据2005年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五千八百万人，其中十四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四千多万人。和2000年相比，2005年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增长十分迅速。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达百分之二十八点二九，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本书的三位作者组成的“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课题组，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走遍了湖南全省以及安徽北部农村，并联合各地学校、团委和妇联等单位，在湖南、安徽、四川、河南和广东等省份发放了两千份农民工子女学习和生活情况调查问卷。通过分析整理实地访谈记录和回收的问卷，课题组得出许多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数据，并写出了这本极具震撼力和社会反响的调查报告。我们因而得知，在田园牧歌般的乡土中国背后，在决绝地与过去告别并向明天奔跑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浪潮之下，隐藏的是怎样的触目惊心，以及付出了怎样的残酷代价。
残缺不全的精神世界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忧思录”，《伤村》的这个副题宏大而抽象。事实上，这千万人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经历与感受，而《伤村》将这所有的遗憾、揪心乃至哀愁浓缩在对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描写与叙述中。当农民工为了子女而外出打工时，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却成了无人看管的羔羊，这样的戏讽与悖论更多的只是一种无奈。我们需要的是对农民工走后农村的叹息的倾听，以及对留守儿童群体原生态生活的了解。
己酉年初，作者跟随着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兄弟们来到安徽省萧县永固镇。在这个小村庄里，外出打工人员大概占到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和青壮年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留守儿童大概占到全村儿童的百分之五十四。村口聚集着人群，老人、孩子、妇女，眼睛里写满焦急，都在等着外出的亲人回家。“这条命就是为那两个小的活”的李家和四年来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做建筑工人，走的时候儿子只到他胸口，而现在快到他肩头了；李晓欧在除夕夜和其他几个没有拿到工钱的工友们一起躲在漏风的帐篷里，用凑钱买的电话卡轮流往家里打电话，因为话费太贵而一起听电话的两个儿子却在喊了声爸后就泣不成声；黄求平和妻子在把一岁的女儿交给母亲照顾后去深圳打工，实在熬不住思念后终于狠心买了两张车票回家，但三岁的女儿却不认识他们，不和他们说话，甚至哭起来；李伟力在老父亲病逝后为了拿到一年的工资而没有回家送终，但十天后自己却在工地因为事故而被砸断了腿，当他拿着八千块钱和拖着一条残腿回家过年时，却因为要养活几个儿子和供他们读书，决定“腿好了还是要出去”；张百顺的儿女却永远也等不到他们的父亲了——他因为回家心切，挤上了一辆限载六十人却被塞进一百四十八人的大巴，当严重超载的大巴在路上翻进水里时，他被活活淹死了，随着他死亡的消息到达家人手里的是上车前他寄出的孩子的学费……最让人心酸的是那些匆匆回乡又急急离去的身影，让作者如此感慨：“农民工的来去，仿佛一场洪水，洗劫乡村的一切。被洗劫后的乡村到处都是孩子，也只有孩子。某种意义上，孩子仿佛一群被潮水抛到岸上的小鱼，让人感觉到危险、窒息。”
与传统意义上以婚姻关系作为分水岭的单亲家庭不同，农民工离乡后，农村产生了无数非离婚、非鳏寡的新“单亲家庭”甚至“孤儿家庭”。当父母亲成了一个失去血肉和情感的文字符号，留守儿童成了“谁也靠不住、谁也管不了”的难题：情感危机、成长畸形、道德滑坡、违法犯罪、安全隐患等等都在他们身上出现；学习差、孤独、怪癖、忧郁、行为越轨、暴躁、说谎、盗窃、伤人、被侮辱、被殴打、被恐吓也时有发生；更严重的甚至出现火灾、溺水、交通等事故或者离家出走、违法犯罪等极端情况。作者因此忧心忡忡地认为：“由于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派生，相应地它也就具有许多农民工问题的特征。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严重性、艰巨性，它都具有。”而就在不久之前，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也指出，农村留守儿童易产生亲情缺失、生活抚育、教育监护、安全保护等问题。
部分长期缺少亲情和家庭教育的留守儿童，或表现为自控能力差、脾气暴躁、盲目、叛逆、自我中心、易受暗示等攻击性的性格趋向，或表现为内向、孤独、胆小、自卑、优柔寡断、害怕交往等畏缩型性格特征。而当“隔代抚养”使老一辈颐养天年的情感错位、父母外出使父母与子女关系因疏离而错位、父母本身因长期在外打工而使夫妻关系错位、老师与家长的关系错位，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变得残缺不全并因此使留守儿童自身、家庭、学校、社会等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的问题，外国有经验
在本书作者看来，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孩子的成长环境主要有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等三部分组成，因此农村社会面临着三个环境的三位一体，以共同弥补农民工父母走后造成的残缺。我们不妨认为，留守儿童的教育是家庭、学校与社会共同的责任。只有家庭力所能及地履行好教育子女的义务、学校和教育者承担应尽的职责甚至工作职责以外的关爱与付出，社会和政府从法律上和制度上整体地把这些问题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总目标中加以解决，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才能得到标本兼治的解决。而从更高的层次看，户籍管理、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四个方面的政策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作者敏锐地留意到，农村留守儿童，甚至农民工问题都是在时代背景下农村社会和农村文化的一种反映。“我们说农村伤了，而且伤得很深。我们试图用‘伤村’二字让整个社会来关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某些人的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伤村》毕竟只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而对于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实践者以及希望做更为系统深入阅读的普通读者来说，有许多严谨和专业的阅读选择。例如，《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是相当出色的田野调查报告，更因从留守儿童自身视角出发进行洞察和分析而新颖独到；《中国弱势儿童群体：问题与对策》和《中国弱势儿童群体保护制度》则对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中国弱势儿童群体的现状、成因、面临的问题以及社会干预、社会支持、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和公共管理的可行途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探索，“这种研究对于像中国这样儿童的绝对数量过大、经济不够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国外的经验或许对我们也有所帮助。当美国政府面对大量轻而易举越过边境来到美国打黑工的墨西哥裔非法移民在美国子女的教育问题时，认为既然非法移民的现象客观存在，那么这些正值入学年龄的非法入境儿童将来很有可能也会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分子。如果他们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以后将很可能对美国社会构成严重的危害；相反，现在对他们的教育投资将为未来美国的社会治安节省数千倍的投入。如今，美国国土上的任何学龄儿童无论国籍、肤色、是不是美国公民，无论你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入境，无论你住的是自己的房子还是租来的，都一视同仁地可以就近上学，没有任何费用。
共同的责任
在这本书里有一个更让人感慨的真实故事。在云贵高原上一个交通闭塞、与世隔绝的小村子里，小学的老师问孩子们：“你们想不想去北京？”“想！”“到北京去干吗？”“到北京去放羊！”
当父母们怀着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的愿望离乡背井时，却没有料到被他们抛在背后的孩子对那渺茫的明天既缺乏想象力，也缺乏行动力；悲哀的是，连父母的面容也在且行且远间模糊不清了。更为迫切的是，有大批的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下一代新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最终很可能与其中少数人成为大学生的农家子弟一起成为城市的边缘人。而在未来十年间，上千万带着各种各样问题的留守儿童也将逐步走向社会，“我们全社会将要迎接的是情感残缺、社会和家庭责任冷漠甚至充满反社会倾向的一代，使社会陷入大量的‘无因由对立’和矛盾冲突的漩涡中，这将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巨大陷阱和不堪承受之重”，其影响之深远和形势之严峻，不言而喻。
留守，或者流动。孩子们的每种选择都同样艰辛而无奈，正如农民的两种选择——进城打工或者种田过活——都同样艰难而沉重。他们无法选择与无可逃避的死结背后，将是我们每个人须直面的道义困境与现实代价：进城务工的父母们本想通过牺牲今天来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其实恰恰是丧失了孩子们的现在；政府和社会追求当下的利益，却不知道他们正在为自己创造着一个危险的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