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回头算一下，郑这样一个“国家”生存了多少年？至少到子产死时，已有两百年约十代人的时间了，活着的人更替了好几番，这在日后的中国历史是全然不可能也不可思议的。说来，郑还是诸国中最资浅的，它是平王东迁稍前才封国的，不像鲁宋卫始自武王周公穿越了之前四百年而来，想想，一个在某一块土地已存活两百年、以及六百年之久的小国？很显然，这绝不是竹制家具能撑过的时间，而是人和他所在的这块土地已发展出盘根错节关系、已成一个完足世界的漫长时间。从《左传》看，这几个国家最高所求不过是继续这样生存下去，或说保有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往后五十年、一百年能够不变，惟一昙花般的例外是宋襄公，他在齐桓、晋文的历史间隙里寻求成为霸主的可能，他看出了机会，或说某种幻影。后代读史者说的是他令人苦笑的失败和死亡，但真正精彩的是他的庶兄左师子鱼，这是个脑子清楚无比的人，子鱼第一时间就知道宋襄公是向着毁灭而去；宋襄公曾打算让位给他遭到拒绝，宋襄公绝对是真诚的，他一直太真诚了，让真诚硬化为一种毛病。先是，宋襄公召集了鹿上之盟和楚国争雄，子鱼为之忧心忡忡，他希冀宋国失利，很辛酸的，只有失败而不是成功才能保得住宋国、保得住像他们这样的国家：“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那年秋天，诸侯再会于盂，子鱼继续：“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果然楚国趁机扣押了宋襄公并出兵伐宋，却旋即在冬天把他放回来并退兵，但这是好事吗？子鱼讲：“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翌年夏天，襄公大举伐郑一如子鱼的噩梦，楚国当然出兵救郑，这就是有名的泓之一役，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人这么打的一场战争，宋襄公华丽也滑稽的最后演出，也是子鱼的终极确认：“所谓祸在此矣。”
是的，就是这样了，鹿上之盟启动了这一灾难，子鱼如同看着宋襄公兴高采烈一步一步走进炼狱，这是单行道，也是格林说的不赦之罪，就宋郑鲁卫这样的国家而言。《左传》紧接在子鱼哀伤的话语之后，是另一则没头没尾但很悲凉的诗一样的记述，像是记史者忽然涌上来的心事或某一幅图像，记史者心思飞越了起来：“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是的，原来的国家没了宝化为石，生活方式也全变了甚至还提前一步发生（其礼先亡）、预告着更大的毁坏将至。很多时候，未来用不着你去召唤它催促它，它自动会来，赶都赶不走，像小说家冯内古特用玩笑语气说的，未来是只小哈巴狗，它自己会跑到你脚跟前，乖得很。有时候（还挺多的有时候），你真正该做的，反而是用力抵拒它为着某种更好的可能，或至少设法延迟它，延迟了就还有点机会不是吗？就有这个那个偶然发生可能改变它一点点。
子产的准确，真正淋漓尽致的演出，是在国际事务上而不是国内治政，整部《左传》读下来，他没失误过一次，命中率百分之百，准到不可思议；而且不仅仅是大趋势的判读和其应对（大趋势反而比较不会看走眼，如秋天到了天气会变凉那样），甚至是精密到包含参与任一场盟会的具体细节掌握：谁去，带多少人，多少礼物，何时抵达哪里，先做什么，强调什么，可争取到什么，得排除哪些障碍云云。子皮有几回没听他，但马上证明子产永远是对的。这样的准确已远远超过了人的机智，而是来自于完全的理解，以及事先想好、事先准备，像好的围棋手，既正确判读大局，又实际盯着对手算清每一手应棋引发的可能变化。
春秋盟会，华丽但充满凶险，是日后中国历史再不发生的事。它最为特殊的，是那个不会重现的历史时刻——诸国林立，犬牙交错时时互噬，可是又暂时受到严格的约束，灭人国家这事基本上还不能做（尽管实际上已发生如子产指责晋国的，不这样哪来你们这些大国？），卡在那里。盟会要抢在这几天内拆定时炸弹般消弭这些已聚起如上弦的箭、难撤回（撤回有各自沉重的政治代价）难控制的力量，引爆的几率并不太低于解除。事实上，盟会很快转变成某种特殊的竞技场，用来替代战争，或说武力的夸示、威吓、取得利益云云。齐桓公之后，互信空间一再缩小谁也没办法，像回事的盟会都是所谓的兵车之会（有别于不带兵的、大家大袖飘飘潇洒而来的衣冠之会），谈判、赋诗、宴饮的会场外面就是层层围起、随时可以叫进来的军队，即使强如晋君楚王都不见得感觉安全，大礼服底下常常得加一件战甲（“衷甲”），就像今天的防弹衣一样，也就是说，这些诸国大人物看起来都比平时胖，但你知我知。
对郑宋鲁卫以降这些小国家来说，这不是光荣的盛会，而是苦不堪言。不是能否不去，而是就连迟到都不行，迟到不是当场被抓起来就是引来攻伐，这实际上都一再发生过。想想当时的交通工具、道路状况和距离，这些小国家的君王或卿大夫往往还跟无家旅人一样，行李都来不及打开又接到讯息得重新上路，这也是实际上一再发生的事。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书里回忆了一九三八年秋天大战前夕慕尼黑那场著名的列强协商：“四大强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聚在一起，共同商讨一个小国家未来的命运，甚至连发言权都不给它。在一旁的房间里，两名捷克的外交官彻夜等着，只为隔天早上人家引领他们走过长长走廊，来到张伯伦和达拉第所在的房间里，听取这两个疲乏厌倦的大人物一边打着呵欠，一边向他们宣布死刑。”看昆德拉的语调，我们晓得他以为这是残酷而且全然荒唐的，但诸如此类的事也是春秋这两百多年里实际上发生的，该不该就讲习以为常呢？
我也是在昆德拉这里，才知道波兰国歌大概唱些什么，“波兰国歌的第一句话便是激动的：波兰‘还没有’‘灭亡’”——这样辛酸到让人还会笑出来的国歌，由郑宋鲁卫以降这些国家来唱，一样很合适。“还没有灭亡”，已经是人的最高目标，也是当下最值得夸口的成就了。
鲁史的《左传》，这么详细地记述下子产在一次一次盟会宛如特技的、有书写者夸大之嫌的演出，我相信，这正是这些国家人们的津津乐道，不止鲁，也应该包括宋卫等等——这些国家，当下的难题并非全然一致，便只有盟会时刻，才被置放在一起，成为同一种国家，有着一样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命运；同时，也像是面对同一张考卷作答，对错好坏一望可知，答案还可以相互比较参考。子产面对晋楚，“强悍而美丽”，在这样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日后光一个晋国就裂解出三个强国，占战国七雄的七分之三）、M形化走向的历史洋洋大河之中，宛如逆势上扬。终子产执政一生，郑国从没出现什么存亡危机，甚至没在盟会吃过任何亏，倒是争得不少当下利益，包括发言权，也包括贡纳“规费”的减低、私下贿赂的不行、盟会次数和规格要求的有所节制云云。我们仔细看，子产对晋远比对楚强硬也成功争取到较多，只因为晋比楚讲理，这说明子产是审慎的、精准的强硬，绝对是分别仔细计算过的，他清楚郑国不得不服膺的每一种限制，也就知道如何在不同的界限内让可能性极大化。
郑国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当时大概就这光景——我们差可想象，子产在盟会的每一次漂亮答案，自反而缩，当时必然在这些同样作答的国家掀起一阵阵骚动，举凡兴奋、惭愧、又过瘾又失落，还仿佛若有光的有所启示云云；而且，像规费调降这类的利益，是很实质惠及所有小国的，因此还有感谢；最终，这一定会成为一种期待：“看看这回子产又会干什么？”像等着一场表演、一个惊喜。孔子也是彼时感慨系之的人其中一名，他特别赞誉子产的文辞，正确的道理还得有人准确地、动人地说出来才行，美学问题其实是认识问题。也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桃李自己还是得先开出来漂亮的花是吧，你要人们走过来，不能高傲地或说如此懒惰地只拿出光秃秃的树干。
只是，这些一度人们眉飞色舞传颂讨论的往事、这些准确的文辞及其道理乃至于所有这些“如何让一个小国家生存下去”的精密技艺讲究及其思维，在中国，其顶峰也就是子产了。日后，再没有一个小国家挣扎着要生存下去、挣扎着保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世界。更彻底来说，中国大地，接下来两千年就只剩下泱泱大国的国民了。
不知道该怎么进入世界
我有时会这么问，特别是人在中国大陆时，故意的，也以为是必要的——如果你生在比方说荷兰或者爱尔兰这样的国家，你说事情会怎样？你的人生会怎样？你的世界图像、你的生命态度和选择、你看待别人的方式，会有什么不同和转动？
想象自己是个小国之人。
是理应有这种可能才是，或至少应该试着让这一疑问在人心里、在思维中成为可能。毕竟，人生在哪里，并不由我们决定，更不会是一种成就或一个功劳（子产在郑，孔子在鲁，叔向在晋，所以说，因为生为某个大型国家的国民而感到很骄傲，不论怎么说都是很好笑的，也是很懦弱的，而且极不礼貌）。也因此，我们往往不说人“生”在哪里，而是人被命运莫名其妙“抛掷”在哪里，这没得争论。
大国和小国，我第一时间想着的是托克维尔和他那本《论美国的民主》，一个最会看世界变化的人和一本几乎是永恒的书。托克维尔告诉我们，这是很不一样的两种眼前世界，打从根本处就不同，小国的自然状态是某种平坦的、接近透明的，而且事事具体的素朴民主样式，而大国家的自然状态则是层级的神秘的专制的，两者一开始就有如此不同的基本限制，这带来了不同的盲点、困难以及危险，也由此各自生长出不一样的好东西和坏东西；两者就连残酷都是不同的。小国家也许本来更宜于人居一些，但托克维尔指出来，小国家难以遁逃的麻烦正是灭亡，这样一种朝不保夕的现实意识，是小国之人最沉重的负担，但如果时间延迟下来，这却也是小国之人更深沉思维的开始，逼人去想那些大国家不必或压根不会去想的事，在各种不可能处看出机会、希望和喘息空间，以及最终某种让人不免意气消沉的不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子产这样的人，有乔伊斯和昆德拉那样的书写者及其思维。知道才多大、才生养多少人的小小爱尔兰光是近代三百年里出来多少伟大的书写者思维者吗？
托克维尔当时想的当然是某种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新东西、某种类似于兼有萧伯纳（又是个爱尔兰人）脑子和邓肯美貌身材的新东西，有没有呢？他以此来观看来一一分析检查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由各小殖民区块（新英格兰十三州及其他，美国星条旗上曾经只有十五颗星）黏起来的全新形式大国，也为着人类历史某一种美好可能，审慎地期盼这个全新大国。我大胆地猜，托克维尔内心最深处，也许只是持续想着一种（可不可能呢？）不会灭亡的小国家吧。
美利坚合众国这往后两百五十年，知道宪政史和美国联邦大法官史的人都晓得，正因为兼有联邦（大国家）和州（小国家），两种国家，两组法律，美国于是有一部人类世界最复杂的宪法，还有更富意义的不断讨论和修补方式。美国著名的宪法修正案，几乎每一条都标示了人类历史（不只是美国自身）思维的一次重大进展和由此确认，成为人类的共同资产。对于这个通常又乏味又浅薄粗俗的大国，这是美国最精彩、也让人难以驳斥的历史表现。
大国家有合适于它长时间想、长期发展的思维，它最根本的优势，我以为是从容稳定，时间是可信的，世界是坚实的，思维不必铤而走险不必省略跳动，能够把想的东西发展完整，如长成一株株大树。然而，总的来说，人类思维的复杂多样丰硕样貌，更多是小国家的思维成果，若我们一一回溯，最原初那一个点的突破、那一个点的发现和发明，总是生于小国生于边缘。就像中国这边，思维若能用繁花绽放来说，最后的时刻是战国，紧接着春秋这两百年后；也就是，紧接于最后一次犹是小国家林立的这样一种世界。战国的繁花般思维，是这样一种世界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世界消逝之后的结晶、返景和余响，是这样活过的人的遗言。我不以为此一时间的紧紧联结只是偶然巧合，我们可以试着这么逆向检视，这些思维成果日后证实有多少是不宜于单一大国、对大国必要的垂直体系建构是危险的、得一个一个剔除掉的？这里，我们指的不只是一把火试图烧掉全部的秦始皇一人而已，一个人做出什么可以只因为他是疯子，事实上，往后这两千年，这些思维成果有极高的比例被视为异端邪说，但被后代诋毁谩骂不是最糟（其实挨骂的程度并不算严重），真正糟糕的是当它没发生过以及遗忘，这才是彻底的关闭。于是，应该感觉可惜还是不可思议？某些思维，或者说某一块思维领域的开发，在中国，其最高峰居然是两千多年前的某一个人，这今天想起来让人不大好意思是吧。
